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翰：臺灣疑案事件簿：臺南廳前猝死事件】 日治時期，臺灣人一天的生活不再只是隨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計時的概念使得水螺的鳴笛聲成為生活型態轉換的象徵，簡單來說，聞笛聲就代表著上班或下班的轉換。 就一個製糖所的員工來看，農場農夫較為規律，夏季 5：30 上工，18：30 下工、冬季 6：30 上工，17：30 下工。 不過，製糖工人常因為甘蔗採收後糖分的流失，分秒必爭，多有加班工作的情況，大致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或是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12小時超過勞！） 根據醫師王受祿的診斷，死者楊金智確實死於腦溢血。進一步，需要瞭解是誰漸漸將他逼入絕境。先從楊金智在製糖所內的身分地位下手，瞭解他的生活情況。 製糖所的人事組織：所長一人負責製糖株式會社上級交辦的工作，其下有管理工廠各方面的係長（或係主任）數位，再者有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數位，以上都是由日本人所擔任，臺灣人多是勞力付出的農民、勞工，只有少數擁有專業技能者才能擔任社員，即是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等正式員工。 月薪待遇的差別也是職級差距的象徵之一，不只是日台的差別，在臺灣人之間也存在著距離。以製糖工來說，平均月薪約為 31 圓；正式社員，以 1940 年的辜振甫任日糖本社事務員為例，月薪就有 75 圓，是製糖工人的 2.5 倍。 根據大正 12 年的統計，臺南市 16621 戶一年的生活開銷平均約為 476.4 圓，也就是每月 39.7 圓，可見台籍社員與勞工之間的差距，正好是平均生活以上與以下的差別。 再根據明治 42 年1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調查，上流社會的臺灣人開銷龐大，生活費是下層社會開銷的 25 倍，他們的花費並非提高生活的品質，而是投入阿片的吸食與大魚大肉的宴客中。可見得臺灣人社會階級提升的同時，極可能造成更為明顯的優越感。 這樣的優越感可以表現在飲食上。 台式的飲食，庶民多是簡單的家常菜、小吃，料理方式以水煮、炒為主，減少昂貴的油脂使用，唯有喜慶時才見有肉類的食取；上層社會從自家宅園的辦桌到酒樓的宴會酒席，不僅寄情於酒食，更藉此重新建構身分與名望。 臺灣宴席料理無法避免的是油、鹹與調味，美味度雖然增加，卻也增加了人工的精雕細琢，「口味偏重」總是來台日人對於臺灣料理的評價；日本人每餐基本上是味噌湯或其他湯品、魚肉與豆類、醃漬物以及白飯。與此相比，臺灣料理極有可能就是引發楊金智腦溢血的長期殺手。 優越感表現在工作內容上。所謂製糖所社員可能是技術人員如技師、技手，管理人員如資深的工員、事務員等，不論何者都已經脫離勞動，減少勞力的付出，卻反而容易造成過度飲食的脂類堆積，成為身體中不定時的炸彈。 當職級的上升也代表著職責的增加，社員必須同時面對上級交辦任務，以及接受來自下級的不滿情緒，雙方面的壓力。製糖所台籍社員楊金智極有可能就是在此種情況下，成為「腦溢血」的病下亡魂，享年 42 歲。 從殺人方式來判斷，楊金智會發生腦溢血，自己必須負起部分的責任，但是楊金智真有選擇嗎？ 隨著臺灣總督府引進星期制與時間觀念，臺灣人的生活節奏必須循著日本人所訂定的規則走，定時的上工、定時的下工、定時的廣播、定時的鳴笛、定時的班表、定時的休閒時間，彷彿生活中的一切都在當局的掌握之中，也包括每一個人的休閒娛樂。 當公園成為最為經濟實惠的休閒場所，同時也是當局展示公權力、現代性的公共空間，散步或路經其中的臺灣人自然而然成為受體，逐漸營造出「日本統治=進步性」的觀念，生活得像一個日本人，成為許多臺灣人追募的對象。 雖然臺灣人一整天的時間被制度精細的劃分，但許多人忙碌終日的結果，卻仍然生活於平均水準之下，勞工必須加時工作、農家必須忙完工廠忙家中田事，擁有休閒娛樂成為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最大的不同。 在臺日本人受到臺灣人的追募，臺灣菁英的生活又優越於下層社會生活，臺灣階級結構因而產生，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在這樣的結構下運作：吃得飽後追求吃得好，吃得好後追求吃得精緻；私人汽車要優於大眾運輸工具，大眾運輸工具要優於腳踏車，最差還有步行…… 身分地位與生活方式被強烈地印上等號，讓掙脫前一階級的楊金智不自覺得必須在下一階級中盲目地追尋「更好的生活」。 不管情願或者不情願，生存於此種社會結構下的楊金智，似乎也做出了最終的選擇。 #臺南 #過勞 #猝死 #社畜 #楊金智 #糖業 #甘蔗 #日治臺灣 #壓榨 🎬新影片上線：【歷史事件搜查室】日治時期台南廳前怪死事件！警署改判死因？男子離奇猝逝... 影片連結在我們的主頁，大家快去看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