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下）：如何維持社會運作
　
昨天分享了上半段的逐字稿後，詹長權教授分享了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接下來，詹教授與鄭藥師要繼續跟大家談談如何使用各種篩檢工具，來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與經濟生活。
　
上集：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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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社會運作的軟性封城
　
邱顯智：就是檢測跟疫苗的部分。那我們想請教教授，剛剛從南韓、英國、新加坡到以色列，總歸來講病毒是我們的敵人。在這第三世界大戰的情況之下，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先知道敵人在哪裡？這就是篩檢的部分。第二個要件就是要能夠如何殺死敵人，就是要靠疫苗、要靠攻擊。
　
那我們想要請教教授，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了解在疫苗未達到群體免疫，目前到群體免疫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在疫苗還沒達到群體免疫之前，我們必須跟病毒共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經濟產業，比如現在立法院今天在討論紓困，因為現在各行各業都受到很大的衝擊。我們的經濟產業、我們的日常生活，一般的人民到底要如何在這個狀態下，來安全的進行生活。
　
詹長權：病毒一定要是靠人跟人的接觸傳染。尤其這次病毒，我們已經知道，他最主要傳播的途徑是經過空氣傳播，而不是飛沫傳播。所以它可以像pm2.5一樣非常微小的微粒，經過我們口或鼻子的呼吸出來以後，去感染另一個人。
　
所以怎麼辦呢？人跟人不要接觸就不會傳下去。最嚴格的就是武漢式的封城，就是人通通不能動，連買菜都不能上，他是送菜到你家裡去。這樣可以做個差不多病毒傳染的四次左右，也就是四十八天之後，它就會傳不下去。所以這個是有的說，我們為什麼封城一個月、兩個月會有效。
　
民主的國家很少人這樣做，也做不到啊。因為要去執行這個，等於是把所有人當成犯人，關在你自己的家裡，那是很困難的。那要很多的，有時候動用到軍隊去維持秩序，這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這樣走的時候，你一定要走出一條路，就是比較軟性的封城。軟性封城裡面就要分不同的層次。我常常講說，封城有的人就在你的鄰活動，有些人就在你的里活動，有的人就在你的鄉或是區的範圍活動，有的人就在縣跟市的程度活動。
　
那哪些人呢？那你就想說，哪些是維持社會生活所必需的活動的人，那他的活動範圍就最大。哪些人在這個疫情之下，可以不要那麼大的，比如說我們的長者八十幾歲，他可能在里的範圍安全的能夠走動，可能就可以了。我們可能要去思考這樣。
　
#4T是群體免疫的必要手段
　
詹長權：那要怎麼做？就要檢測啊。你就檢測安全的，你那一天就可以做這個。你檢測不安全，那一天就不要出去啊，不然你沒有辦法。現在的假設是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病毒，所以很可怕，大家都關起來。每一個人都沒有病毒的所以你就出去，然後你生病了，我才去檢測說，哇原來你有病毒！這個從從新北市跟台北市正在發展的疫情，就知道不可行嘛，都太慢了。

所以解決的方法，我們叫做testing，就檢測。檢測的目的是知道誰傳給他，他傳給誰，所以就是要去做疫情調查。我們叫做tracking跟tracing，就是說你是走哪些足跡，你碰到誰。這個就要靠我們電子的方式，我們要有一些方式來知道他的足跡。
　
接著讓非常好的疫調人員去問。過去用紙張去問，現在都數位化，人家都進步到說，你一定要用數位的速度去追病毒。這個要好好去問，那有病的就好好治療，treatment。這樣是一個我們現階段，從諾富特事件、華航機師事件，已經預告我們台灣的社會已經進入社區傳播的時候，我們本來就一直要這樣，testing、tracking、tracing、treatment，就是四T。
　
四個T的方式，是我們比較可以過相對比較正常的生活的一個疫情流行的時代。如果都不做這個，那我們可能真的要封城了。那我想，我們台灣是很難接受是用封城的方式，事實上我認為也沒有必要。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啟動這個testing、tracking、tracing、treatment四個T的防疫呢？可以的。第一個就是要testing，你要運用所有可以檢測的工具。我們就可以每天很有信心地說，就我剛剛講過，根據活動範疇不一樣需求的人，他可以是安全的人就可以出來，不安全的人就是做適當的隔離。這樣，我們可以把我們社區感染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我們還可以維持一些正常的食衣住行。
　
#精準公共衛生的趨勢

邱顯智：所以就是說，從教授的分析，結論就是在疫苗達成全體免疫之前，其實為了要維持我們正常的生活、避免封城，唯一的途徑就是檢測。
　
那我們想要請教，就是說現在所謂的居家檢測也好，或者是說這些企業快篩的篩劑來講的話，有的人會說這個偽陽性、偽陰性的比率的問題。那據我們了解，其實好的篩劑、好的快篩試劑的話，基本上也是各國都來搶的狀況。那到底現在世界上的技術，以這樣的篩劑來講，已經水準到什麼樣的程度？教授可不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詹長權：在醫學上我們叫精準醫學，在公共衛生叫精準公共衛生。所謂精準的意思就是個人化。大家如果想說，第一代的電腦，大家都要到電腦中心去用，跑你的程式，到現在我們手上的一隻手機，就比電腦還強。
　
我用這樣來比喻，就是說過去一年來，各種檢驗因為個人化、小型化，那種進步的速度是，每次我看到台灣在討論這個的時候，是一直在搖頭，還停留在Covid之前的一個想像。他都沒有去看市面上的各種試劑。所以很多的檢驗，從PCR檢驗到抗體、抗原，這些檢驗呢，都已經可以做到非常小型化、個人化，然後自己來做。
　
所有檢驗都有可能漏掉。漏掉陽性的你就是說偽陰，不是陽性的那你說那就是偽陽，這個都有。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檢測是沒有這樣。那有很多的因素造成是這樣，就是試劑本身的極限，還有人那個時候，因為病毒不是機器啊，病毒是活的東西，在身上跑的那個過程，不是我們想像說，永遠你在鼻腔裡面，你就一定採樣十次，十次踩出來的量都一樣。總之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來減少這個錯誤呢？就是持續的檢測啊。持續的檢測，就可以來減少這個誤差。所以我們在乎的，我們現在常常在乎的是一次檢測的偽陽或偽陰，而是說這個人在一段時間，我測他的偽陽或偽陰。假設在一個禮拜天天測，然後七天測下來，他的個人檢測的敏感度，可能比你某一天去一個醫院做一個PCR還準啊，因為他真的可以知道病毒在人身上的變化。這個就是不斷檢測的一個，我們叫做serial test，就是系列檢測，很多國家就用這樣。
　
現在最能被人接受，大概就是三天內，你只要隔三十六小時測一次，這樣等於是前後這樣兩次，大概你要偽陰、偽陽的機會非常少。就是你那個時段，因為經過這樣兩次檢測，你就知道很有把握，陰性就陰性，陽性就陽性。看是PCR也好，抗原也好，大概都可以做到這樣子。所以我很高興說，在你們的推動之下，國家開始想說，我們叫做居家檢測，就at home test，就是這個意思。
　
#居家檢測結合IOT
　
詹長權：我們突破這個還不夠，因為at home test最有加值價值的，也就是這一次我看到台北市和新北市裡面的檢測缺的一點，就是說人家都已經數位化。所以我們去快篩的結果，都沒有結合台灣很好的IOT技術，把這個大資料庫去作為防疫所用。

所以怎麼樣在家檢測，現在很多在家檢測的結果就結合手機，然後就一個APP，就可以到疾病防治的，像衛生局或是指揮中心，他就要開始處理這個數據。所以我們在搶時間啊。我們要的是這個人採樣完，在他家裡十五分之後的結果，某一個數據資料庫就知道，你才能採取行動阿。
　
邱顯智：趕快上傳了，透過手機透過APP上傳。
　
詹長權：對。所以我們怎麼做呢？假設說我們的學區、一個小學，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九月多，該不該開學？現在就是我們等待教育部說，我們繼續不要開學。那假設有這個系統，每一個人都測了，每天七點都測完，學校就知道這個數據了，陽性的不要來就好啦，不就可以了嗎？

為什麼？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想的。一樣，公司說你今天輪到單數的人今天來辦公室，雙數的人在家。但是輪一次，裡面十五個人有，其他七百個人沒有，那十五個人可以先不要來啊。那公司可不可以營運？這些東西都要靠檢測。你不檢測，你的假設是什麼？大家都安全？大家都覺得沒有啊、不安全。大家都不安全、都不要來？也不對啊。大部分人可能是安全的。

邱顯智：就不知道實際的狀況。
　
詹長權：所以我會說，如果居家檢測這個開始推了以後，希望我們不只是居家，我們要居家的smart testing。就是一定要把IOT的技術用上去，要把那個APP，各國都弄好了，都有這個。我們如果沒有這個，我們不斷的測，目的幹什麼？你要有這個訊息才能夠做決策啊。所以這個是如果台灣有在發展這個試劑，下一階段一定要結合這個。
　
#連結社區藥局與基層診所
　
邱顯智：瞭解，謝謝教授的說明。那這邊讓教授先休息一下。我們繼續上面的問題，來請教鄭文柏藥師。就是說社區的居家快篩或者是說At Home Test，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很有可能在醫院的診所企業索取之外，有可能開放社區藥局來提供民眾來使用，比如說像國外的狀況。其實我們也一直對開放民間來協助防疫這一塊，持非常正面的態度。希望這一次的防疫，逐步建立公私協力的系統。
　
我們在這邊，也請教鄭藥師幾個問題。首先，上面提到的居家快篩的這個模式，如果下到第一線的現場，以您的觀察，特定場所才能提供，比如藥局、診所才能提供居家快篩的試劑，有沒有必要？或者是說，要怎麼樣做，然後開放民眾方便來使用才是正確的。
　
鄭文柏：謝謝委員。其實現在因為醫院在降載，社區藥局跟基層診所大概都因為承接不敢回醫院的這些慢性病人，所以其實我們的工作量也蠻大的。只是說如果真的有需要在社區或居家做快篩的話，那我們也非常樂意來擔任這個提供者或者是後續的衛教指導的部分。
　
#居家快篩的社區衛教宣導
　
邱顯智：第二個部分，在衛教的宣導，或者是產品的使用，到底要如何使用At Home Test也好，或者是抗原抗體的試劑。民眾可能會五花八門，我真的自己可以來做嗎？以我們目前的社區藥局的能量，在社教宣導或產品使用上面，能不能因應這樣子的狀況？那我們有準備好了嗎？請教鄭藥師。
　
鄭文柏：我覺得居家快篩要考量幾個面向，就是民眾能不能正確的操作快篩試劑、能不能好好的保存，然後對判讀的結果會不會產生疑慮。比如說只測一次的偽陰性偽陽性，他會不會因為偽陽性然後害怕自己被隔離，他就不敢去做對他好的診療？會不會因為偽陰性，然後他就鬆懈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居家快篩，比如說最近有兩款居家快篩試劑在送審，那我們就會蠻期待他應該是要方便操作。因為其實在台灣，有很多是老老照顧或者是獨居長輩，那他們就需要非常簡單的，比如說是唾液快篩或者是非常簡易的鼻腔快篩。他們可能沒辦法使用現在大家一般看到的，要放到鼻腔非常深入的地方。如果沒有放準、放不對，也有可能造成組織的受傷，或者是測出來的結果是不精準的。所以快篩試劑簡不簡單使用，是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後續判讀的結果，我覺得其實也蠻需要供應者，他可以當作一個持續諮詢跟追蹤的一個平台。比如說，由我這家藥局供應民眾的快篩試劑，後續有問題的時候，他應該要可以找到我這家藥局，或者是找到理想的醫院的檢驗科，或者是基層診所的窗口，去做持續的溝通。讓他不管是測出什麼結果，都可以得到好的後續的追蹤跟治療，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建置高齡友善的IOT系統
　
鄭文柏：剛剛院長有提到IOT的部分，我覺得非常好。居家的部分，我剛有提到居家有一小部分是老老照顧或者是獨居長輩，他們可能會沒有相關的設備可以去做IOT的回報。其實像基層的藥局跟診所，我們都有健保VPN，包括我們去年的口罩實名制到現在很多的檢驗數值還有現在慢性處方簽，也可以用通訊診療或居家醫療的方式。其實健保的這個系統都是非常好用的。
　
剛剛提到的這兩個老老照顧或者獨居長輩，他們不會使用這些裝置，他們就可以用電話的方式提供他們這些通路，講說我測出來的結果我是怎麼樣，那你是不是可以幫我用VPN做通報。

其實這個對我們現在的科技門檻應該都不是太難的部分。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把這些串在一起，我們可以供應簡單操作的試劑，然後給民眾明確的使用方針跟後續通報的方針的話，那我們就蠻有機會把這一塊給填補起來，達到大家都可以很明確掌握現在社區整體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回到剛剛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覺得這個快篩試劑還是牽涉到蠻多的指導，包括操作面、保存面、後續判讀結果的追蹤面。所以我覺得他還是要在一個，相對可以持續的追蹤跟衛教的場所來提供，會比較好。

如果真的到了那個階段，社區藥局或是基層診所或者是檢驗所，我們要來供應這個試劑的話，我自己會蠻期待這些基層的單位可以串聯起來，去製作一些易讀的手冊，可以讓自己跟民眾都對快篩試劑的整個使用操作有更多的了解，可以讓民眾更安心地去使用。
　
邱顯智：謝謝藥師。這個部分接下來也是我們關心的重點，就是說希望到時候居家快篩的試劑指引出來之後，我們能夠用最快的速度，讓這些資訊可以馬上讓一般民眾來了解。
　
藥師剛剛也提到一點，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說後續的制度也能夠趕快把他趕上，不只是說銷售At Home Test，相關的配套。那其實剛剛院長也有提到，就是說如何能夠把這個資料去上傳，透過自己的手機等等之類的。那如果說，像你跟診所或者是在這個藥師在藥局教授的話，透過藥師或者是診所來做一些指引或是指導，相關的後續應該要如何來處理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蠻理想的方式。

#如何看待快篩的偽陽偽陰問題
　
邱顯智：老師想再請教，接下來如果因應大規模的居家快篩或是企業快篩，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很多民眾還是會覺得說，那到底，因為剛剛其實也提到，檢測試劑不可能提供百分之百的準確狀況，這個偽陽性的問題到底該如何去解決，這其實也是大家關心的。

快篩之後要搭配PCR的方式呢，透過擴大PCR的量能夠接上快篩的速度嗎？這個到底是要怎麼樣來處理？其實就是說，現在民眾大家也在擔心說，如果驗出來結果是偽陰性，那受測者他可能就放心出去到處亂跑等等之類的，或者是說測出陽性後他不想被隔離，所以隱匿不報。

就這個方面，如果看其他國家的做法的話，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來防止這樣的情形發生，或者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要如何來看待這些問題。

詹長權：就是說如果有所謂的偽陰偽陽，現在大概都做到99點幾，也就是一千個人，你會發生錯誤的常常是一到五個人而已。幾乎做到快100%不會有錯誤。這樣的事情告訴我們就是說，我們在乎的是那一個人，還是九百九十九個。
檢測的目的，剛剛我有說過，一定要給活動力最大的人用。所以說長照的人，當然是要由社區藥局或是長照的角度去幫他測，可是那個測出來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西方已經很多地方，在德國，你以後要去參加看一個球賽，你就要有檢測護照啊，我測過啦。不管你是哪一個，你才能進去呀。不然你要怎麼辦？所以我剛剛講IOT，要認真去想，就是說我測完之後，除了上報我那一天，要有一個數據，那個東西你就要show。

所以他們現在在很多地方，要去聽音樂會，要去參加一個群體的活動，他規定你只有100人，而且100人都要測過，要陰性才能進去，你要怎麼去檢查？你口袋裡面去放一張紙嗎？還是你要去放在手機裡面。所以後面是一個比較現代的社會能夠用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人，譬如說，假設你是住新竹，你必須在台北跟新竹來往，那你要有通行證。通行證怎麼去弄？當然是在某一個APP上會比較方便。所以這樣開始測以後，就會有用途，每一個測要有後面的用途。我們常常是為了測而測，爭論偽陽性偽陰性。這個是要什麼用途，才有意思。

#目標導向的疫調作業

邱顯智：這要有誘因，這就是一個誘因。

詹長權：所以從工廠，我現在跟彰化縣衛生局詢問，他們非常聰明的，彰化縣衛生局大概會跟廠商開始做這個快篩的計畫。廠商提出來之後，他們會去輔導他。所以工廠的快篩就跟外面不一樣。今天假設工廠有1000人，他們希望做風險評估，把它分成小的一塊一塊，假設是100人100人。他要有系統地去測，測出陽性要做疫調，要把他圈起來，這樣是比較好。

工廠並不像社區，它有生產線有一些事情。我就覺得說，在什麼科學園區設立快篩站，那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你必須要一個廠一個廠，跟它工作的特性。我們現在已經，我舉個例子來講，從我們工廠的分析，可能只有30個人，最可能跟300個人互動，其他的人他去工廠也沒什麼跟人家互動，你要先測誰？測那個跟人家很多互動的那群人。所以要有目標的、有方向性的快篩。

這樣每一個工廠我們如果有這樣的輔導之後，因為測完之後，我說要去疫調，誰來疫調？當然是衛生單位要去介入疫調。所以那有一個介面，不是測了就好。陽性的就要開始去問，前14天接觸過誰？誰來問這個？這個當然越早知道資訊越早能夠問嘛。

有些有病的你就要治療，要送到醫院去。這邊有一個建議，讓我看到目前為止，都為了篩而篩。你篩了沒有去跟地方的醫療資源整合，所以衛生局責無旁貸，要出來。市政府的或縣政府的勞工處也責無旁貸要出來，因為這個是互相有關係的。那他這個體系有了以後，我們的醫療也好，我們的社區藥局所扮演的角色就清楚。
　
#區分快篩現場的性質
　
詹長權：今天我們進入到職場的快篩或居家的快篩，我們很多人還覺得他好像是醫療的快篩。不是的，因為我們一般的藥局是不瞭解工廠的運作。這一號是職業衛生的人要去了解。所以國家已經進入到那個部分，是要跨部會進來做很多事情，不是只有衛福部。因為衛福部對醫療體系很清楚，對醫生病人很清楚，可是他對勞工跟工廠跟老闆之間，這個他不清楚，那他們有一定的作業的方式。
　
所以我跟我在園區的學生，他們都做到工安衛的主管，我就跟他們講，這是一個對於工人安全衛生保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這一個生物性的危害，我們要怎麼去因應？這個部分就是說，假設衛福部門、醫藥的部門，進去以後，怎麼跟他們一起合作、學習他們工廠的運作，有的是24小時輪班的，有的是上班制的。這個都有一些要去修正以後才能做。

##提供居家快篩是民主國家的基本人權
　
詹長權：但是這個，我還是覺得說，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過，這是人權。這不是衛生單位為了控制疫情的權力，這是每一個人應該讓他知道我有沒有。一個民主的國家，提供這個居家型的自我檢測，就是賦予人民最重要的一個權利。你讓他知道，那他知道以後資訊怎麼用，大家要來討論。也有可能出現你說，為了怕被汙名化，他就掩藏的，這他每個社會都有。
　
但是在防疫當中，感染的這個資訊不會是100%個人的隱私權，這個不可能，因為你會影響到別人。所以這一定有一個界線。但是我想，給每一個人自己知道此時此刻我是不是有感染，我是不是已經感染過，這是應該要有的人權。

所以如果你們已經爭取到這個，國家也體認到這個，我們是一個人權立國的國家，我們應該要付給人民，要研發出對於人民了解自己被感染的狀態的這個工具，要越方便越好，越好用越好。這個是責無旁貸的。一旦這樣，我們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很有力量地去對抗這個病毒。這是每個人都很聰明的，每個人都很自知的，那他才會有動力說我們一起來解決。
　
這個普篩或是廣篩以後，會給人民，你會發現有一個新的力量，就是說他會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也會關心別人的健康。這是我看到，你看我們這個藥師就知道了。慢性病裡面，糖尿病的人測血糖，高血壓的人測血壓，現在好多人都測到好像專家，還會教人家你就怎麼樣，你要注意怎麼樣。這個就是我們健康裡面的賦權觀念，Enpower，他就會注重自己的健康。因為他覺得很重要，他就會去教別人。

所以你會以後看到居家檢測，他會教說你要這樣做才會更正確，這樣我們全民防疫的意識就會提高。所以我覺得就是要站在人權的角度裡面，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你就給他這個權利，給他自己掌控自己命運的那種感覺的時候，我想這個事情就很容易推。
　
#醫療廢棄物處理
　
邱顯智：老師這個說法真的非常令人感動，馬上有網友說非常贊同老師說這個人民有知的權利。那這個部份想請教鄭藥師，關於有一些朋友也擔心說，比如說這個at home test ，at home test 之後假設驗到陽性，那這個會不會有醫療廢棄物的處理。就是說，如果一般來講，像在藥局，或是說在醫院跟診所，這個部分不知道要如何處理？以後如果說有居家快篩的狀況的時候，我們也關注這一的部分，是不是有一個妥善的處理方式？
　
鄭文柏：一般藥局比較常遇到的，像是胰島素的注射針筒，大概是我們比較常見的醫療廢棄物。我們除了會教導民眾收集這些使用過針筒，不要插到自己或者扎到處理廢棄物的人之外，如果他不會自己處理的話，我們就會請他帶到藥局，可能會有那種廢棄物的收集箱，會去把它收集起來，也會把它當成一個感染性的廢棄物。其實醫療院所大概都會是這個樣子。就是我們會有適當的裝備，然後去謹慎的處理這個。把它跟一般的垃圾分離開來這樣子。
　
那在疫情的測試劑，如果產生了醫療廢棄物，我的想像是它其實是應該跟這個確診的個案到醫療院所。因為到底試劑有沒有判讀錯誤，我覺得那個還是需要去dobule check的。所以應該民眾不用嘗試著去特別的處理它，而是讓它留著，可以到醫療院所去做進一步的確認跟後續的處理，可能會是比較好的方式。那這個可能詳盡的處理流程，也應該是在我們整個快篩的指引，或者甚至是在包裝的上面可以呈現出來，讓民眾有個比較好的依循這樣子。
　
邱顯智：是。謝謝鄭藥師的說明。那時間也差不多，我們今天的直播也要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不知道詹教授或者是鄭藥師二位，有沒有想要補充說明的部分。
　
詹長權：補充一下他講的最後一段。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陰性嘛，那陰性就是當一般廢棄物處理掉就可以了。他就是陰性啊。那陽性的人就是跟陽性一樣，他不只是他這個東西，很多東西他都不能亂丟啊。國家就要有一個機制。國外的很多作法，他其實有特殊的袋子，他要求你就郵寄回去，不管你是陰性或陽性，他就處理。如果是在藥局，就是很像我們剛剛沒有錯嘛，很多這個注射胰島素的，一段時間就回去。
　
所以也有可能在社區裡面，就變成你們必須要有有害廢棄物收集的桶子，反正他就這樣去處理。他本身就不可以跟別人接觸了嘛，頂多是他自己騎腳踏車，到你那裏放一下，回去他也沒有跟別人接觸。這是一種方式，就是不處理，就是跟居家檢疫一樣，應該有特殊收集的體系。
　
這個都做得到。但是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陰性，所以他就是跟我們一般的垃圾，跟這個摳耳朵一樣，摳一摳你不是也丟掉嗎？我想就是這樣。不應該用一些小細節來說這個好像很困難做，會有社區傳染的危險性。我想還是以那句話，如果你去想想看他是一個基本人權，變成你想知道，那你就會非常小心，你一定會非常小心，因為你已經體認到它的重要性。
　
#結語
　
邱顯智：是的，就是基本人權，而且也是疫苗來到到達群體免疫之前，偵測是唯一的方法，能夠把敵人在哪裡，能夠真的把它找出來。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兩位來上我們的直播，也非常感謝螢幕前面的這些觀眾朋友。面對未來不管是居家快篩或者是企業快篩，相信台灣的防疫又是新一波的挑戰。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能夠請到詹長權教授、院長，來跟我們分享這些寶貴的建議跟專業的看法。
　
也非常感謝鄭藥師，提供我們一些現場的觀察。今天很開心，看到指揮中心總算來根據我們的主張開放社區居家快篩。也謝謝許多網友對我們的指教，我們一定會持續監督相關的議題。希望今天的內容對大家在未來疫苗大規模到達之前，該有的防疫的概念，然後讓大家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面對相關問題能有一個心理的準備。再次謝謝大家。今天節目到此結束，謝謝鄭藥師，謝謝詹教授，謝謝。

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解放軍距你有點遠，但美軍距你非常近！

2018-11-08 方格子

王臻明 經營部落格「假圖天國」，專長為戰史、中國近代史、軍事、國際關係與地緣戰略，持續提供非主流、非熱門的軍武發展分析與國際政治情勢解讀，也常回顧重大歷史事件與戰史。

是說在討論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時，常常希望能破除一些迷思，讓國人瞭解中國解放軍其實並沒有辦法突然發動大規模的對台作戰。因為集結大量部隊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而在這個衛星時代，不止衛星時時監看，預警雷達的偵測範圍也廣達數千公里，要調動集結數量龐大的部隊，幾乎不可能不被察覺。而在論述這個觀念時，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以美軍運輸能力之強，也是花了好幾個月才讓部隊一一抵達作戰位置。也因此目前運輸能力還遠不如當時美軍的解放軍，要集結空軍戰機、海軍艦隊、登陸部隊、載運登陸部隊的兩棲艦艇，恐怕要花費一番心力才能辦到。而另一個好例子則是台海九六年飛彈危機時，解放軍以演習之名進行兵力集結時，其動員規模還未達可以發動大規模渡海作戰的程度，前前後後卻已花費了數個月時間準備，其困難度可見一斑。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擁有全球快速反應與部署能力的美軍就是例外。

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安全防禦承諾的美國，常常會面臨需要緊急介入各國危機的情況，也因此一直在研究如何讓部隊能快速反應，立即機動部署到衝突地區。從越戰開始，到過去兩次的波斯灣戰爭，美軍對於自己的表現有諸多檢討，並認為還有極大的精進空間，所以慢慢發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新模式，可以讓地面部隊快速趕到需要的地方。一般來說，想到美國的快速反應部隊，許多人腦海里第一時間出現的都是美國陸軍的82空降師與101空中突擊師。只是這兩支部隊雖然戰功彪炳，但空降或機降步兵都屬於輕裝步兵，雖然可以一聲令下，立刻由其中輪值快速反應任務的戰備旅，在幾天內部署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但輕裝步兵的缺點，在於很難抵禦敵方的機械化重型部隊。因為傘兵為了可以快速部署，捨棄了裝甲車與重裝備，因此雖然可以快速趕到戰區，卻不一定能擋住敵人。

因此另一支也常常被視為是美軍先鋒部隊的海軍陸戰隊，就必需要負擔起這樣的作戰任務。海軍陸戰隊除了也能夠快速部署，趕赴戰場外，還可以快速發動一定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將兩棲突擊車、主力戰車、火炮、各種載具等重裝備開上灘頭，投入戰場之中。而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性質不同的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傘兵，就要有不同的策略。陸軍傘兵由於是在輕裝的狀態下，可利用運輸機進行長程運輸，在美國擁有龐大機隊與空中加油能力下，傘兵部隊只要部署在美國本土即可，只要讓不同的旅級單位，輪流擔任戰備，負責快速反應任務，就可以兼顧日常的作戰訓練與人員輪休的需求。畢竟這世界上沒有一支部隊可以長期擔任戰備任務，不斷保持可以隨時出動的警戒狀態。但擁有各型重型武器，又以海運為主的海軍陸戰隊，就不能採用這樣的方式了，若部署在美國本土，將無法即時趕到世界各地的戰場，但如果讓部隊長期維持在作戰狀態下部署於海外，又會讓海軍陸戰隊師老兵疲，因此需要另外想辦法。

美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前進與預置部署」，也就是預先將海軍陸戰隊集結部署在可能發生衝突，而且作戰環境又適合海軍陸戰隊的地區。像歐洲戰場是典型的大陸型作戰環境，海軍陸戰隊所能扮演的角色較小，但太平洋戰場大多是濱海國家與一連串的島鏈，是海軍陸戰隊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還有日本這個盟邦可供駐軍。也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三遠征軍，就長期駐紮在沖繩。第三遠征軍是所謂的「空地特遣隊（Marine Air-Ground Task Force，MAGTF）」作戰編組，包含指揮參謀單位，下轄地面部隊，空中作戰聯隊，與後勤支援群，可以發動一場兩棲登陸作戰，並獨力作戰一段時間，等待後援抵達。空地特遣隊的最大優點是組織靈活，可以視作戰任務的需求，快速調整編成規模的大小，一般是分為三級，規模最大的就是海軍陸戰隊遠征軍（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MEF）、其次為規模較小的海軍陸戰隊遠征旅（Marine Expeditionary Brigade，MEB），而規模最小但最靈活的則是海軍陸戰隊遠征隊（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MEU）。

目前美國有三個海軍陸戰隊遠征軍，第一海軍陸戰隊遠征軍位於美國西岸，第二海軍陸戰隊遠征軍則位於美國東岸，而第三海軍陸戰隊遠征軍就是前進部署在美國本土以外的部隊。第一與第二海軍陸戰隊遠征軍，下轄海軍陸戰隊遠征旅與遠征隊，會輪流擔任戰備任務，而第三海軍陸隊遠征軍則只下轄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由美國本土的海軍陸戰隊，以輪流派駐的方式擔任戰備。擔任戰備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會與海軍的兩棲戰備艦隊（Amphibious Ready Group，ARG）一起配合，在接到命令的一、兩天內，就能立即開拔前往衝突地點，同時會攜帶可供獨立作戰15天的彈藥補給。兩棲戰備艦隊通常包括一艘兩棲突擊艦，兩艘的船塢登陸艦，物資運輸艦與油彈補給艦，當然還有海軍的水面軍艦與水下潛艦擔任護航任務，以保護這支兩棲戰備艦隊的安全。美國目前常保兩支的兩棲戰備艦隊隨時待命，甚至在很多時候，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就裝載在兩棲戰略艦隊中，在各地參與演訓，只要調轉航向，就能一刻也不耽誤的地立刻開往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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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空地特遣隊」與「兩棲戰備艦隊」的編成表，可搭載一個完整的陸戰隊遠征隊(MEU)，下圖為神盾艦護航下的兩棲戰備艦隊正在進行訓練。

美國就是用陸戰隊遠征隊（MEU）加上兩棲戰備艦隊（ARG）的方式，確保美國可以隨時將重裝武力投射到全球各地。第三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轄下的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駐紮在沖繩，距離台灣非常的近，從沖繩航行到台灣，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時間，若再加上裝備上船的時間，不到三天就能抵達台灣，並立刻發動一場小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即使正在亞太地區別的地方演訓，航程比較遠，但因為節省了裝備與人員上船的時間，最遲也差不多三、四天的時間就能抵達台灣。因此一旦台海突然爆發戰事，或是美國想要攻打台灣，那第一階段就是由空軍發動第一波打擊，美軍的大型空軍基地就位於台灣附近的沖繩與關島上，台灣會在幾個小時內受到第一波攻擊，空襲可能會持續數波，同時就在西太平洋海域巡弋的第七艦隊軍艦，會航向台灣，並發動長程巡弋飛彈攻擊，隨後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會趕到，與空軍一起發動更大規模的空襲，並清理出安全的灘頭，掩護趕到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展開首波的兩棲登陸作戰，建立起灘頭堡。

當然，只有兩千多人兵力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只有15天的作戰能力，並沒有辦法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來結束戰事，只能確保灘頭堡的安全。這時候就要動用另一項秘密武器，也就是「戰略預置艦」了，而其中的一個中隊離台灣也很近，就部署於近在咫尺的關島。當來自沖繩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在登陸台灣時，美國本土的海軍陸戰隊員也正在登機，會「空手」搭客機抵達關島，準備啟封長期停泊於海上的海軍陸戰隊「戰略預置艦」。

長程運送部隊，其實困難的不是人員，而是人員所使用的裝備與後勤輜重，一架運輸機可以搭載上百名的武裝士兵，卻運送不了幾輛的悍馬車與主力戰車。美軍在記取過去的幾次教訓後，發展了出一套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預先將裝備與補給裝載於大型運輸艦上，部署在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附近。一旦需要出動海軍陸戰隊時，只需要空運「空手」的海軍陸戰隊員到達當地，登上這些大型運輸艦，將裝備啟封後，就能立刻投入作戰，速度快又有效率，甚至還可以節省寶貴的空軍運輸能量，直接租用民間的客機來載輸人員即可。這種平日載滿各種武器彈藥的大型運輸艦，就叫「戰略預置艦」。過去美國擁有數個戰略預置艦中隊，遍布全球，但隨著近年來情勢改變，目前縮編到只剩兩個，一個位於印度洋，另一個則位於西太平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預置艦，平日就停泊在關島的附近海域，等著有狀況發生時，從美國本土搭飛機來的海軍陸戰隊員啟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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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戰略預置艦隊的編成組合與可以籌載的武器裝備與彈藥數量，能提供一個陸戰隊遠征旅約1萬5000人的部隊，獨立進行30天的作戰任務。

一個戰略預置艦隊，共包括五艘的大型運輸艦，滿載各式各樣的重裝備，包含兩棲突擊車、主力戰車、火炮、武裝攻擊直升機與各種戰術支援車輛。另外還有一艘彈藥補給船，一艘機動登陸平台（Mobile Landing Platform，MLP）。其武器裝備與彈藥補給，可支援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獨立進行30天的作戰任務。在戰略預置艦的幫助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可以在10至14天內，啟封裝備並趕到責任區的任何一個地點，並在已經建立灘頭堡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幫助下，快速上岸參與地面作戰。而且甚至不需要有碼頭，因為又被稱為「半潛船」的機動登陸平台，可以像海上浮動碼頭一樣，讓大型運輸艦卸下裝備，再由小型登陸艇或氣墊登陸艇直接送達灘頭。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擁有接近有1萬5000人，並擁有強大的空中支援火力。以關島距離台灣之近，美國的陸戰隊遠征旅，從啟封裝備，到登陸台灣，應該花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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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登陸平台MLP正在替運輸艦卸下裝備，再以登陸艇或氣墊登陸艇接駁到岸上，不再需要深水碼頭，即可快速將作戰裝備運送到灘頭上，等於是一座浮動碼頭。

由於美國本土仍然擁有擔任戰備任務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這些戰備部隊在其他海軍水面艦隊的協助下，也會不斷趕到戰場，因此在作戰開始三十天後，其地面部隊的規模，理論上會擴充到一個完整的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超過三萬人。而海軍陸戰隊需要獨立作戰，並支撐三十天的目的，在於這是美國陸軍的重裝師從美國本土抵達戰場所需要的時間。雖然美國陸軍也一樣有戰略預置艦的設計，平日已將部分裝備與補給裝載在大型運輸艦上，美軍的運輸能力也獨步全球，但陸軍的重裝師擁有更多的人員與重型裝備，因此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有辦法讓部隊進入備戰狀態，並將陸軍的重裝師運送到戰區。這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個月內戰事仍未結束，那美國陸軍的重裝師也會開始陸續投入戰場。在一個月的時間裡，美國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部署最少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與一個陸軍的重裝師，再加上最少兩個以上的航空母艦打擊群，而這樣的戰力已經遠遠勝過世界上多數的國家了。

因此美軍的快速反應能力可以說是十分驚人的，但是這樣燒錢的速度，也是十分的恐怖。且先不談要維持航空母艦打擊群有多麼昂貴。光是要讓兩支兩棲戰備艦隊隨時待命，就代表要擁有數倍於這個數量的兩棲作戰艦艇，才能隨時維持兩支兩棲戰備艦隊可以隨時出動作戰。而完成戰備，並前進部署到沖繩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也需要不斷輪調，其費用也是極為驚人。至於戰略預置艦中隊，除了本身租用大型運輸艦的費用外，也代表必需要多採購並封存一整套海軍陸戰隊遠征旅的裝備與補給。以目前美軍擁有兩個海軍陸隊戰戰略預置艦隊來估算，就等於美國差不多要多採購了一個海軍陸戰隊師的裝備與後勤補給，平日都不用，就閒置在海上。而且每隔一段時間，還要再花錢檢修這些閒置的裝備，更新有保存期限的食物與耗材，確保所有的武器在戰時都可以立刻啟用。美軍之有錢程度真的不是一般國家可以想像的，才能用這種方式維持快速反應能力。

一般國家當然無法像美軍一樣做這樣的事，畢竟平日裝備說不定就不足了，怎麼可能再多買一套，裝載在船上，事先預置於可能發生戰事的地區，而且還不止是海軍陸戰隊有這種設計，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在內，都有這種物資預置艦隊的措施，分布在全世界的美軍基地附近，隨時可以啟用。俗話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美軍的戰略預置艦隊，真可以說是完美詮釋這句話的最好例子。一般的國家在發動跨海作戰之前，要先集結部隊，並讓部隊達到作戰狀態，再籌補後勤物資，最後一一將部隊與維持部隊作戰的後勤補給都一一裝上船，在確認已完全奪取了制空權與制海權後，才讓兩棲登陸艦隊出發，在軍艦與戰機護航下渡過茫茫大海，靠近灘頭，發動兩棲登陸作戰。這是一般國家的作法，因為一般國家不需要隨時準備進行攻勢作戰，沒有協防它國的義務，所以平日不需要花費這麼鉅額的軍事費用，維持如此巨大規模的快速反應能力。

所以美國與一般國家的作戰動員模式完全不同。一般國家需要很長時間來進行的準備工作，美軍已經事先做完了，並且在擁有全球空中打擊能力、快速反應能力與壓倒性的海空優勢下，可以迅速發動兩棲登陸作戰，投射兵力到任何地區。因此解放軍看起來離台灣很近，中國的軍事基地距離台灣只有一水之隔，但是中國的軍事動員能力與一般的國家一樣，甚至因為國土較廣闊，備多力分，所以集結部隊的效率還要更差一點，所以在計算「時間」這個因素以後，其實沒有多數台灣人想像的那麼快速。而美國本土看起來離台灣很遠，但多數台灣人並不知道美國為了維持前進部署與快速反應能力花了多少心血，再加上美國這個國家目前並沒有攻擊台灣的企圖，戰時是否會出兵救援台灣，也維持著模糊的態度，好讓美國擁有外交折衝空間，因此不會特別強調美軍在台灣附近的兵力部署情況。這也讓許多人台灣人誤以為，美軍若要救援或攻擊台灣，必需從本土出發，辛苦地越過遼闊的太平洋，才能趕到台灣附近海域。

美軍是否會救援台灣也許不是百分之百確定，但是很確定的是，如果有一天台灣成為了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就要面臨美國的軍事威脅，「美國攻擊台灣」這個戰事想定就會變成事實。那台灣面臨的可不是需要幾個月的準備，才能進攻台灣的解放軍，而是幾個小時內就能發動一連串攻勢，幾天內海軍陸戰隊登陸，一個月後陸軍重裝師就能抵達的超級強權。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建立了這個架構來確保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而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與美國在實戰中所獲取得寶貴經驗，也讓美國的全球快速反應與部署能力遙遙領先。只是美國身為一個民主國家，不會以文攻武嚇的方式來恫嚇盟邦，但若因此以為美國對西太平洋的軍事衝突沒有準備，那就未免太過天真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屯駐大批的軍火，而台灣就位於這個軍火庫的旁邊，這才是這個世界的真實戰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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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到台灣海峽，其中一艘為尼米茲號

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是否已過時？

2019-03-13 方格子

王臻明 經營部落格「假圖天國」，專長為戰史、中國近代史、軍事、國際關係與地緣戰略，持續提供非主流、非熱門的軍武發展分析與國際政治情勢解讀，也常回顧重大歷史事件與戰史。

如果台海爆發戰事，美國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一直是台灣政治人物很愛操弄，同時民眾也很關心的敏感話題。而美國到底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之所以會變成如此曖昧模糊，倒也不是台灣內部的爭論與分裂所造成的，反而是美國有意為之，而這也是研究美、中、台關係所一定會學到的第一課，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性模糊。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故意不講清楚，萬一台灣受到中國攻擊，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而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深思熟慮過的，原因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談。

首先，美國因為「聯中制蘇」而承認中國，並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在法理上等於不承認台灣政府，理論上不再是台灣的盟友，但問題在於美國也不想放棄台灣這個重要戰略據點，更想利用台灣牽制中國，在「聯中制蘇」下又「聯台制中」，因此形成了既不承認台灣的政府，卻又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支持台灣國防的奇特狀態。美國一方面說不會介入兩岸事務，不會擔任兩岸調人，卻又要求兩岸問題不得用武力解決，阻止中國攻擊台灣。在台灣過去長期無意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下，就形成了目前的僵局。

這樣的僵局其實符合美國的利益，同時美國不止不希望看到中國攻擊台灣，也擔心台灣故意挑起戰事，這在卜睿哲的公開信中，已經講的很清楚了，美國過去非常提防蔣介石出兵反攻中國，而將美國捲入戰爭之中，也不贊同過去陳水扁所發動的防禦性公投。因此故意保持模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避免防衛台灣的承諾淪為一張空頭支票，讓台灣「肆無忌憚」地與中國爆發衝突，將美國捲入不必要的戰事之中。而這樣的戰略性模糊，在過去四十幾年間，對美國來說是個很成功的外交策略，不止幫助美國拉攏中國，打贏冷戰，也在很多時候成功打台灣牌來牽制中國，而更重要的是，這還阻止了台灣出現任何不利於美國的政治路線。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美國的戰略性模糊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懷疑，在中國武力犯台時，美國是否會堅持地支持台灣。而這也是過去台灣社會內部統派勢力的最有力論述，認為美國的安全保證並不可靠，在中國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之際，美國越來越不可能會像九六年台海危機時一樣，為了保護台灣而出兵，台灣萬萬不能冀望於美國，因此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是台灣很重要的自保之道。雖然這樣的論述在過去算是少數派，但是很明顯目前情勢已經有所改變。原因在於中國已經明白文攻武嚇的效果並不佳，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環境，用收買媒體與操控網路的方式，來瓦解台灣的民心，是比較方便而且已經證明有效的方式。

在這樣的媒體與網路攻勢下，中國不斷強調解放軍的軍事發展已經有能力嚇阻美國馳援台灣，意圖讓台灣社會失去對防衛自己的信心，而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則剛好成為了這種宣傳攻勢的操弄重點。在美國不正式講清楚對台灣的防衛承諾下，台灣社會的信心在中國無孔不入的宣傳攻擊下，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而台灣獨立運動團體在這樣的危機感之下，想要儘快尋求獨立，以反制中國，卻又因此違反了美國所劃下的紅線。其結果就是美國的這個戰略模糊政策，現在已經反過來成為了中國對台統戰的幫手，還限制了台灣自我防禦的機制。

近來中國發動「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攻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國不准中國攻打台灣，要求兩岸問題要和平解決，但台灣又長期不願意進行政治談判，結果形成兩岸僵局的這個架構。因為在這一個架構裡，台灣雖然無法立刻走向獨立，但仍保有不被中國統一的安全，只要台灣不躁進，美國其實是願意遵守其防衛承諾的。但是中國利用其媒體與網路攻擊，削弱台灣社會對美國承諾防衛台灣的信任感，想讓台灣社會在感覺到自身安全已受到威脅下，選擇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最後簽下所謂的「和平協議」，打破美國所建立的這個架構，使台灣自己走向終局統一的陷阱。

面對這波來勢洶洶的攻勢，美國與台灣卻都缺乏足夠的反制手段。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箝制新聞與言論自由，在台灣政黨輪替已成常態下，也很難保證親中政黨上台時，會不會立刻啟動與中國的政治協商，而打破美國為保護台灣而設下的防火牆。美國本身則長期奉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多數的官員也早已經習慣這樣的戰略性模糊政策，雖然目前美中關係因貿易戰而陷入谷底，但短時間內要徹底改變也有其難度。因此海峽兩岸未來數年可能出現的問題，其實不是台灣獨立運動團體所推動的獨立公投，畢竟這有法令的限制，除非修法否則不可能出現，反而是統派團體與親中政黨想要進行的和平協議談判，已是迫在眉睫的嚴重危機。

一旦台灣在媒體與網路的操弄下，自己走向終局統一的陷阱，那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美國才剛剛將中國與俄羅斯兩國，定位為未來的重要戰略競爭對手，若讓中國先馳得點，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上風，則美國可能要花費千倍萬倍的力氣，才有可能扭轉這個劣勢。在這樣的危機下，目前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性模糊策略雖然仍在某些層面上對美國有益，但就整體來看，則已經是個過時且被中國所利用的錯誤政策。美國其實需要重要思考一套新的政策，來避免最壞的情況快速在台灣海峽出現。

近來AIT利用台灣關係法四十周年紀念，展開一連串的活動，頗有向台灣社會重申美國承諾的意味，但無奈目前台灣的媒體已無法發揮正常的新聞報導功能，這從AIT理事主席的專訪影片都被下架，就可一葉之秋，因此效果恐怕很有限，在美國繼續維持戰略性模糊下，不易扭轉情勢。或許更進一步來說，美國過去以戰略性模糊來換取中國的合作，但當美國認為中國是敵手，未來的競爭無法避免時，再維持這樣的戰略性模糊無異是多此一舉。

而對台灣來說，台灣社會必需要理解，美國這種戰略模糊的出發點，與為什麼美國不願意給予台灣百分之百的防衛承諾。台灣應該要明白「美國不作兩岸調人，並要求兩岸問題和平解決，而台灣長期拒絕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其實就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架構，並以美國目前獨霸全球的強大軍力做擔保。因此不談判、不簽和平協議，就是台灣目前維持現狀的最好方法。一旦開啟政治談判，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從歷史的殷鑑來看，除了無法獲得任何的保障以外，還自己打破了和平的現狀，選擇走向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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