滿蒙聯姻監視蒙古王公？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滿蒙聯姻是清史、滿族史、蒙古史的重要事件，長達300年，涉及近600人次，民國時期仍然延續。這在世界民族上層關係史上亦屬罕見，不僅遠遠超過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和親」人數的總和，而且具有諸多特點，如制度性、指婚制、主動派嫁、互相嫁娶、連續性、地域廣、聯姻方式及具體目的的多樣性，並且實施了諸多配合聯姻的制度，在皇帝指婚之外又有滿蒙王公的自行聯姻，等等。同時，滿蒙聯姻也產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響。拙著《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對此已有所論述，現對其他問題予以介紹。
　　
皇族以外的滿蒙聯姻
　　
現在提到滿蒙聯姻，往往是指清朝皇室、宗室王公府第及一般宗室、覺羅之家亦即廣義上的清皇族與蒙古的通婚。那麼，皇族以外的八旗滿洲旗人是否也曾經與蒙古結親呢？

雖無這方面的專門記載，但從一些文獻零星、間接的記述仍可窺其一斑。例如，鈕祜祿氏是滿洲八大家之一，《鑲黃旗鈕祜祿氏家譜》即記載了該家族有四樁與蒙古結親之事，均為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遏必隆的後裔：遏必隆長女嫁漠南蒙古巴林部郡王劄什；遏必隆子彥珠之女嫁巴林蒙古郡王劄什之子郡王桑迪達；阿裏袞第六女嫁東土默特蒙古紮薩克貝子朋楚克琳沁；薩爾善長女嫁巴林蒙古四等台吉托和雅爾圖。
　　
根據李慈銘為漠北蒙古女詩人那遜蘭保《芸香館遺詩》所作的序記載，那遜蘭保「幼受詩于外祖母英太夫人」。英太夫人是滿洲費莫氏英志之妻，滿洲完顏氏（《八旗藝文編目》所收《綠芸軒詩抄》），所生之女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駐京蒙古台吉多爾濟旺楚克，那遜蘭保即為此女與多爾濟旺楚克所生。這是滿洲旗人英志之女嫁蒙古的實例，時在嘉道年間。震鈞《天咫偶聞》卷四記：「佛怡仙布政使之室人熙春，蒙古烏梁海氏」，說的是雍正時曾任四川布政使的佛喜（字怡仙，鑲藍旗滿洲人），其妻熙春是蒙古烏梁海氏。這是滿洲旗人娶蒙古女的例子。
　　
清代，很多蒙古王公在蒙古本地和北京都有府第，其中不少人長住北京，清後期約有二三十家。這些駐京蒙古王公與滿族貴族、官宦之家結親者不乏其人，前述那遜蘭保之父多爾濟旺楚克便是漠北蒙古駐京者，布政使佛喜之妻蒙古烏梁海氏熙春也可能是駐京蒙古王公之女。

皇帝指婚之外的滿蒙自行通婚
　　
自行通婚在滿蒙聯姻史上始終存在，清初較少，乾隆以後逐漸增多，嘉道以後成為主流。其中，既有滿族宗室王公與蒙古王公的自行結親，也有皇族之外的滿洲旗人與蒙古的結親。前述滿洲旗人與蒙古的結親均屬自行通婚，因為清廷並沒有制定將滿洲旗人與蒙古指婚的制度。

下面介紹一下宗室王公與蒙古貴族自行結親的情況，根據《玉牒》（即皇家族譜）所記，乾隆朝為30人次，佔該朝滿蒙聯姻總人次的17%；嘉慶至宣統朝為156人次，佔這一時期滿蒙聯姻總人次（172次）的91%。這些聯姻人的皇族一方大部分是當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乾隆初年以後，當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是不由皇帝指婚的，他們與蒙古的通婚都是自行結親。

這種自行結姻是在以前皇帝指婚所形成的姻親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些自行結姻的滿蒙貴族不少都是指婚時形成的姻親，滿蒙民族聯姻又有看重門第以及樂於親上作親、世代結姻的習俗，以至出現兩個府第家族之間多次互相結親的現象，如裕親王府與蒙古翁牛特部、肅親王府與蒙古喀喇沁部的聯姻，均屬此類。
　　
滿蒙王公自行結親這種情況，在駐京蒙古王公與滿族宗室王公之間較多。前述漠北台吉多爾濟旺楚克將其女那遜蘭保嫁給滿族宗室肅親王府，即屬於兩家的自行結親，因肅親王一支當時已不在皇帝指婚之列。那遜蘭保所生之子便是晚清著名滿族文人盛昱。另外，應由皇帝指婚的近支宗室，若未經皇帝指婚而與蒙古自行結親，也是被許可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上諭說，宗室王公與蒙古「若系伊等之親戚、行走相熟之蒙古，私行給予者尚可，准其私下結親後奏聞」（《欽定八旗通志》卷首十二《敕諭六》）。

滿蒙王公自行結親的事例很多，例如，順承郡王倫柱第十一女嫁阿拉善蒙古親王囊棟布蘇隆；倫柱之子鎮國將軍春定娶漠北蒙古駐京台吉多爾濟旺楚克之妹，即那遜蘭保的姑姑；莊親王綿課第十女嫁翁牛特蒙古郡王敖那克勒迪；貝勒文和（康熙帝之兄裕親王福全的後裔）之女嫁科爾沁蒙古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姐姐嫁禮親王全齡；僧格林沁之女嫁貝勒奕綸之子載華；僧格林沁之子伯彥訥謨祜娶怡親王載垣長女郡主；伯彥訥謨祜之子那爾蘇娶瑞郡王奕誌之女；那爾蘇之女嫁毓岐（乾隆帝後裔）；那爾蘇之子阿莫爾靈圭娶睿親王魁斌之女郡主；慶親王奕劻的長女嫁漠北蒙古駐京親王那彥圖；那彥圖的一子祺克坦娶鎮國公溥芸之女，另一子祺誠武娶鎮國將軍毓長之女；那彥圖之女嫁睿親王中銓；肅親王隆懃第二女嫁漠北蒙古的車王府，第五女嫁喀喇沁蒙古親王貢桑諾爾布；肅親王善耆之女嫁科爾沁蒙古親王業喜海順。

皇帝指婚並無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
　　
清朝皇帝把皇家女指嫁蒙古，是否有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應該說，清帝即使有這種意圖，也不可能以文字形式留諸檔案或文獻資料之中。究竟有無這種意圖，不能作簡單的推測與臆想，而應根據客觀史實進行事理上的分析與判斷。
　　
清朝皇帝對於出嫁蒙古的格格等，絕大多數是從不見面的。他所能見到的只是他的女兒即公主（包括個別養于宮中的侄女而封公主者），而在出嫁蒙古的皇家女中，公主只佔很小比例，為6％（在432人次之中，公主僅有27人次）。其他眾多的宗室王公之女，不僅平時，即使出嫁蒙古指婚時，皇帝也是不見面的，只憑宗人府提供的綠頭牌所記的簡介予以指配。直至嘉慶十年（1805），嘉慶帝才諭令：婚姻大事，如此做法太簡單，命以後將男性一方引見給皇帝，以見其品貌，為宗女擇婿。而本皇族出嫁的宗女，皇帝仍不見面，這在《宗人府則例 · 請旨指婚》中有明確記載。皇帝連宗女之面都從未見過，不可能囑咐她們監視蒙古王公。
　　
乾隆以後，出嫁蒙古的公主都已長期住在北京的公主府，不再居住蒙古地區，如果清帝有意令出嫁公主監視蒙古王公，是不會讓她們長期居京的。另外，公主的丈夫（即額駙）駐京也出於自願，並可隨時前往自己的蒙古部旗處理事務。因此，也談不到讓這些公主監視他們。
　　
乾隆以前出嫁而入居蒙古的公主大多數是嫁到與清廷關係比較密近的蒙古部旗。乾隆以前溯至順治朝，出嫁併入居蒙古部落的公主共12位元，全部嫁與原來主動歸附清廷的蒙古部落，其中5位嫁科爾沁左翼蒙古，2位嫁巴林右旗，1位嫁喀喇沁蒙古，1位嫁翁牛特蒙古，3位嫁漠北喀爾喀蒙古。
　　
科爾沁部是與清皇室關係最近的蒙古部落，公主出嫁之旗又主要是該部左翼中旗，即孝莊文皇后娘家之旗。以公主出嫁該旗，主要緣于世代結親、親上作親的習俗，所以嫁入該部的公主也較多。
　　
巴林蒙古與清皇室的關係也較密近，清太宗皇太極之女淑慧公主為孝莊文皇后所生，順治五年（1648）嫁與巴林部右旗。康熙三十年（1691），清聖祖又將女兒榮憲公主嫁入淑慧公主所嫁的家族，姑祖母與侄孫女同旗同家族生活，與嫁科爾沁左翼中旗的情況類似。
　　
喀喇沁、翁牛特部是康熙帝另外兩位公主出嫁之部，此舉似有「獎酬」之意。在察哈爾蒙古領主布林尼發動叛亂時，喀喇沁蒙古領主紮什不僅拒絕布林尼的策反，而且向康熙帝告密，並出兵平叛。翁牛特部的劄薩克郡王博和多娶皇家郡主，所生之子畢裏袞達賚襲劄薩克郡王，也積極出兵平叛。其後，康熙建木蘭圍場，大片土地主要是喀喇沁部與翁牛特部劃給清廷的。

康熙帝將其女端靜公主嫁與喀喇沁部領主紮什之子噶爾藏，將溫恪公主嫁與翁牛特部畢裏袞達賚之子蒼津，與這兩部的領主結為兒女親家，當是對他們的忠貞與支持的回報與獎勵。如果說康熙帝將女兒出嫁這兩部旨在監視他們，則不近情理，也不合常情。

另外，這兩部鄰接圍場與避暑山莊行宮，康熙帝每年於圍場舉行木蘭秋獮、駐避暑山莊期間，與女兒見面也較方便，《康熙起居注》、《清聖祖實錄》有不少相關記載，這當系康熙將女兒嫁與這兩部的又一層考慮。

再看嫁與漠北喀爾喀蒙古的三位公主。康熙帝之女恪靖公主，嫁喀爾喀土謝圖汗部領主之子敦多布多爾濟。恪靖公主出嫁後，一直沒有居住漠北土謝圖汗部，而是居於遠離漠北的漠南歸化城（起初居住在歸化城以南之清水河），直至去世，始終在漠南的公主府生活，而不在漠北本部。

康熙另一女純愨公主嫁與賽音諾顏部的策淩，策淩從小被康熙帝教養宮中，長大指為額駙，與公主生活在北京。策淩回歸漠北時，這位公主已死于京城，也從未到過漠北本部。

另一位和惠公主則是宮中養女，雍正帝把她指與土謝圖汗部的多爾濟色布騰，在京下嫁結婚，婚後一年多即死在京城，葬於北京東郊東直門外，她這一年多當主要在京居住。

可見，嫁與漠北的這幾位公主，皇帝或讓她們在北京生活，或在漠南居住，與乾隆以後皆居京的公主一樣，皇帝也沒有讓她們入居本部以監視蒙古王公之意。
　　
有一樁婚事也許有這種可能，那就是入關前皇太極之女出嫁察哈爾部。察哈爾蒙古是蒙古大汗所在之部，清入關前的天聰年間，被後金政權聯合其他蒙古部落消滅，林丹汗死，其子額哲歸降後金。皇太極讓額哲仍領其殘部，安置在盛京附近的義州就近控制，又把二公主嫁與額哲，以示籠絡。

皇太極此舉是否有監視之意，不得而知；也許有這種可能，但只是推測，未必是事實。不過，清帝即使沒有這種用意，其客觀作用又並非不存在。察哈爾這一被清廷消滅的部落，倘若其蒙古王公不甘屈從而萌生反叛之念，也許會因皇家公主在側而不得不收斂或打消這種念頭。
　　
總之，清廷出嫁蒙古的宗女，絕大多數與皇帝並不見面，還有一部分是滿蒙王公間自行結親，乾隆以後嫁與蒙古的公主也不入居蒙古，都不存在皇帝讓出嫁女監視蒙古之事。清入關後入居蒙古的公主，都是嫁入與清廷關係密近的部落。從史事及情理上分析，都看不出清帝有將公主、宗女等出嫁以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入關前嫁公主于察哈爾部是否有監視該部之意，尚不清楚，清帝即使有此意，也是極個別的特殊事例。（《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杜家驥）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復刻】科舉和選舉 | 盧斯達 on Patreon

（今天立法會發生的事情，之前也已說過不少，大方向沒有改變，也就復刻一篇以前說過的東西。歷史始終是由立法會之外輸出秩序。唯一能夠破壞這個宿命的方法，是換人和換戰略。議會只能執行絕對否決議程，議員除了否決不談其他，新人還是有希望的，雖然泛民老黨還未承諾自己會玩35+攬炒。)

我們一直都以為香港有「政治運動」，有反對派，其實一直都沒有。「公民社會」不是由等值的公民組成，而是階級社會，它的頂端是擁有立法會的人，以及擁有議席的黨派。一些局中人也會坦承，知道擁有議席，並不會改變甚麼，但會有錢，特別老實的人會承認：沒有選舉帶來的資源，連公民社會也不會有。那反過來要問這公民社會有多脆弱多虛無？

所以我們對於「公民社會」都有一個由熱到冷的learning curve。我們曾經熱烈響應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以及之後越來越多的各種示威活動。每次抗爭的失敗結果固然更令我們更沮喪更看不到出路，然而敏銳一點的人都會發現，這些活動，由於是由金字塔頂端的人發動，控制，參與其中的我們，其實談不上個人充權，政客的選舉行情倒是充了電。所以這些活動搞得越多，泛民的選情其實越穩陣，2016年非建制派在直選甚至多過親北京派。

他們的仕途越穩固，鐵票越來越鐵，但香港卻沒有變好，越來越壞。撫今追昔，香港人熱烈和應的公民社會活動，究竟是蓄力撼動體制，還是反而強化了體制本身？

這些年來的抗爭出現群眾與大台之爭，從這個階級公民社會的視野來看，其實十分簡單。因為金字塔下層的人想改變那件事，但其實去錯了場合，那些活動，本質上其實都是金字塔上層人的曝光活動、競選集會會，因為政客的手段和目的，都是為了維持議席，並無其他。他的整個生命，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改變甚麼」、「推倒甚麼」，只會為選舉帶來變數。

所以活動之中，底層和下層的參與者，本來就是打算做不一樣的事，彼此的衝突也就是命定的。泛民會派說客、糾察去試圖控制下層人，是不想這些活動出亂，離開自己的掌握。和平展示，是好的曝光，焦點在他們頭上；出了衝突，是不好的曝光，焦點轉到了平民身上。

整件事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當權者用議席遙遠控制了整個有可能出現的反對運動。我們一直以為那一半直選議席，是整個體制之中少少的民主元素。其實真相是，選舉就是香港最大的統戰活動。這個道理就像一千年的科舉，它以極少數的官位和希望，誘騙天下的所有能人異士，耗費精力於科舉考試。一旦有那個考取功名的心，朝廷的底線，就是他們的底線。就算錢和權未到手，心思也已經休戚與共了。

孔乙己只知道回字有四個寫法，但相信皇帝有日會採納自己的救時良策，這個夢幾十年都沒發成，人可能會發一半的癲。這天孔乙己跟酒館的人說，皇帝的特使昨天來跟他談論天下大勢。為著一個科舉或者選舉的位置，有很多人會想得入迷發癲。沉迷選舉，不只倒錢落海，而且在無形之中，被對方統戰。無論投入多少，都事倍功半，因為在金字塔高層的控制下，所有「公民社會」的活動，都是選舉的伸延，放出去的，最後都是他們收回來。選舉以及它派生的公民社會，說白了只是政權的延伸。

這個機制的運作，可看2014年佔領運動。一開始泛民核心還是想騎乘，當一般的活動來搞，是後來催淚彈一射，群眾一衝，衝出了兩條路，一邊是雙學，一邊是旺角群眾。這在後來就是自決派和本土派。這對金字塔的上層，是運動收不了科，而且危害自己的選舉，是蝕了大本，所以他們很快就催促雙學退場，後者拒絕，於是內部也種下了裂痕。

中國出手剝奪自決派和本土派，是來香港平亂。因為以前泛民一向能夠控制住「江湖」，但現在他們控制不住，於是中國要自己出手。而對於被剝奪議席的自決和本土派，就好像那些已經花光盤川，散盡家財上京赴考的進士，臨門一腳被拒諸門外，損失慘重，很難翻身。

看科舉制度和香港，在此情此景，也頗有得著。東晉末年，有一個標榜道教法術的孫恩起事作亂，後來孫恩兵敗自殺，他的妹夫盧循得到一個招安機會，獲封為永嘉太守。一般人到這一步，也就應該滿足。但盧循繼續起兵作亂，興水兵輾轉廣州、香港等地，甚至遠征現在的越南。有一些士兵在大嶼山和港島停留，成為原民民之一。後來的陸地人視他們為異族，描繪其為「魚人」，是為盧亭魚人。

據說蜑家人是他們的後代。但無論如何，水上人被陸上人和朝廷歧視，無權參加科舉，不能置業甚至讀書識字，則是有史可記。一班人打從開始就被斷絕了進入建制的路，又不能買田炒地，他們就走了另一條路，好像蜑家人張保仔和他的同道，去了做海盜，成為連清朝海軍都過問不了的商業帝國；明國滅亡之後，鄭氏奪取台灣抗清，靠貿易撐了18年，日韓琉球和台灣的貿易活躍到清朝要搞焦土戰，推行遷界和海禁。

剝奪政治權利在東亞歷史並非那麼少見。水上人就是長期被排除於體制之外的族群，跟猶太人一樣。當初英軍上岸的時候，傳說有一個叫「阿群」的村民做帶路黨。這些由盧循、張保仔到阿群的故事，介乎於神話和歷史之間的東西，是帝國邊境那一群人的心理投射。

這個故事其實已經唱了上千年，現在還在唱。根據《皇帝和祖宗》等等的人類學研究，以前華南的非漢住民，為了「合法」擁有田產和子孫的科舉考權，會偽造族譜，「變成」漢人。現在這個故事也一樣，「變成」中國人，認祖歸宗之後，就能得到某些陸上的利益。但在圈地運動中，永遠會有人失敗，例如新一代。現在他們連投考科舉都不可能，那麼他們的出路就只有做張保仔，成為各種走私犯，或者阿群。

這些人都輝煌過，只是在陸上人寫的歷史沒有英雄忠烈的定位，可是他們生存過、繁榮過、自由過。而不是成為到了中秋、年關，都沒有再見過他來還錢，那個役役於科舉和文字的死孔乙己。

2018-05-23

（今後新文會放在Patreon限定，歡迎及推介訂閱：https://www.patreon.com/lewisdada）

【復刻】科舉和選舉 | 盧斯達 on Patreon

（今天立法會發生的事情，之前也已說過不少，大方向沒有改變，也就復刻一篇以前說過的東西。歷史始終是由立法會之外輸出秩序。唯一能夠破壞這個宿命的方法，是換人和換戰略。議會只能執行絕對否決議程，議員除了否決不談其他，新人還是有希望的，雖然泛民老黨還未承諾自己會玩35+攬炒。)

我們一直都以為香港有「政治運動」，有反對派，其實一直都沒有。「公民社會」不是由等值的公民組成，而是階級社會，它的頂端是擁有立法會的人，以及擁有議席的黨派。一些局中人也會坦承，知道擁有議席，並不會改變甚麼，但會有錢，特別老實的人會承認：沒有選舉帶來的資源，連公民社會也不會有。那反過來要問這公民社會有多脆弱多虛無？

所以我們對於「公民社會」都有一個由熱到冷的learning curve。我們曾經熱烈響應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以及之後越來越多的各種示威活動。每次抗爭的失敗結果固然更令我們更沮喪更看不到出路，然而敏銳一點的人都會發現，這些活動，由於是由金字塔頂端的人發動，控制，參與其中的我們，其實談不上個人充權，政客的選舉行情倒是充了電。所以這些活動搞得越多，泛民的選情其實越穩陣，2016年非建制派在直選甚至多過親北京派。

他們的仕途越穩固，鐵票越來越鐵，但香港卻沒有變好，越來越壞。撫今追昔，香港人熱烈和應的公民社會活動，究竟是蓄力撼動體制，還是反而強化了體制本身？

這些年來的抗爭出現群眾與大台之爭，從這個階級公民社會的視野來看，其實十分簡單。因為金字塔下層的人想改變那件事，但其實去錯了場合，那些活動，本質上其實都是金字塔上層人的曝光活動、競選集會會，因為政客的手段和目的，都是為了維持議席，並無其他。他的整個生命，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改變甚麼」、「推倒甚麼」，只會為選舉帶來變數。

所以活動之中，底層和下層的參與者，本來就是打算做不一樣的事，彼此的衝突也就是命定的。泛民會派說客、糾察去試圖控制下層人，是不想這些活動出亂，離開自己的掌握。和平展示，是好的曝光，焦點在他們頭上；出了衝突，是不好的曝光，焦點轉到了平民身上。

整件事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當權者用議席遙遠控制了整個有可能出現的反對運動。我們一直以為那一半直選議席，是整個體制之中少少的民主元素。其實真相是，選舉就是香港最大的統戰活動。這個道理就像一千年的科舉，它以極少數的官位和希望，誘騙天下的所有能人異士，耗費精力於科舉考試。一旦有那個考取功名的心，朝廷的底線，就是他們的底線。就算錢和權未到手，心思也已經休戚與共了。

孔乙己只知道回字有四個寫法，但相信皇帝有日會採納自己的救時良策，這個夢幾十年都沒發成，人可能會發一半的癲。這天孔乙己跟酒館的人說，皇帝的特使昨天來跟他談論天下大勢。為著一個科舉或者選舉的位置，有很多人會想得入迷發癲。沉迷選舉，不只倒錢落海，而且在無形之中，被對方統戰。無論投入多少，都事倍功半，因為在金字塔高層的控制下，所有「公民社會」的活動，都是選舉的伸延，放出去的，最後都是他們收回來。選舉以及它派生的公民社會，說白了只是政權的延伸。

這個機制的運作，可看2014年佔領運動。一開始泛民核心還是想騎乘，當一般的活動來搞，是後來催淚彈一射，群眾一衝，衝出了兩條路，一邊是雙學，一邊是旺角群眾。這在後來就是自決派和本土派。這對金字塔的上層，是運動收不了科，而且危害自己的選舉，是蝕了大本，所以他們很快就催促雙學退場，後者拒絕，於是內部也種下了裂痕。

中國出手剝奪自決派和本土派，是來香港平亂。因為以前泛民一向能夠控制住「江湖」，但現在他們控制不住，於是中國要自己出手。而對於被剝奪議席的自決和本土派，就好像那些已經花光盤川，散盡家財上京赴考的進士，臨門一腳被拒諸門外，損失慘重，很難翻身。

看科舉制度和香港，在此情此景，也頗有得著。東晉末年，有一個標榜道教法術的孫恩起事作亂，後來孫恩兵敗自殺，他的妹夫盧循得到一個招安機會，獲封為永嘉太守。一般人到這一步，也就應該滿足。但盧循繼續起兵作亂，興水兵輾轉廣州、香港等地，甚至遠征現在的越南。有一些士兵在大嶼山和港島停留，成為原民民之一。後來的陸地人視他們為異族，描繪其為「魚人」，是為盧亭魚人。

據說蜑家人是他們的後代。但無論如何，水上人被陸上人和朝廷歧視，無權參加科舉，不能置業甚至讀書識字，則是有史可記。一班人打從開始就被斷絕了進入建制的路，又不能買田炒地，他們就走了另一條路，好像蜑家人張保仔和他的同道，去了做海盜，成為連清朝海軍都過問不了的商業帝國；明國滅亡之後，鄭氏奪取台灣抗清，靠貿易撐了18年，日韓琉球和台灣的貿易活躍到清朝要搞焦土戰，推行遷界和海禁。

剝奪政治權利在東亞歷史並非那麼少見。水上人就是長期被排除於體制之外的族群，跟猶太人一樣。當初英軍上岸的時候，傳說有一個叫「阿群」的村民做帶路黨。這些由盧循、張保仔到阿群的故事，介乎於神話和歷史之間的東西，是帝國邊境那一群人的心理投射。

這個故事其實已經唱了上千年，現在還在唱。根據《皇帝和祖宗》等等的人類學研究，以前華南的非漢住民，為了「合法」擁有田產和子孫的科舉考權，會偽造族譜，「變成」漢人。現在這個故事也一樣，「變成」中國人，認祖歸宗之後，就能得到某些陸上的利益。但在圈地運動中，永遠會有人失敗，例如新一代。現在他們連投考科舉都不可能，那麼他們的出路就只有做張保仔，成為各種走私犯，或者阿群。

這些人都輝煌過，只是在陸上人寫的歷史沒有英雄忠烈的定位，可是他們生存過、繁榮過、自由過。而不是成為到了中秋、年關，都沒有再見過他來還錢，那個役役於科舉和文字的死孔乙己。

2018-05-23

（今後新文會放在Patreon限定，歡迎及推介訂閱：https://www.patreon.com/lewisd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