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啟示錄 –中國歷史的拐點 中共政權會鬆動嗎？
（文長慎入）

《中國的「車諾比風暴」》

中國古語說「疾風知勁草」；美國從不投機的股神巴菲特說「潮水退去的時候誰沒穿游泳褲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疾風來了，潮水退了，一隻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揭示了「厲害了我的國」不是勁草的事實，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結構其實是沒穿游泳褲的。在國際的「中國探照燈」越來越雪亮的當下，生活在更佳制度下的台灣，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徹底了解中共集權體制本質的機會，但是，台灣身為中國的近鄰，在人本精神下也應該「莫忘中國苦人多」。

2020年一月壓不住才「爆發」的疫情，所帶來的情緒感染力絕不亞於病毒本身的感染力，因為人們至今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是大自然演變而來的天災，人們就會像面對颶風、地震、海嘯一樣的面對，那也就不過是三、五年後船過水無痕之事。但如果是制度顢頇、行政愚昧、人性自私貪婪造成的人禍，那麼事件帶來的情感殺傷力和後遺症，將遠遠大於天災暫時的創痛。這正如1986年蘇聯共產黨治下的「車諾比事件」背後真相之震撼力，33年之後還會被後人拍成電影（Chernobyl，HBO 2019）。現在看來，若干年後一定會有一部電影「武漢」（WuHan）將事件始末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SARS 一百倍的經濟、政治殺傷力》

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控管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與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07期）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80…/post/202002050032/當人口、物流、訊息阻塞%E3%80%80范疇：病毒擊穿集權結構弱點?utm_source=今周刊&utm_medium=延伸閱讀

病毒啟示錄 –中國歷史的拐點 中共政權會鬆動嗎？
（文長慎入）

《中國的「車諾比風暴」》

中國古語說「疾風知勁草」；美國從不投機的股神巴菲特說「潮水退去的時候誰沒穿游泳褲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疾風來了，潮水退了，一隻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揭示了「厲害了我的國」不是勁草的事實，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結構其實是沒穿游泳褲的。在國際的「中國探照燈」越來越雪亮的當下，生活在更佳制度下的台灣，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徹底了解中共集權體制本質的機會，但是，台灣身為中國的近鄰，在人本精神下也應該「莫忘中國苦人多」。

2020年一月壓不住才「爆發」的疫情，所帶來的情緒感染力絕不亞於病毒本身的感染力，因為人們至今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是大自然演變而來的天災，人們就會像面對颶風、地震、海嘯一樣的面對，那也就不過是三、五年後船過水無痕之事。但如果是制度顢頇、行政愚昧、人性自私貪婪造成的人禍，那麼事件帶來的情感殺傷力和後遺症，將遠遠大於天災暫時的創痛。這正如1986年蘇聯共產黨治下的「車諾比事件」背後真相之震撼力，33年之後還會被後人拍成電影（Chernobyl，HBO 2019）。現在看來，若干年後一定會有一部電影「武漢」（WuHan）將事件始末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SARS 一百倍的經濟、政治殺傷力》

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控管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與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07期）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2002050032/當人口、物流、訊息阻塞%E3%80%80范疇：病毒擊穿集權結構弱點?utm_source=今周刊&utm_medium=延伸閱讀

這篇讀起來很聳動，也似乎在尋找接下來如果全球經濟泡沫化後的代罪羔羊的意味！

如果資本市場如此脆弱到能讓一個人呼風喚雨，那是市場集體造成的脆弱性與風險。

問題也許不是孫正義，畢竟多的是這樣幹類似勾當的人，不然，說說看貝佐斯的亞馬遜巨大虧損計畫，引發多少仿效？

不過，這不是重點，我想到的是，如果上一波金融海嘯是次級房貸，這一波會否是過度融資與過度投資，也就是這篇談到的關鍵點，市場無力消化這些後金融海嘯時起快速崛起的資本遊戲的玩法...

當然，這是我初略的感受拉，能寫出這篇還是下了很大功課的，只是歸因於個人固然是好故事，卻往往只說出了現象背後的一小部分而已！

超級個體固然已經能對世界呼風喚雨也沒錯，但更關鍵的是讓超級個體取得這樣能力與機會的整個世界機制，應該被修正，否則，還會有下一個孫正義～

買不起的孫正義：誰能消化軟銀的大體量資本游戲？

孫正義投資方法的核心：一是認知套利，即孫正義常說的時光機理論——充分利用不同國家和行業發展的非平衡。先在發達市場如美國發展業務，然后等時機成熟后再殺入日本，之后進軍中國，最后進入印度等﹔

二是利用非對稱性的資金優勢來掠取頭部項目，頭部項目獲得巨額資金后繼續攻城略地，進而獲取該賽道的壟斷地位。

當年VC一筆項目投資不過幾千萬美元，對於全球資本市場不過是很小的體量，資本市場足夠消化它的風險。當軟銀從當年的幾十億美元逐漸壯大到今天Vision Fund的千億美元級，當他可以向創新創業公司投入數百上千億美元時，這意味著市場給這些公司的估值要達到幾萬億美元，體量之大，已經超過市場的消化能力。

以WeWork為例，這家聲名在外的聯合辦公概念公司，估值從頂峰時的470億美元跌到今天的80億美元，並不是這家公司自身業務和模式出現了問題，而是二級市場不再認可孫正義給出的高定價。

在投資界看來，今天全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孫正義所帶來的風險——這是軟銀當前面臨危機的本質。
—————————

那個“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一個流行於創投界的說法是，多數投資人努力爭取成為Game winner（游戲贏家），而孫正義是少有的Game changer（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

多年來，孫正義一直的想法是做“全世界最大的企業”。在井上篤夫寫的《信仰·孫正義傳》的結尾，孫正義說：“位居三流，含恨而死，我討厭這樣的結果。我要成為第一，而且遙遙領先。”

但生於日本、美國求學、日本創業的孫正義或許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機會通過一個產品或者一個idea從零到一、僅憑實業就做成全世界最強大的企業。

所以他在2019年10月接受《日經商業周刊》採訪時發出感嘆：“互聯網革命發生時，我沒能征服。我的確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但更大的贏家是Google、亞馬遜、蘋果和Facebook。與它們相比，我為我們的規模如此之小而感到尷尬。”

1957年出生韓裔日籍的孫正義年少在日本受到冷眼，在美國才逐步獲得認可，他目睹了日本從強大走向衰落不可逆轉的命運，而在美國，他看到的是科技加金融的力量可以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個體如此強大。

1981年，孫正義在日本創建軟件銀行，從一家出版社開始，經過38年的發展，成為了日本最大的網站、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和第三大移動通信公司。在海外，軟銀投資過全球600多家公司，包括給其創造最豐厚回報的雅虎與阿里巴巴。

軟銀集團今天的市值是773億美元。但比起孫正義口中的贏家——市值10934億美元的蘋果公司，這個成績遠沒有達到他心目中“全世界最大”的目標。

孫正義多次試圖讓日本、韓國在高速通信上押上國家的未來。孫正義的一個觀點是：“過去30年，深刻影響了我們的三個指標是：CPU運算能力、存儲介質的尺寸和通信速度，這三個指標的增長速度是100萬倍。”

1998年6月，亞洲金融危機把韓國推向深淵的邊緣，孫正義和他的老朋友比爾·蓋茨造訪了青瓦台。在會談中，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向孫正義問道：“為了重建我們的經濟，你認為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孫正義回應。“有三件事，”他說，“首先、寬頻。其次、寬頻。第三、寬頻。”蓋茨點頭說：“我百分之百地同意。”

當時金大中並沒有完全理解寬頻，但這位總統很快就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使得寬頻覆蓋全國。這使得韓國在高速連接方面成為亞洲領先。

對世界經濟、政治變化的高度敏銳最終讓孫正義抓到了一個大機會，並且他比別人更極致地執行了它。

2016年開始，孫正義組建規模千億美元的投資基金——“願景基金”。前百度總裁陸奇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稱，當時大家都看了這個機會——基金周期會變長、規模會變大。“但孫正義一口氣募了一千億，是讓我有點吃驚的。”

創新工場創始人汪華曾告訴《財經》記者，正是因為蘋果、谷歌、亞馬遜這樣超級巨頭的出現，使得需要超級大基金來與之抗衡。

“標准的投資只要做好投資就行了，但要和超級巨頭抗衡，光做好投資是不夠的，更有效的做法是——用足夠多的錢，把產業投資和財務投資結合在一起。”汪華說。

作為風險投資人，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基金收益，基金規模越大回報率越低，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所以在願景基金之前，沒有人想過可以募集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基金——因為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而孫正義想的是，他可以通過超大規模的金融資本控制頭部公司來實現堪比單一巨型企業對世界的影響力。”一位長期觀察軟銀的投資人說。

孫正義在美國和歐洲布局，在中國和東南亞布局，他把世界分為了七個垂直賽道進行投資：消費、企業服務、金融科技、前沿技術、醫療科技、地產建築、交通物流。他並沒有選擇向每家公司投資一小筆錢，他更不會在最合適的時候出售股份，以賺取快速的利潤。他的做法是：大手筆投資同一賽道的多家競爭公司，謀求大股份甚至控股。

觀察孫正義過往的投資組合，他傾向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或者通過燒錢可以迅速使戰爭結束的公司，因為這樣才能保証最大概率押中賽道的最終勝出者。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最后公司即便破產了，孫正義持有的也是債——這又是典型的資本家思路。

孫正義投資了Uber所有的競爭對手（分別位於美國、中國、印度、巴西和東南亞）並在2018年終於投資了Uber本身，其在UberG輪融資時才入局，一出手就高達77億美元，一舉拿下超過15％的股權，成為Uber佔股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據《財經》記者了解，孫正義甚至一度希望促成Uber和滴滴合併。

“軟銀不是誰的盟友，而是所有人背后的那隻手。”一位創業者評價。

如果每個大賽道通過合併最終形成一到兩家超級公司，這些超級公司共同組成一個形式鬆散的公司網絡，而這個網絡背后的控制人正是孫正義——這或許是他的終極目標——一個超級網閥建構的終極、有序的世界。

目前，願景基金在軟銀集團的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今年8月，軟銀在財報展示中，毫不掩飾整個集團“棄實體，轉AI投資”的戰略傾向。

矽谷老牌風險投資公司Benchmark合伙人Bill Gurley將軟銀的錢比作是“資本武器”。他認為軟銀的打法在以前的商業史上絕無僅有。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Uber與WeWork的投資方，對軟銀而言，這兩個公司均是軟銀的“虧損”﹔但對Benchmark來說，它們成了Benchmark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回報的新故事。

Benchmark想要的是賺錢，而孫正義，他想要的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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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下半場失效

大約在八九年前，軟銀的戰略團隊展開了一項研究，研究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以后，英國在賽馬比賽中連連慘敗?

最后孫正義總結說，英國賽馬行業的衰落是由於過分強調純血統。他認為，賽馬和企業都需要新的DNA來發展壯大。

孫正義把找到一個新的DNA比作鲑魚卵的孵化。雌性鲑魚一次產的2000到3000個卵中，只有一個雄性和一個雌性卵能夠存活下來。如果有更多的存活者，鲑魚就多到會溢出河流。如果更少，那這個物種就會瀕臨滅絕。

按照計劃，孫正義將投資最多5000家由有前途的企業家領導的企業。這些企業通過聯盟或合並來雜交他們的DNA並找到其中幸存的鲑魚。

我們可以從賽馬研究和鲑魚理論看出一絲孫正義的思考套路：往往從謹慎的研究開始，得出一個非常規但合理的結論，但最終，用一種極端的方法把這個結論運用到現實中。

願景基金是如何將孫正義的想法付諸實現的？通過採訪一些在矽谷的投資人，《財經》梳理了願景基金的投資套路，它分為“三步”：

第一步，沒跟創始人談之前，孫正義團隊研究每個領域最牛的公司，他們花費數月時間了解每家公司和創始人。經過投資經理篩選之后，那些被嚴格挑選的創業者最后才能參加與孫正義的會面。

第二步，孫正義施展個人魅力的時刻到了。約創始人在自己城堡式的家裡聊聊天，或者打打高爾夫，亦或是派出直升機接上創業者。通常聊完5分鐘，孫正義會拋出他的經典問題“如果錢不是問題，你會怎麼做?”、“我們怎麼才能幫助你擴張100倍？” 會面時間基本控制在半個小時之內，出手至少1個億美元。如果創始人拒絕，孫正義會祭出他的“招牌武器”：“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投資，我就把錢砸向你的競爭對手。” 有創始人曾經找孫正義融資，本來想融1億美元，結果孫正義聽了五分鐘說，我給你7億美元，但代價是有著高昂的擴張要求。剩下的半個小時都是創始人在砍價，能不能少給一點？ 東南亞打車巨頭Grab創始人陳炳耀（Anthony Tan）曾經向《彭博商業周刊》回憶幾年前孫正義是說服他接受軟銀投資的情形，孫正義提起了他對馬雲的早期支持，當時馬雲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現在則是中國首富。 陳炳耀復述孫正義的話，“多年前，馬雲就坐在那兒，”孫正義說，“陳炳耀，你收下我的錢。這對你好，也對我好。如果你不要，對你可不太好。 和此前此后的許多人一樣，陳炳耀收下了孫正義的錢。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了滴滴和Uber身上。

第三步，投完之后，軟銀願景基金會在自己80人的投后管理團隊中，派出幾位與被投公司一起研究增長策略，並推動被投公司之間的資源整合，甚至業務的擴張、剝離。 軟銀集團的三步套路顯示，孫正義在用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權投資）式的套路去做風險投資。這套投資打法在互聯網紅利早期是非常有效的，因為互聯網紅利早期有巨大增長空間，只要賽道選對、頭部公司顯現，資本便可成為這些公司的戰略支點。 但到了互聯網下半場，市場進入“L型增長”，這套打法會非常可怕。要把手中募集的巨額資金花出去，孫正義不得不投入那些大賭大贏的公司，但這些公司底盤不穩，軟銀所給予的巨大投資款又催生了這類創業者＋軟銀自身的盲目自信。這是悲劇的開始。 願景基金重倉的滴滴、Uber，都是典型的被資本推動長出來的巨獸：不必在業務上競爭，出高價並了就行，將來壟斷后能賺回來。

軟銀的投資鼓勵創始人承擔過多的風險，但同時，它對創始人只施加了很少的限制，除了不斷要求他們擴張、擴張、擴張。一些華爾街的評論者指出，正是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的過度增長策略讓公司陷入困境。

孫正義曾說，“公司唯一的上限就是創始人的野心”。他在投資WeWork時告訴諾依曼，“在一場戰斗中，瘋子比聰明人更容易贏。”

一位矽谷的記者說，諾依曼創業時還是個“正常人”，但此后越來越失去敬畏心，在被踢出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之前，諾依曼沉醉於龍舌蘭、大麻、邪教，他把一個CEO能做的“瘋狂”事兒都做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諾伊曼准備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時，他正在馬爾代夫沖浪，當時紐約的高管們不斷請求諾伊曼趕緊回來審閱發布給投資者的重要文件。但諾伊曼不願縮短行程，而是召集一名WeWork員工到馬爾代夫進行現場簡報。 軟銀並沒能教育甚至提醒諾依曼如何正確行事。軟銀是怎麼做的？它的做法是，一直試圖把WeWork從一家房地產公司包裝成一家科技公司、一家AI公司，並高調宣傳。

評論家Shira Ovide在Bloomberg的專欄中寫到，諾伊曼承受了大部分譴責，但其他人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充斥著重要人物的董事會，包括軟銀、Benchmark、弘毅資本。 “WeWork不僅僅是某些人的失敗，這是過去10年一直處於低息環境的結果，這種環境促使投資人將資金投向那些承諾快速增長的資產。”Shira Ovide寫到，“那個愚蠢的時代造就了燒錢的網約車公司、視頻公司等等，但那個時代不會永遠持續。”

孫正義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上個月的一次企業務虛會上告訴企業家，他們需要在幾年內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可持續的業務上。

同時，他正敦促基金員工推動擁有股份的公司產生現金。 公允地說，軟銀集團前三大投資項目分別是WeWork、Uber、滴滴，雖然回報率不高，但並不能代表孫正義整體的失敗。

因為孫正義還投了大量AI和大數據公司、企業服務、醫療科技，這些領域都還沒到下半場，還在繼續增長。但AI爆發還需要時間，巨大行業集中度的時間還未來臨，他們無法消化掉軟銀巨大的資金。

孫正義的投資方法，必然會碰到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挑戰。20年前孫正義可以從破產中走出來，核心還是因為他收購了日本雅虎，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他又投資了阿里巴巴，這些公司給他帶來了頂峰回報，這是優秀公司帶來的頭部效應。

但今天的問題在於，不管是WeWork還是OYO，它們不是雅虎，更不是阿里﹔而今天孫正義也沒有再遇到當年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雙浪疊加這樣的大機會。

在孫正義身上，可以更深刻看到，每一種投資風格都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賺一類錢。“絕大部分成功者都一樣，就是他的思維方式、資源、特質、timing（時機）匹配了一個時代的大浪潮，浪潮紅利結束了，他們也就不靈了。”一位創業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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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阻擋孫正義？

優衣庫創始人、日本迅銷公司會長兼社長柳井正一直是軟銀的外部董事。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他至少勸阻過孫正義的一次離職、一次瘋狂的擴張想法和一次輕率的承諾。

2016年柳井正曾嚴厲批評孫正義，因為孫在未經董事會批准下承諾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

當時孫正義向特朗普承諾，軟銀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軟銀集團的董事會有12人，其中包括馬雲、柳井正在內的四名外部董事，軟銀董事會的平均年齡是59歲。軟銀集團沒有設AB股，孫正義在軟銀集團佔股21.94%，是軟銀集團的單一個人大股東，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在架構上，願景基金為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的子公司，除了願景基金，軟銀集團旗下還包括了ARM、Sprint、日本雅虎等其他子公司。願景基金由日本軟銀集團於2016年發起，2017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模970億美元（加上關聯基金Delta總額為1030億美元）。目前，願景基金財務收入並表到軟銀集團。

如果說之前軟銀內部還有人可以阻止孫正義，今天看起來幾乎沒什麼人可以對孫正義說不了。尤其在願景基金內。 願景基金的投委會（Investment Committee）只有兩個人，分別是孫正義和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

換句話說，孫正義不僅不想有不同意見，他甚至可能都懶得聽到。

自從三年前成立以來，願景基金就擴展到了100多名投資人員，並在短短三年內投資了近850億美元。《財經》了解到，願景基金在全球有三個最主要的辦公室：日本是軟銀集團所在地，CEO及很多高層將辦公室設立在倫敦，美國是願景基金人數最多的部門，約有400多人。

2019年開始，倫敦團隊正在迅速擴張中，人數已經快接近美國﹔願景基金管理合伙人Eric Chen正在上海組建願景基金中國部，目前擴張到十幾個人。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願景基金的許多員工對孫正義做出的投資決定感到沮喪，並且孫與員工的溝通是不暢通的。

自2019年春季以來，大約有十二名投資人員從願景基金離職，許多人對缺乏經驗的投資主管、團隊之間溝通不暢以及激勵機制不夠感到不滿。

願景基金沒有像投資基金一樣分享一定比例的投資利潤，而是將錢借給員工，讓員工將錢共同投資於該基金。這意味著如果基金表現不佳，他們的這筆錢便有去無回了。

在WeWork變成一個燙手山芋之前，軟銀集團的內部進行過一輪權力斗爭，但結局是——那些反對投資WeWork的人都辭職離開。 “WeWork是內部最復雜的案例”，一位軟銀內部人士告訴《財經》，在后來孫正義對WeWork持續追加的投資中，內部也有很多反對和質疑。

軟銀的兩任前總裁，尼克什·阿羅拉(Nikesh Arora)和阿洛克·薩馬(Alok Sama)都是內部對WeWork不看好的人士，他們在投資之前做了大量早期調研，並在2016年就建議不要以80億美元的估值投資WeWork。

2016年開始，阿羅拉和薩馬分別卷入軟銀內部的股東斗爭。有投資者匿名致信要求對阿羅拉進行調查，這個跟孫正義“親近得有點狂熱”的印度人阿羅拉就職不到兩年，於2016年中離職。

市場猜測阿羅拉的離開與軟銀發起的內部調查和孫正義不願意退休有關。 為了平息沙特人對軟銀內部利益沖突的擔憂，薩馬后來也被禁止參與願景基金的工作，在2019年離開軟銀。內部有一種看法，如今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在軟銀內部的崛起，是以犧牲薩馬為代價的。 如今，孫正義的左膀右臂，也是願景基金的核心決策層是以下兩位人士： 負責投資WeWork的人是羅恩·費舍爾（Ron Fisher），這位71歲的老爺爺目前是軟銀集團副主席，也是願景基金投資負責人，他跟隨孫正義多年，是孫正義最信任的顧問，孫正義做任何重大投資決策，他幾乎都在場。 羅恩·費舍爾的投資組合並不多。他名下只有兩個投資案例：上一個投資的公司是一家IP授權的體育用品零售商Fanatics，之后就是WeWork。這麼多年只有兩個投資且在不同的領域，這讓WeWork看起來更像是踐行孫正義的個人意願。 另一個核心人物是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57歲，此前在德意志與瑞銀工作，他2014年開始加入軟銀為戰略投資部的負責人﹔2017年成為願景基金的首席執行官。他是幫助孫正義贏得450億美元沙特基金背后的人，也是願景基金“股東運動”權力運作的中心。 孫正義這兩位左膀右臂對WeWork充分樂觀，費舍爾也進了入WeWork董事會。

曾有媒體報道稱，軟銀內部黨派林立，高管們摩拳擦掌爭得孫正義的歡心。盡管這些反對者並非主要因WeWork而離開，但隨著他們的辭職，孫正義身邊越來越缺乏“不同意見”。 一位接近願景基金的投資人士稱，目前孫正義招募的投資人在加入願景之前，多數已很久不在一線。“他無法招到市場上最好的人才。”

孫正義可以否決基金高管的所有投資決策，而且往往是在最后一分鐘的時候。《財經》記者獨家了解到，OYO進中國的時候，OYO其他投資人都持反對意見，只有孫正義一個人支持OYO進入中國市場。

唯一能制衡孫正義的，恐怕只有願景基金一期最大的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指出資人）——沙特主權財富基金。願景基金一期出資人包括沙特公共投資基金（450億），軟銀集團（280億美元），阿布扎比穆巴達拉（150億美元），以及蘋果、夏普、高通、富士康。 沙特保留了他們想否就能否的權利。最初幾筆投資時看起來一切都還好，所以沙特沒行使這個否決權，由著孫正義一擲千金，直到他們否掉此前軟銀准備花200億美元去控股WeWork的豪賭。 但到了正在募集的願景二期基金時，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對二期意願不大。最后軟銀集團決定自己投入400億美元。少了像沙特這樣的大LP，投資基金出資人更加多元化，反而加強了孫正義的話語權。

無論是軟銀集團還是願景基金，孫正義是絕對的太陽，優點是效率高、目標明確，但內部長期缺乏制衡和反對聲音，會讓這個組織不夠有彈性，讓偏執狂更偏執。 從年少時，孫正義就是一位目標至上、厭惡受到他人控制的人。高中時期，孫正義利用暑假期間去美國學習了一個月的外語。回來之后，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中途輟學，想轉到美國的高中。孫正義當時想要去美國的心情，就如他的偶像坂本龍馬脫離土佐藩一樣，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丟下病重的父親也要離開。 孫正義深深崇敬坂本龍馬（Sakamoto Ryoma）(1836 - 1867)，他是推翻德川幕府的關鍵人物。

坂本龍馬是勝海周（Katsu Kaishu）的忠實門徒，而這位武士最初打算暗殺后者。 孫曾經對日本媒體表示，他欣賞坂本龍馬對待朋友和敵人的方式。然而，孫認為，坂本龍馬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日本的未來，而不是把一切都看成是黑或白，好或壞。 但對於孫正義來說，好壞不能衡量的東西，盈利或虧損能衡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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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已經難以消化孫正義

在投資界人士看來，孫正義的“賭徒心態”在他第一次遭遇破產危機時就顯露無遺。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評級機構把軟銀信用等級定義為BB級“投機型”時，其股價縮水40倍，新資金來源全部斷絕，軟銀陷入絕境。

一年后，日本寬頻政策開放，孫正義決定轉型寬頻業務“雅虎BB”，他在各個樓道、管道間鋪設接線，但遭到日本最大運營商NTT阻撓。孫正義還需要在最后幾棟樓鋪設暗光纜就可以連成一個環了，但NTT不願意交出暗光纜。

面臨絕境時，孫正義的解決辦法是，去總務省當面抗議，並借來打火機威脅要“自焚”。

“你們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是手裡有許可權。如果這種狀況持續，我的事業也到頭了，我會召開記者發布會宣布終止雅虎BB，然后回到這裡澆上汽油。”他在現場說。

孫正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斗志高昂，他說自己為了公司可以連命都壓上去。在這些困境時刻，孫正義每天工作到凌晨3點，他表現得斗志高昂。

直到2003年，軟銀還在巨額虧損中。他萬不得已出售了青空銀行的股份，這是讓他最難受的事：“我很害怕，我恨我自己。”那一年8月，寬頻業務盈利了。軟銀走出泥沼。

今天孫正義願意花費近190億美元，謀求一家估值80億美元公司80％的股份，這不合常理。但這非常像是孫正義做出來的事。

他曾在一片質疑中收購日本掉隊的運營商沃達豐，引發股價下跌60％，背負巨債，花了七年時間讓它起死回生，成為日本盈利情況最好的運營商。他失手頻率一樣高，Sprint被收購后一蹶不振，軟銀債券被調至垃圾級。過去幾十年，軟銀一直在大起大落中——這極大加強了他的自信。

孫正義20年前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沒有本質不同，但不同之處在於，以當時軟銀的體量，市場是有足夠空間和時間來消化它的風險。而今天，當它向市場投了千億美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它的資金。

孫正義擅長大體量資本游戲，他能不停從銀行貸款、發債，是因他手裡有大量一二級市場公司股票可以抵押、變現。

但今天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太多但缺乏有效的行業可以去消化。所以孫正義的問題不會出在錢上，而是出在經濟本身的問題上、出在其所重倉押注的行業和公司本身。

關於經濟周期的悲觀情緒還在蔓延，如果出現任何“黑天鵝”引發這部分質押物的集體縮水，或者軟銀出現“債務危機”，所有與它相關的科技公司都得跟著遭殃。

在孫正義募集“千億願景基金”賺足光環時，軟銀集團也債台高筑。截至今年上半年，軟銀有1400億美元的債務，扣除現金與現金等價物的債務額后，還有460億美元的淨債務。

他曾在2000年投資阿里巴巴2000萬美元，2004年投資4000萬美元。19年后，孫正義在數次套現后還持有阿里巴巴26％的股票。按照阿里如今的市值計算，僅僅是阿里這部分股票就價值1100多億美元。

軟銀曾經通過減持阿里巴巴的股票獲取收購ARM缺失的現金流﹔2019年6月軟銀還拋售了7300萬份阿里巴巴美國存托憑証，佔阿里總股份2.8％，成功套現111.2億美元。

軟銀還多次在發債時把阿里巴巴的股票作為抵押物——這意味著，一旦軟銀現金流周轉出現問題不得不變賣資產，阿里巴巴也會因股票被拋售一起受影響。同樣，如果阿里股價下跌，軟銀也會面臨巨大壓力。

然而，有投資界人士評價說，阿里的未來和買方市場當然是巨大的，但這些恐怕都裝不下孫正義的夢想。在一個不斷變化的資本市場裡，特別是美國牛市持續多年，盛極必衰的規律使然，持續的規模膨脹和估值上升，終究有價值理性回歸之時，WeWork最近的估值縮水，就是對孫正義式的投資擴張最新的警示，問題在於，他是否清醒意識到了並有能力扭轉？

原文引述：2019年10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