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Prince Andrew呢粒皇室花生，用司法管轄權嘅觀點去理解，係同事Billy 先做得出。

//而美國法院將會在以下兩個情況，被視為有司法管轄權： 1）被告在原告提出訴訟時身在美國；或 2）自願接受美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例如之前有合約協議，或自願在訴訟中應訊。簡單來說，就是提出抗辯。 因此，若安德魯王子不踏足美國，基於原告與被告之間並無合約協議，而被告又不對美國的法律程序作出任何回應，那即使原告人在美國取得判決後，仍可能無法在英國執行。

在執行判決上，還有一項關於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考慮。因為在英國法律並不確認懲罰性賠償，所以這部份的賠償，亦有機會未必可以在英國執行。而在美國法律訴訟中，懲罰性賠償當然是佔賠償中的極大部分。 根據以上關於司法管轄權的分析，也難怪原告法律團隊，要千方百計以公關手法向安德魯王子施壓，迫使他回應訴訟。否則，他們就要耗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到世界各土地搜尋他的資產，並要考慮在各地執行判決的可能。

不過，在法律上有優勢的部署，對於現實未必是最好的選擇。如果安德魯王子不就性侵的指控作任何回應和抗辯。美國法院將會把原告人的說法照單全收。那皇室將會冒受一個完全沒有機會澄清的陰影。這個衝擊皇室又是否承受得起？安德魯王子選擇應訊的話，就將出庭作供和接受盤問，到時候又可能會被揭露出更多不能說的秘密 和更負面的內幕。 回應不回應，要在兩害之中取其輕者，相信只有安德魯王子自己心𥚃明白。

人總有未暴露在陽光下的另一面⋯⋯//

Patreon客席作者Billy文章原文：
安德魯王子性侵民事訴訟：司方管轄權的關鍵性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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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陸續有朋友傳來一則關於我的一樁醫療糾紛新聞。先謝謝大家的關心，我很好，心情完全不受影響。其實就像我鼓勵媽媽把流產、產後憂鬱等看似負面的事件書寫下來一樣，我也一直認為醫師紀錄醫療糾紛的過程，除了可以紓解情緒，還能幫助到其他受困於官司的同業們。既然有記者報導了，我想乾脆就來分享一下，不吐不快。

回想這個案例，在事前我就預感這一刀不好開，因為媽媽腹部脂肪較厚，所以分娩新生兒的過程中勢必會比較困難，開始剖腹時我便如臨大敵。動用更多人力協助，手術刀劃下去時，才發現不僅是脂肪，腹腔內也有輕微的沾黏，要把寶寶抱出來，著實得花上不小力氣。

記得結束後，我的手術服被汗水濕透，右手也因過度用力痛了整天。所幸寶寶出來的時間沒有因此被耽擱，胎頭一露出子宮就放聲大哭，算是有驚無險。產婦在手術台上也頻表示「對不起，我很難開吧！感謝大家。」而當天嬰兒室就告知對方，新生兒在生產過程中傷到手而骨折，我深感遺憾但也明白我已盡力，因為這真的就是生產難以避免的併發症，該注意的我也都有做到，就算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也無法做得更好。

沒想到事隔幾個月，所有的感謝和新生命的喜悅卻化為一封存證信函，指控我過失傷人，要求賠償。說不憤怒是騙人的，我覺得我好像辛苦救人的消防員，在大火中把人從倒塌的傢具中拉出，卻因救援過程不慎將民眾手拉傷而得吃上官司，讓我無奈地在內心怒吼「這還有天理嗎？」

等沈澱了幾天，心情漸漸平復，我開始不斷告訴自己遇到了就勇敢面對，畢竟人民有訴訟的權利，更何況再怎樣想，情理法上我都站得住腳，沒有任何疏失。

＊＊有關醫師成了犯人的那些碎碎念

只是直到踏入法庭那一刻，雖從小看過不少司法戲劇，聽過不少「前輩」分享被問話的經驗，心中的緊張感還是很強。尤其法警不假辭色把你身分證收走那一刻，被告的感覺更加濃厚，再加上聽到檢察官大聲斥責上一場的詐欺犯，我忽然有種「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到底做了什麼？」的荒謬感。與其說對那位產婦生氣，倒不如說我對整個制度感到不滿，為何我要和殺人、性侵、強盜犯一樣，被國家機器起訴，醫療糾紛有沒有除罪化的可能性？

雖然知道疾言厲色、口氣很差是檢察官偵查的手法，我應該早有準備不會害怕，但對完身份，輪到我說明案情時，我還是可以清楚聽到自己加快的心跳聲，看到自己微微顫抖的雙手。

小心翼翼地講完手術經過後，我補了一句「哎！當初媽媽也很感謝，誰知道.....」「最後一句是廢話，每個告醫師的病人當初都很感謝你，這句話你要記住」檢察官不耐地這樣打斷我。雖然有點殘忍，但這句話我卻至今牢記在心中。

＊＊開庭當成人生歷練 走過了似乎也就不那麼怕

在調解委員會上，對方也曾提出賠償金尋求和解。坦白說在過去，醫師面對醫療糾紛時確實常有花錢消災的心態，一來免去出庭的麻煩，二來避免上報曝光。再加上律師也提醒我，這類案件通常會延宕多時，賠償是不合理的權宜之計，我承認有那麼一瞬間我也覺得認賠作收給錢了事算了，不要管什麼公平正義了。但認真一想，若我鄉愿地這樣做，豈不就是助長這種濫訴的風氣，成了共犯結構的一份子。「沒關係，拖就拖，養案子當養孩子。我們就和他耗」下定決心後，我和律師這樣說。

後來事情也比我想得順利許多，開庭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次的偵查庭，面對同一位檢察官，我似乎就不那麼害怕。不再。幫我出庭當證人的兩位學長也安慰我說，「沒被告過，產科學不算畢業啦！」當我為耽擱到他們工作而道歉時，他們還異口同聲表示：「也不是第一次上法院，當證人還好。」

回想事件發生到最後刑事不起訴、民事無罪，轉眼竟過了兩年。雖然漫長但因有著老闆的支持和律師的協助，讓我的生活完全不受影響，反倒意外地增加人生經驗值，心理素質在過程中也提升不少。

只不過這次新聞的曝光讓我蠻意外，很狐疑這有任何報導的價值？但也讓我再次應證在新聞標題中，醫師就是男醫師，女醫師很特殊，就得強調是「女」醫？趕快截圖保留下來，當作日後演講的素材。
先生也在一旁開玩笑：「你真的長得不夠美，所以沒叫你美女醫師，而且也沒放照片，妳該建議記者放書的封面幫你宣傳啊！」好啦！雖然你是我最大的心理支柱，但你講話真的讓人白眼翻不完。

最後我想和各位同行分享的是，雖然很不希望用到，但醫療糾紛險還是一定要保。另外和每個人該有家庭醫師一樣，平時最好要有自己的法律顧問，才不會在被告時慌了手腳。如果自己沒有疏失，大可不用怕「丟臉」就賠錢了事，我們又沒做錯事，據理力爭又有何不可呢！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我曾視為父親的人口中說出。一直以來盲目相信他、永遠感恩報答的我，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就因為不合作，十幾年的情誼都不重要了嗎？那些他曾說是家人、是partner，口口聲聲的好聚好散，都是假的嗎？

網路上看到許多擷取片段發表意見的法律人說「青峰犯的錯是沒有在三個月前以書面表明不續約」，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經紀合約包含了著作權條文，2018年12月我與林先生新簽署的〈合約終止協議書〉終止了「詞曲版權、經紀、唱片三份合約，終止書的副本公開聲明即是不續約的書面文件，這點民事判決書也說：「以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致無須在該年12月31日前3個月為之」。

上一次開庭，林先生當時的委任律師有一段證言讓我很驚訝，她說2018年終止合約時，她詢問林先生三份合約，林先生回答她：「版權早就談好了，是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他兩份因為有工作需要交接，所以要特別寫清楚。」林先生給了她經紀合約與唱片合約，並表示「詞曲合約找不到。」我驚訝的是，我知道林先生全部合約都交給會計張小姐保管，他告訴律師找不到合約的同一禮拜，我也曾向會計張小姐要過詞曲合約來看，不可能找不到。這句話讓我不免驚嚇地懷疑，難道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上一次開庭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哭出來，在證人的證詞中，勾起太多我早已不願回想的往事細節，包括「林先生很擔心我不願意承接騰訊這份合約，他會違約」；但連證人都很訝異我「全盤接受林先生要我承接的」；我曾詢問林先生「是否能聘請你當製作人」卻被林先生拒絕「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協議結束後我甚至「挽著林先生的手，告訴他：『你不願意一起工作沒關係，我們還可以是家人』」⋯⋯這種種，實在讓我一時沒忍住情緒。

我哭，不是因為我想博取同情，是因為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為我至此徹徹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我哭，是因為我一切都為他著想，但最後換來了什麼，而這一切，竟然是由當時的「對方律師」替我見證的，真是諷刺。
　
　
【我對每一個創作者想說的話】

事件開始時，我正面臨《歌手2019》決賽演唱〈歌頌者〉的掙扎，我沒有告訴周遭的人發生什麼事，自己每天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坦白說，最開始我問律師：「我們能不能乾脆認輸？他要錢，就照他說的賠，當花錢學教訓、認清一個人，也就不用浪費生命在他身上了。」我很心痛，但我實在不想花費心思在這件事上，依照我們對他以往與其他對象諸多訴訟的了解，他總是纏訟到底，而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我一開始希望版權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就是因為珍惜生命、珍惜時間，而現在我卻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訴訟，這些時間如果我能拿來寫歌，該有多好？

但律師說：「你是第一個唱自己寫的歌被告的，沒有前例。如果你不力爭到底，你會害到以後有一樣遭遇的創作者。」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拼命面對著。同時，一旦看清蘇打綠的歌曲是被搶奪的目標，我也必須為了蘇打綠六個人十多年的心血奮戰。

我們從小的環境、教育，一直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忍耐是美德」，但就是這些教導，讓過猶不及的我，因為懷著感恩，所以一路以來從不懷疑、盲目相信，最後變成這樣。對於「尊師重道」、對於「感恩」，我自認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到最好，絲毫無愧於心，於情感、於實際收益，我相信我已報恩百倍萬倍。但遇到錯的事，無止境「忍耐」並不是美德，只會縱容、寵壞他人，最終不但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更有可能害到他人，甚至親眼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家人陪你難過。

我希望每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記得一開始就要看清楚合約。常懷感恩、努力回報，這些都是理所當然，但一方面，保護自己更理所當然。如果你合作的「長輩」是正直的，就不會因為你「合理」地詢問自己的權益而惱羞成怒。我希望有所有創作者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打擊，讓生命如此虛擲。

我從未想過會遭逢如此巨變，也驚覺有時法律保護的，並非對的人或善良的人，而是「懂得怎麼利用法律的人」。我沒想到，創作有時變成一種原罪，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奪走，需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花這麼多心力。我也從未想過，其實有時律師會力挺的，不是法律、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付錢給他的客戶，如此而已。
　
　
【結論：我於理、於情都毫無虧欠，更是合理合法、仁至義盡】

我相信我今天一番話，一定會再被對方以各種曲解和利用法律刁難，畢竟對方連我私人臉書的發文都要自行對號入座、要求我登報道歉。但我不怕，因為我沒有一句話是謊言。我也知道這件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得走，我相信對方會不斷想辦法繼續纏訟，而閉上眼睛寫寫書狀就有錢領的好差事，亦有很多律師趨之若鶩。我也希望每個要興訟的人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孩子，你怎麼忍心讓他們查詢自己的家人，都是這些新聞。

面對這件事到後來，不只是我，書狀中的無端攻擊，從針對我，也變成針對六個個別團員，更沒想到，連馨儀也遭受這樣的對待。看著身懷六甲的馨儀接著被告，跟看到吳媽媽要面對一樣令我心痛不已。

我是一個創作者，還在努力創作著，我深知，音樂一旦失去靈魂，就只剩下技巧；而法律一旦忽略人心，產生漏洞，就只是文字罷了。

蘇格拉底曾言：「不只要活著，還要良善地活著。」活在這世界上，我相信我期許自己擁有的，不只是作品、名字，而是良善。我一向問心無愧，沒有一絲虧欠，於情，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