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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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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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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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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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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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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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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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太古廣場外的最後兩個小時］

死因庭的投射螢幕上，展示了一張硬照，拍攝時間是晚上，看得出是一個高空工地的室外空間。慘白的閃光燈下，照片裡拍攝到一個臨時搭建的金屬平台，銀色的組裝零件有些生銹，可重用巨型螺絲與滿佈圓孔的長板上，有人留下了一隻勞工手套，一幅橫額的背面卻印有一朵朵玫瑰花。

平台上，遺留下一件黃色連身雨衣，上面寫着關於抗爭的大字沒法看到，因為已經縐起成為一團，原來穿着它的主人，35歲的青年梁凌杰，爬出平台之前，把它脫下遺留在地上，然後墮下離世。

照片裡，平台上還看到一些梁遺留下來的物品。一個大型寶藍色運動背包和一個環保袋，警察在裡面找到一本精緻的繪畫本子，裡面首兩頁寫了與反修例有關的不滿與訴求。袋裡還有一個海鮮味合味道杯麵，兩瓶樽裝飲品，其中一瓶深褐色像烏龍茶。

法官問來作證的警方談判專家：「如果我們知道，死者白天才在便利店買了杯麵和兩瓶飲品，你會如何評估（他自殺的可能性）？」

這個新的資訊，明顯令有20年處理類似場景的林警司有點愕然。作證兩小時，他侃侃而談，用字精準，聲調柔和，語氣不徐不疾。他罕有地遲疑片刻，吐出幾個字：「哦，咁就更加……（出人意表）」

他作證了兩小時，說法是，梁凌杰對他勸說的反應正面，而在他墮樓前約25分鐘前，林Sir曾問梁是否口渴，提議不如給他一支水解渴，梁當時點頭，於是他從較低位置，拋擲了一支水到梁所身處的較高平台。梁當時踎低身拾起那支水，更有打開瓶子解渴。

林Sir表示，這是正面的訊號，因為一般想於短時間內自殺的人士，較少會考慮到自己的生理需要，例如解渴或充饑。而他曾處理一些工業行動人士，買了食物再於高處危站，對方可能會預備僵持十數個小時。

而林在死因庭才第一次知道，梁凌杰願意接受他擲上來的那枝水的時候，其實他的背包裡還有兩瓶未喝完的飲料。「佢收我支水而飲，即係我地既關係有好好的進展，尤其佢無需要我的水解渴。」

但為甚麼不到半小時之後，梁爬出欄杆外墮樓身亡。林警司坦言，整晚的事情急轉直下「超出我的預料」，是二十年來處理類似場面第一次。「我評估整個談判的進展良好，他突然的舉動也令我好突然。」

＊＊＊

在反修例運動中，三位較受外界關注的去世人士，梁凌杰、陳彥霖、周梓樂，先後進行死因研訊，然而在死因庭上，梁凌杰是唯一一位，於去世前與外界有面對面對話紀錄的人士。在梁凌杰離開世界之前的兩小時，警方談判專家林景昇嘗試與他溝通，兩人的互動過程，今午在法庭首次披露。

林景昇在反修例運動中，並不是「素人警員」。運動中期，馬鞍山警署被示威者包圍，他從警署內「嗌咪」，其說話語氣柔和、聲線磁聲，受到注目，片段被放上網。有報紙以「警界顏聯武」形容他，後來警方亦安排他接受傳媒專訪，是運動中警方鮮有的「軟性面孔」。然而今日死因庭才披露，「警界顏聯武」亦是最後與梁凌杰溝通的人物。

林警司已屆中年，闊肩，說話時額上生出了兩條皺紋，戴着長方型眼鏡，剪了平頭裝，頸後有一小片贅肉，他今天戴了藍白點領呔來作供。

周梓樂的死因庭，擺放了一個立體的停車場模型，那是周墮下及警方進行驅散行動的地方；但梁凌杰雖然也是墮下去世，他的死因庭上，只以簡單圖表展示太古廣場的地理狀況，適當時候，作供的警察會劃出自己身處地點和移動路線，再由專人把畫了標誌的圖表傳遞給陪審團看。

2019年6月15日傍晚，作為待命的「警察談判專家」林景昇，被通知要和同事趕到金鐘太古廣場，處理一宗「危站」事件。他於近七時趕到現場，向其他同事理解過，知道危站男士的一些訴求，是與他「希望行政長官與警方，向示威者道歉」有關。但整個行動中，他表示看不清楚危站者身上雨衣上寫的字。

林Sir到場後，於7時15分開始從較遠的地方，嘗試與這位身份不明，穿黃雨衣的男子溝通。林曾問「我可以點稱呼你？」「有冇人想見？」對方都沒有特別反應，故當晚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他亦沒提及「家人」。

最初，梁把雨衣的帽子蓋着頭部，有戴口罩，手上拿着𠝹刀，但沒有揮舞亦看不清楚有沒有伸出刀鋒，另一隻手拿着電話。

林Sir多次形容，他評估當時梁的情況如下：「表現平和，情緒比較平靜」。林嘗試問他不同問題，例如「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你？」
「你想見邊個？」「我知道你有些訴求，你可以跟我說。」對於大部份問題，梁沒有用語言回答。「以我的經歷來說，不即時畀反應是正常的。我會重覆說話，看那一句打動到他，亦會給時間讓他消化我的話，不會一直說。」

但林Sir卻說，梁偶爾對他的說話有點頭或搖頭：「這些都是正面的反應，代表他有聆聽我的話。」林記得，他曾問梁「想不想見記者」，而他指當時梁即時搖頭：「我知道佢唔想見記者，感覺佢不想畀記者影佢相。」

另外兩個林Sir認為正面的反應是在8時38分的時候，亦即溝通了近一個半小時，當他問梁「你想由消防員或是我協助你下來？」林Sir指，梁當時罕有地以語言回應了他三個字：「我自己。」林指，由於整個晚上梁甚少說話，對這三個字印象很深。林續問梁，需要多久時間再考慮一下？林形容，梁舉起兩手手掌，十隻手指撐開。

林Sir解釋，當晚在談判期間，每當他勸說了一會兒，會稍歇十分鐘讓梁靜一靜消化一下他的話，故他們之間有個互相理解，就是以十分鐘為一個單位。林理解，梁當時舉起兩手手掌竪起十指的意思是，關於如何下來安全的地方一事上，梁表示要多考慮十分鐘。

林Sir記憶中，這個時候，梁已把𠝹刀收起。十分鐘後，就是他把樽裝水扔給梁的時候。那是8時50分，「無論是他說了那句『我自己（下來）』，還是舉雙手表示多要十分鐘，還是喝了我給他的水，這些我認為都是正面互信的溝通。（我理解是）他願意下來，只是不想人幫，或不想給傳媒拍到他要人救佢的照片。」

然而林Sir表示，他當時正慢慢移近梁，因為擔心對方體力不支，即使自行下來，也或需要他或消防員的協助。林形容，在梁不反對的情況下，他慢慢移近了可通往梁身處的二樓平台的樓梯。

然而，就在他未上樓梯之際，他看到梁爬出了平台，用雙手交叉抱着平台外的金屬柱子。幾近同一時間，三至四消防員亦到來，嘗試捉着梁的手臂，梁墮樓身亡。那時9時15分。林Sir指，由他爬出去到掉下去，「電光火石，只是幾分鐘的時間。」

「究竟係（因為）佢爬出去，所以消防員上前捉住佢；定係消防員走近，所以佢爬出去？我沒法子判斷。」林景昇在死因庭上說。但他補充，當消防員嘗試捉着梁的手時，梁曾大聲喊出：「走開。」

至於最後一刻，林Sir如此形容：「到最後一刻，消防員想捉實佢隻手，佢係（自己）想鬆手跌落去，還是不夠力氣才鬆手，我估不到。」法庭內靜默了三秒。

死因研訊主任葉志康追問，有沒有記起甚麼特別的事，有可能促使梁爬出平台外？林Sir說，記得爬出平台之前，梁曾拿着手機，看着手機畫面一段頗長時間，長達半分鐘。究竟是他只是看資訊，還是跟別人在通電話，林表示不知道，但他清楚記得，梁當晚長期戴着免提裝置，偶爾嘴部亦有郁動，但從遠處聽不到他有否說話。

葉大狀繼續問林Sir，有沒有評估梁跳下去的風險。「我們一定做評估，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預期，進展速度很快，在我廿年談判的經驗裡，是第一次發生。」梁死因研訊專員續問，「我譖氣一點再問多次，點解有呢個轉變？」

林Sir答：「這個忽然的轉變，我不想太過猜度，但可能和手機裡有啲人煽動佢，或佢睇到啲煽動的東西，或許佢看了甚麼令佢改變主意，也只是我的猜測。」

法庭裡，投射了另一張證物照片，在金屬平台地板上，看到一部反轉了擺放的手機，手機外殼呈黑色，圓邊，但外殼殘舊刮得滿了白色花紋，這是梁墮下去的遺物之一。據了解，裡面的紀錄會在死因庭稍後的研訊公開。

另外，當晚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曾嘗試向警方提出跟梁對話不果。葉大狀亦有問林景昇，一般情況會不會邀請非警隊成員加入談判。林表示，要考慮複雜的因素，例如對方與當時人關係，目的與能力，除了是專業人士如語言翻譯外，若提供協助的人士與當時人不認識，「在我廿年談判經驗未曾試過容讓完全不認識也不是專業人士的參與。」但林亦不忘說：「我地多謝市民的幫忙。」

據了解，最初沒有被邀請出席死因研訊的鄺俊宇，已經納入證人名單，將會短期內上庭作供。

＊＊＊

反修例運動中，梁凌杰是第一位與運動相關而離世的人士。在運動中後期離世的陳彥霖和周梓樂，其死因研訊反而在較早時間已經審結。有旁聽過三場死因庭的記者表示，對比三場研訊，梁凌杰的氣氛有明顯不同。

周梓樂的父母，差不多每天到場，周爸爸更忍着哽咽的淚水，在鏡頭面前呼籲市民若有任何線索，請他們出庭作供，為兒子的真相提供多一點資料，眾人為之動容；陳彥霖的家人亦有到場，亦有朋友、社工作供，法庭研訊裡大家都親切地以「彥霖」稱呼她。

然而梁凌杰的父母及胞妹，卻已離港。今天他的死因研訊，旁聽席有二十個記者，數個公眾人士。而法庭裡的稱呼，亦與彥霖和梓樂的有明顯差異。

死因庭上，沒有人用「凌杰」形容他，大家都以「穿黃色雨衣的男子」來形容這一位在反修例運動最初，穿着抗爭口號雨衣而墮樓逝世的人士。他那黃色雨衣的背影，如同一個永遠的定格，在這一場尋找真相的研訊裡，成為了他名字的代號。

（圖為2019年8月公眾為梁凌杰舉行悼念活動）

〔戴Colour Con的16歲少女〕

五月初，我旁聽了六天的審訊。「赴湯杜火」夫婦，在728暴動案被拘後，舉行了婚禮，兩人曾應記者要求擺出「心型合照」姿勢pose，活潑得很。

選擇旁聽此案，因為這宗案件影響深遠，是首宗被告否認控罪的暴動案，而且案情內容特別，沒有直接證據証明三人有在現場有暴力行為，三人是在示威現場附近後巷被捕。若此案入罪，將對以後的暴動案被告帶來重大影響。

然而，每個早上，當我抵達灣仔區域法院時，除了留意到甜蜜的湯氏夫婦之外，同案的少女小蕊（化名）卻令我印象更深。

反修例運動被捕人數千計，湯氏夫婦落落大方接受傳媒訪問，坊間還會記得這對恩愛的中年夫婦。但同案被捕時只有16歲的女學生，由於未成年，名字及樣子皆被保護，傳媒沒有曝光，更容易被忽略。

記者之間都會暱稱小蕊為「16歲少女」，但法庭資訊卻寫明她17歲，皆因被捕時她是16歲，去年夏天被捕後時空定格了，候審上庭的日子拖拉了一年，她渡過了生日，現在已17歲，但大家會仍然愛稱呼她做「永遠的16歲少女」。

在法庭這個場域，一切都是老成持重的。律師永遠黑白套裝，出入法庭的證人也總會西裝骨骨，記者也不敢穿得太休閒。少女的氣息，即使如何裝扮，也令人看得出她與嚴肅的法庭格格不入。

審訊這麼多天，她都穿了素色長袖上衣，有時是白恤衫、淺藍色恤衫，恤衫有點衣不稱身，有點縐紋，配搭深色半截裙子，裙子下的小腿，白晳而沒有肌肉。

令人深刻是一對黑色皮鞋，款式樸拙，圓頭粗鞋根，是好學生才穿的鞋子，配搭的是中學生才會穿的短白袜，整個裝扮，無論如何「成熟」，總不脫校園氣息。

小蕊的長髮有點厚，臉上還帶着嬰兒肥，戴着精緻的手鍊。早上九點半開庭之前，她在庭外的櫈子上跟穿converse的同齡朋友閒談，睡眼惺忪的，像個要遲到上課的孩子。

朋友遞上了透明膠袋包裝的「咖啡味小麵包」，這是她的早餐了，她勉強咬了幾口，保安催促她進庭，她連麵包也想帶進法庭裡，旁人勸告：「入面唔食得嘢架！」她才又尷尬地傻笑，放下麵包。

不知道法庭規矩，那是肯定的。只不過是個高中學生，面對暴動罪的審訊，要比上課痛苦不知多少。審訊了多天，幾十小時的折磨，大狀們在爭拗的細節，由宏觀到警察佈防，微觀到錄影片段裡看不看到飛出來的雜物，但畫面久久都還未涉及她和夫婦們被捕的那條小巷。庭上氣氛侷束，很多旁聽的人都忍不住昏昏欲睡。

有一次，代表她的大狀向法官請求：「我的當事人（小蕊）今天吃了藥，不舒服，她覺得呼吸困難，又不想缺席，希望法官恩准她在犯人欄裡暫時除下口罩。」審訊實在太沉悶，重覆又重覆看片段，小蕊有時合上眼，在被告欄後閉目養神。

休庭的時候，小蕊會連跑帶跳走到旁聽席找母親，把頭依偎在母親的大腿上，母親會輕撫女兒的頭髮。還有很多天要挺下去。她拿着一瓶開水，在十分鐘之後又要回到那個被告欄裡。

審訊後期，小蕊選擇自辯。一個17歲少女面對的，是曾經在旺角暴動案中把梁天琦等人成功入罪的大狀。

小蕊在庭上表示，自己在728當日是陪伴一個從台灣回港的好友，到現場看一看，戴上的頭盔和臂上的保鮮紙都是現場的人提供。她願意戴頭罩及纏保鮮紙，是因為同行的好友拒絕了，覺得自己再這樣拒絕別人的裝備「好衰」，而且覺得對方被人拒絕是「好慘」。

如此孩子氣的解釋，法官在判詞形容，可能令人覺得不可置信，未免顯得太過為人設想，過於好心，「不十分坦白」。但法官指出，這些裝備是「保護性」而非「攻擊性」，以她的年紀，或許會相信這些裝備能保護自己。而「入世未深」的小蕊，法官亦相信她未能明白自己在現場如何鼓勵其他示威者。

即使如此，法官在判詞也形容：「（她）只是一名16歲的女學生但她在證人台的表現鎮定，面對住經驗豐富，身經百戰的資深大狀的技巧和嚴厲的盤問下亦神態自若，不見有所動搖，令人印象深刻。」

控方力陳此案的證據之一，就是三人身穿的裝束和裝備。法官在判詞裡亦提到，以裝束而言，小蕊那天的裝扮不似一心來示威：「（小蕊和友人）只是一身時下普通少女夏天的逛街裝扮，二人甚至有塗脂抹粉，（小蕊的友人）更身穿短褲，（小蕊）更稱當天出門戴了有顏色的隱形眼鏡。他們的裝扮看來完全不似一心前來參與示威集結的模樣。」

愛戴Colour Con的女孩，在庭上表示之前只參加過一次遊行，728當天只是去看一看。中了催淚彈之後，流淚不止，視力模糊，在後巷偶遇到湯氏夫婦，替她洗眼。忽然遇上警察，三人的命運，從此由陌生人變成共患難的暴動案被告。

案件審結，少女無罪釋放，兩個夏天，讓她由一個普通的女學生，極速催熟成為一個經歷了暴動案的被告。拖着母親的手離開法庭，這個畫面，平凡而難得。很多人未必有她的幸運，能夠遇到一場公平的審訊。

（圖為2019年728街頭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