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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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京關捷

封建皇帝，大多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很少談得上愛情的。但研究清史，會發現從太祖到溥儀，十二個皇帝幾乎每一位都有熱烈的愛情故事。清朝是個多情的王朝，或許這也是納蘭詞與《紅樓夢》產生的背景。恰逢今天是2月14情人節，我們來看看清朝的愛情故事。請看——
　　
努爾哈赤最愛阿巴亥。
　　
孝烈武皇后(1590年—1626年)，烏喇那拉氏，名阿巴亥，烏拉部滿泰貝勒女，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清太宗皇太極繼母。孝慈高皇后去世後被立為大妃，為努爾哈赤生下三子，即第十二子阿濟格、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

皇太極最愛海蘭珠。
　　
海蘭珠(1609年11月11日-1641年)，博爾濟吉特氏，清太宗皇太極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孝莊文皇后的姐姐。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撒爾19世孫女。天聰八年(1634年)，時年二十六歲海蘭珠入宮。而早在天命十年(1625年)，她年僅十三歲的妹妹布木布泰(即孝莊文皇后)就已嫁給了皇太極。海蘭珠在此之前是否婚配，前夫何人，無考。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冊封五大福晉時，封為關雎宮宸妃，為四妃之首，僅次於姑母哲哲。皇太極將海蘭珠居住的東宮賜名為「關雎宮」。「關雎」一詞取之於《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篇》，詩序注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中以水鳥和鳴比喻配偶，表現男女之間的真摯愛情。和其他四宮的宮名相比，關雎宮這個名字含義更深。海蘭珠的封號和她所居宮室的名稱，充分表達了皇太極對海蘭珠的由衷讚頌。宸妃深受皇太極寵愛，兩人感情極深。崇德二年七月初八日(1637年8月27日)，宸妃生下皇太極第八子。皇太極為此大赦，這是立太子時才會有的舉措。他們母子最受皇太極寵愛。但此子未命名，就於崇德三年正月廿八日(1638年3月13日)逝世，不滿週歲。崇德六年，宸妃逝世，年三十三。謚號敏惠恭和元妃。
　　
順治最愛董鄂氏。
　　
孝獻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世稱董鄂妃，真實名不詳。滿洲正白旗人，內大臣鄂碩之女，費揚古大將軍之姊，順治帝貞妃族姐。順治十三年(1656年)，董鄂氏入宮，深受順治帝寵愛。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封為賢妃。僅一月有餘，順治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為理由，晉封她為皇貴妃。陞遷速度之快，中國歷史少見。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董鄂氏在承乾宮病逝，年僅22歲。董鄂氏是順治帝一生最鍾愛的女子，死後追封為皇后，合葬清孝陵。謚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
　　
康熙最愛赫舍裡氏。
　　
孝誠仁皇后(1654年02月03日-1674年06月06日)赫舍裡氏，康熙帝原配妻子，滿洲正黃旗人，輔政大臣索尼孫女，領待衛內大臣噶布喇之女，索額圖侄女，妹平妃。入宮後賢良淑德，統領六宮，輔助康熙皇帝治內，受孝莊太皇太后喜愛。康熙八年生嫡子承祜，康熙十一年二月承祜夭折，四歲未序齒。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誕育胤礽時因難產崩逝，得年僅有二十一歲。由於她與康熙帝感情深厚，康熙帝非常思念她，加上太皇太后的恩准，立皇二子胤礽為皇太子(滿洲祖宗家法生前不立太子)。康熙在她去世後賜謚號仁孝皇后。後因原謚號與聖祖謚號出現重字，於雍正元年改謚，及後乾隆、嘉慶年間累加謚，曰孝誠恭肅正惠安和淑懿恪敏儷天襄聖仁皇后。
　　
雍正最愛年氏。
　　
年貴妃，即敦肅皇貴妃(1690年-1725年)年氏[1]，雍正帝妃，湖廣巡撫、後加太傅、一等公年遐齡之女，妃長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妃次兄：原授一等公、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侍世宗藩邸為側福晉，康熙五十四年，生皇四女。五十九年，生皇子福宜。六十年，生皇子贈懷親王福慧。雍正元年五月，生皇子福沛。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貴妃。雍正三年十一月，年氏病重，晉封為皇貴妃。十一月二十三日薨，謚號為敦肅皇貴妃。
　　
乾隆最愛富察氏。
　　
孝賢皇后富察氏(1712年3月28日-1748年3月11日)乾隆帝第一任皇后，鑲黃旗人，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女，郡王傅恆姊。

史載：皇后恭儉，平居冠通草絨花，不御珠玉。乾隆對其「每加敬服，鍾愛異常」。乾隆十三年，隨帝東巡，行舟於德州崩，乾隆深為哀慟，作《述悲賦》悼之。
　　
嘉慶最愛喜塔拉氏。
　　
孝淑睿皇后(1760年10月02日—1797年3月5日)，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總管內務府大臣、副都統、承恩公和爾敬額之女，嘉慶帝的第一任皇后。乾隆三十九年，賜冊為皇子永琰嫡福晉，年十五歲。乾隆四十五年，生永琰第二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生永琰第二子綿寧(即道光帝)。乾隆四十九年，生永琰第四女(即莊靜固倫公主)。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永琰。永琰改名顒琰，是為嘉慶帝。嘉慶元年正月，冊立喜塔臘氏為皇后。二月甲辰，其父和爾經額追封三等承恩公。嘉慶二年二月初七，病逝，得年三十六歲。嘉慶二年五月，謚孝淑皇后。嘉慶八年十月，入葬清西陵之昌陵地宮。道光、咸豐累加謚「孝淑端和仁莊慈懿敦裕昭肅光天祐聖睿皇后」。
　　
道光最愛鈕祜祿氏
　　
孝全成皇后(1808年3月24日-1840年2月13日)，鈕祜祿氏，名不詳，曾祖父為乾隆朝駐藏將軍成德，祖父為穆克登布，父親為清朝蘇州駐防將軍、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爵、贈一等承恩侯、晉贈三等承恩公頤齡，滿洲鑲黃旗人。她是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寧的第三位嫡妻、即位後所立的第二位皇后(1834年起在位)，清文宗咸豐帝的生母。
　　
鈕祜祿氏不管生前死後都極受道光帝的寵愛及重視，從全貴人開始(實際冊封時未冊為全貴人而直接進位全嬪)、3個月後升全妃、一年後以17歲稚齡超越所有老資格嬪妃成為僅次於孝慎成皇后的全貴妃、而後皇貴妃，直至母儀天下的皇后。她於盛年暴崩，死因不明，至今眾說紛紜，成為清宮疑案之一。她生前完全不用憑藉子嗣的晉封速度堪稱清宮罕見，當皇后後鐵腕治後宮也說明了道光帝對其非比尋常的愛重支持，她死後其子奕詝(後來的咸豐帝)能順利擊敗其他皇子最終繼承大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道光對她愛屋及烏。也因為孝全成皇后與道光帝感情極深，自她去世後道光便未曾再立皇后。
　　
咸豐最愛慈禧。
　　
孝欽顯皇后(1835年—1908年)，葉赫那拉·杏貞，清朝皇太后，咸豐帝妃嬪，同治帝生母。她以聖母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或臨朝稱制，為自1861年至1908年間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中國帝制時期少數長期當政的女性。
　　
同治最愛阿魯特氏。
　　
孝哲毅皇后(1854年7月25日-1875年3月27日)，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修撰、翰林院侍講、封三等承恩公、累部官戶尚書崇綺之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冊為皇后。孝哲幼承父教。亦工書，能左手作大字。光緒元年乙亥二月二十(1875年3月27日)寅刻崩，時距穆宗崩才七十餘日，五月上謚曰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憲天彰聖毅皇后。九月，暫安梓宮於隆福寺。五年三月二十六(1879年4月17日)，合葬惠陵，升祔太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宣統帝入嗣穆宗，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加上尊謚恭端，全謚：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恭端憲天彰聖毅皇后。
　　
光緒最愛珍妃
　　
恪順皇貴妃(1876年—1900年)，即珍妃，他他拉氏，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鑲紅旗人，光緒帝妃嬪，也是最為受寵的妃子。
　　
光緒十五年(1889年)與姐姐(瑾妃)被入選宮中，封為珍嬪，後因慈禧太后六旬萬壽加恩得晉珍妃，光緒二十年因忤太后，降為珍貴人；次年復升為珍妃。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慈禧太后出逃不想帶著珍妃而被投井殺害，享年二十四歲，被慈禧太后表面上追封為恪順皇貴妃，草草下葬在別處，後來她姐姐瑾妃做了太妃，統領後宮，才把她葬回她原本就該葬的地方——崇陵妃園寢。她容貌出眾，性格中有那麼些傲氣，即使是在自己被慈禧推下的那一刻。這一切，不過是封建王朝那悲情故夢罷了，她死後文面上殊榮再大，這女子終究是將魂送給了已經冰冷的紫禁城。
　　
溥儀最愛譚玉齡
　　
譚玉齡(1920年—1942年8月14日)，溥儀的祥貴人，貴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後，改姓譚。
　　
1937年，溥儀對婉容不滿並打入冷宮，為了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擺設和玩物，由親屬介紹當時正在北京中學讀書的譚玉齡來到長春與溥儀結婚，住在緝熙樓樓下西側。溥儀封她為祥貴人，當時溥儀32歲，譚玉齡17歲。譚玉齡入宮後與溥儀的關係很好，深受寵愛，溥儀經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譚玉齡聰明能幹，溫順賢惠，待人接物十分穩妥。但與溥儀過了5年如漆似膠的日子後，22歲的譚玉齡卻一命嗚呼。關於譚玉齡的死，至今還是個謎。
　　

這其中努爾哈赤與阿巴亥、皇太極與海蘭珠、順治與董鄂氏、光緒與珍妃的愛情故事一唱三歎，常常是文學藝術家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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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7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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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大華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號稱「富有四海」，坐擁世間富貴榮華。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節儉，並且畢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不僅把節儉看成是人生的樂趣和目標，並以此作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標準。
　　
但是，史學家們評論道光帝的節儉時，往往帶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麼，道光帝的節儉為何沒有為他留下美名，卻被人取笑為摳門、吝嗇呢？作為一國之君，他究竟能儉樸到什麼程度？道光帝這種過度的節儉，是天性使然還是別有用意呢？
　　
天子摳門，舉世無雙
　　
在中國歷史上，天子號稱「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節儉，而且畢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稱首屈一指。這位自幼生長於揮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這樣，實在難得。
　　
但是，史學家論起道光皇帝的節儉，往往帶有些揶揄的色彩。因為他節儉得過分了——該省的一定要省，不該省的也必須省，這就超出了節儉的範疇，顯得吝嗇了。所以，說他「摳門兒」好像並不過分。
　　
道光帝的節儉，在他還是皇子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是嘉慶二十三年（西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隨父親嘉慶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瀋陽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瀋陽故宮裡，雖說是宮廷，但實際上相當局促簡陋，不要說無法與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晉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瀋陽故宮闊氣多少倍。
　　
嘉慶皇帝特意把道光領到了清甯宮東暖閣，又叫人從倉庫裡拿來了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用過的遺物：已經沒人會用的糠燈、牛皮製成的蠢笨的烏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著這些簡陋的物品，聽著父皇的講解，回想著祖先創業的艱難，立志要節儉律己。
　　
回京後，道光與妻子一說，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間裡除了床鋪桌椅以外的傢俱陳設。此後，每日下午四點前後打發太監出宮買燒餅。來回路遠，太監懷裡揣著燒餅，一路小跑，燒餅仍不免冰涼堅硬。夫妻二人毫無怨言，沏上一壺熱茶，啃完燒餅，立即上床睡覺，這樣，連燈都不用點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後，迅即宣導節儉之風，並推而廣之。
　　
道光元年，皇帝發表了一篇節儉的宣言書——《禦制聲色貨利諭》，表達了節儉的理想：　
　　
第一，重義輕利，不蓄私財。要為國家省，為天下省，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說，百姓不窮，我這個皇帝能窮嗎？百姓不富，我這個皇帝能富嗎？但是，怎樣才能使百姓富起來呢？他說，我給你們省。

第二，停止各省進貢。道光認為各省進貢的多是些土特產，比如水果、蔬菜、茶葉、藥材等，地方官每每諂媚地說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但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進貢遼陽產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錢，但要雇50個壯勞力挑到北京，一來一往一個月，挑到北京爛掉一半，浪費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宮殿樓閣。經過康雍乾幾代經營，皇室居所已經盡善盡美，除了日常維護外，不必再修。今後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討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這個主意，花言巧語，蠱惑聖聽，就是大清萬世的罪人，將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禦制聲色貨利諭》頒發全國，各級官員認真學習，熱烈討論，深入領會，一片頌揚之聲。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很難了。
　　
這不，眼前就有一個難題，道光帝說停止進貢，但各省官員誰也拿不准能不能當真，何況進貢本身對地方官來說也是有利可圖。於是，心照不宣，甯左勿右，照常進貢。當然，進貢不叫進貢，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辭再懇切些，不怕他不收。
　　
於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筍、雲南的藥材、浙江的茶葉、揚州的玉器、景德鎮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斷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為難了，處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員？古語說得好，伸手不打送禮的，而且法不責眾；如果將這些孝敬退回各省，運費就會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豈不是出爾反爾。

送孝敬品的官員不厭其煩地勸說皇上，這些東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內務府也得到市場上去買。不成想，一提內務府，卻立竿見影，道光帝馬上下令「賞收」（皇帝給別人東西就賞賜，收別人的東西叫賞收）。各省的差官歡天喜地，忙不迭地叩頭謝恩。
　
為什麼一提內務府就立竿見影呢？
　　
內務府是一個管理宮廷事務的機構，內務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們提到過，當時官員盤剝百姓，上級官員盤剝下級官員，內務府官員盤剝的物件就是皇上。大家肯定會感到奇怪，內務府連皇上也敢克扣、盤剝？當然敢克扣，內務府主持皇室家務，事涉宮闈，國家監察體制對其不予監管，由皇帝直接監管內務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內務府，原因有三：
　　
一、離開了內務府，龐大的皇室就玩不轉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遷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與奴才們斤斤計較，開不了口。因為這種舉動有失身份，而且這種社會經驗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計不過內務府；
　　
三、內務府大臣都是皇帝較為親近貼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真應了那句話：越是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內務府就是個「燈下黑」的地方。
　　
內務府官員克扣、盤剝皇帝的管道主要有兩個：一是工程回扣，二是為皇家購物時報花費，無論買什麼東西，一經內務府的手，頓時價碼倍增。
　　
道光皇帝厲行節儉，內務府陽奉陰違，所以，一提起內務府就頭疼。收下了各省送來的「孝敬」，道光帝感覺這終究不是個辦法，於是，折中辦理，刪改則例，減少貢品數量、種類，如屬於奢侈性享受的貢品就徹底禁止孝敬，其他貢獻的品種和數量也有所減少，並強調按此落實，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減。比如，規定遼陽的香水梨以後每年進二百個。盛京官員跟皇上說：皇家那麼多人口，這二百個梨哪裡夠吃？道光帝說：不吃，留著上供用，二百個足夠了！
　　
因為削減了貢品，而道光帝又將宮廷每年經費降到二十萬兩。事實上，偌大一個宮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萬兩才能支應得開，於是宮廷生活艱難起來。
　　
道光皇帝帶頭過緊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筆、硯臺，每餐不過四樣菜肴，除了龍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補丁再穿。《滿清外史》記載：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麼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別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個月，可見，他一個月才換一套衣服，說明衣服不多。又規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節慶不得食肉，嬪妃平時不得使用化妝品，不得穿錦繡的衣服。多虧皇后是個賢內助，苦苦支應，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辦法，平衡多方利益，協調各面關係，才把皇家的日子對付著過下去。
　　
道光帝對皇后的賢慧十分滿意，逢皇后生日，決定為皇后祝壽。滿朝親貴重臣獻上壽禮，拜完壽，自然留下赴宴。眾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禦宴將是何等排場，不料開宴才見一人一碗打鹵麵，後來聽說，為此次壽筵，道光帝特批禦膳房宰了兩頭豬。而皇后更是高興，因為道光帝曾明確規定：萬壽節（皇帝生日）、皇后千秋節（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節）、冬至的慶賀禮儀筵宴停止舉行，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節儉，治國吝嗇
　　
道光的節儉也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西曆1831年）夏，道光帝曾經作《禦制慎德堂記》，他告誡皇子皇孫祖宗創業不易，切勿「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應該做到「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欲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思及此，又豈容逞欲妄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貴看成是受之無愧的，吃飯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華美時髦，耳目不要被視聽享樂所引誘，居住不要被豪華氣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無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見的東西看得很珍貴，一絲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這一點，怎麼能任意揮霍呢？一個萬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認識到這點實屬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勞民傷財的大事。道光帝有九個兒子、十個閨女。兒子中，長大成人的有六位；閨女中，長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較晚，在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大多未到議婚的年紀，但他指示將來婚禮一律從簡，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備裝奩也不得奢華，否則，不僅將奢靡之物擲還，還要接受處分，兒媳婦給公婆的各種禮物一概豁免。
　　
至於公主出嫁，費用不得超過二千兩白銀。額駙（駙馬）家對皇家的聘禮也須相應減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額駙家應進的「九九禮」則乾脆免掉，這樣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頓招待額駙的筵席開支。後來，道光心疼自己養大的閨女白送了人，又恢復了「九九禮」，但改為象徵性的「羊九隻」，依然不設宴，把羊收下後趕到禦膳房，與客人寒暄幾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則，以此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他一看到官員衣服光鮮，就露不悅之情，甚至規定旗員六品以下，不得衣著綢緞，一律布衣布靴。對於不能節儉的官員，他能加以處分。道光十年（西曆1830年），有人舉報盛京將軍經常在家裡演戲宴樂，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職務。
　　
《清宣宗實錄》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兒，道光十四年（西曆1834年）冬天，道光檢閱京城的禁衛軍，看到官兵都穿著樸素的衣服，高興地說：「一洗過去的惡習，崇實務本，不失滿洲舊風，將幾位主管官員各提升一級」。

在道光帝的影響下，官場風氣有所轉變，至少北京如此。幾天過後，官員們上朝都穿上打補丁的衣服。議事結束，紅日東升，乾清門內外光明一片，只見滿朝文武個個灰頭土臉，雖不至於衣衫襤褸，但當時的一般中產階層也不致於這副打扮。臨散朝，彼此之間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窮，或者交流節儉經驗，比如哪兒可以買到便宜蔬菜，如何將一斤米煮出五斤飯，等等。

道光皇帝哪裡知道，此時北京城裡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賣了個好價錢，品相稍好的舊衣服比新的還貴呢。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就只好自己做舊，把新袍子弄髒弄破加上補丁。道光帝眼見滿朝文武都穿舊衣破袍，認為自己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節儉得更加起勁。
　　
身居宮禁，不瞭解民間物價，道光經常向大臣打聽宮外的物價情況，如一斤肉要多少錢，一斤菜要多少錢，等等。無奈眾臣也不知其詳，本想緘口不言，無奈皇帝一再追問，逼急了就信口胡謅。

提倡「節儉」，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凡事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會矯枉過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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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知史討論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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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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