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意日期：係１９８３年文章，只係寫去報紙的讀者來信，時編輯應係林行止本人，當年的民主派一如２０１４年，切割低調不理，營劉會只係他朋友，甘浩望神父同托派，我並不是，睇唔過眼寫文撐，當時係房署主任公務員，公然寫政治文章係我先敢。文章剪報我已遣失，再讀況如隔世。
簽署協議後，請釋放劉山青
黄覺岸 信報 1983年12月23日
近日番閱一些舊書籍雜誌及剪報，無意間重温了劉山青事件，事件已經過去兩年，似乎港人已經將這件事淡忘，無人願意提起。可憐的劉山青， 尚有八年靜默的時間等待着他，他有口難言，人生最光輝的青年時間，就此虛渡，雖與他素昧平，亦難免為他難過，更對中國新近建立起來的法治，感到失望。在這香港面臨大變動的時刻，不少年青才俊正積極準備投身在香港這一塊可能是中國的民主綠洲的地方，作出貢獻，一方面固然佩服，另一方面亦難免為他們担心。

最害怕的是反革命罪
於中國刑法，筆者最不明白，最害怕，亦是最不滿意的，就是七九年通過的刑法第九十條到一百零四條的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的行為，包括有策動叛亂、叛變，聚聚劫獄、越獄、間諜活動、組織或領導反革命集團等等。這些行為當然都是嚴重的，但這些行為都應有一個目的，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山青所犯的，相信是第一百零二條，就是「煽動羣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這一條最高的刑期只是五年，但劉山青是被判十年，那是被當作首要分子或者罪惡重大來處理了。
從法理的角度來說，劉案有兩點是特別令人失望的。第一是劉山青的行為是否真正符合所觸犯的法例，這一點我們亦定明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不應用西方的司法標準去衡量中國的所謂反革命罪是不合理。但是單就刑法的字面定義上看，筆者實無法相信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有胆量及能力去推翻中國政府。或許劉君的某些行為，可以解釋為煽動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但由於本案的審訊沒有公開，筆者不應作沒有根據的猜度。不過，假如事實正是如大多數人所講的一樣，劉君的行為只是探望和同情一些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而其行為却可以作為上述刑事條例的司法解釋的話，這將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件案例。
其次是刑事程序的問題。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條為「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事控告時，有權享受獨立無私法庭之絕對平等不偏且公開之聽審」。法庭的審訊應該公開，以讓人民可以直接監察司法公正性，已經是世界公認的司法標準。中國在八二年通過的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亦定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所謂法律規定不公開的案件。是指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七條。即指國家機密、個人陰私、和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外，一律公開進行。劉案為何不公開，難道這案是涉及國家機密?筆者覺得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畢竟八年後劉君獲釋之時，我們就知道真相。
還有就是劉君是否得到足夠的法律辯護?他的家人在他被捕後三個月，還未獲通知他被捕，違反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中國領導人的法治諾言，變成神話。
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們認為劉君的被捕及判刑，是一件政治事件，那麼上文所作的法理分析，就變得沒有意義。
如果純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那麼在中英簽署收回香港的時刻，釋放來自香港的劉山青，是絕對符合國家利益的。首先中國的民運早就已經潰不成軍，而國家正努力建立開放親民和實事求是的形象，又何妨釋放一兩個作用不大的角色，故作大方以減少西方國家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指責呢?特别是劉君是來自香港，試想中國在過去多年時間，花在建立港人信心的氣力用了多大?輕輕的把劉君一放，港人對祖國的信心馬上番幾番，本小利大，何樂而不為呢?
釋放劉山青本小利大
鄧小平一手推動改變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架構，帶引中國走上富强之路，更一手由殖民者手中收回香港，還有可能在有生之年收回台灣，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在史學家的筆下，必然記上大大光輝的一筆。只是因為劉山青、魏京生、王希哲等數人的事故，史學家在讚美鄧公之餘，亦難免留下一定的批評，一定的責難。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
案由摘要：
鐵路法
裁判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12 日（重要判決值得注意！）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26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年度判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林建均 訴訟代理人 鄭敦宇 律師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林佳龍 訴訟代理人 孔繁琦 律師 林俊宏 律師 吳篤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鐵路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1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的代表人於案件繫屬本院後的民國108年1月14日變 更為林佳龍，已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訴外人羅仕鑫共同於102年3月至4月間 加價販售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北埔站至 蘇澳新站及新城站至蘇澳新站間的團體火車票（下合稱「臺 鐵團體票」）計11,440張，違反67年7月26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上訴人於103年 10月15日（原判決植為13日）始接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認依行政罰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尚未逾行政罰的裁處時效；鐵路法第65 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由刑罰改為行政罰，按法務部104 年4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01650號函示，於103年修法前的 違法行為，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從輕處罰原則，適用103年 修正後行政罰的規定裁處，乃依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以106年9 月29日交路監（一）字第106970010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如 未特別指明，均同）1,143,7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 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 三、上訴人起訴的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的判決，是以：
（一）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羅 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由 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月 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由 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藝 品店，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價方式 出售的違規行為，堪予認定。又上開違規行為違反67年鐵 路法第65條規定，惟該規定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法，將上 開違規行為除罪化，改為行政罰，故上訴人與羅仕鑫所犯 67年鐵路法第65條罪嫌，因於犯罪後廢止其刑罰，業經花 蓮地檢署檢察官為102年度偵字第4256號不起訴處分在案 。 （二）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乃立法政策裁量，將「購 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行為的可非難性，由刑事罰降低至 行政罰，為處罰的減輕，並非就此不罰。是依本院103年 度判字第528號判決意旨，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 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或由「刑事 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其新舊法律的 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示「從新從輕原則」的法理 定之。亦即，行為時法律科以刑事罰，裁處時法律僅論以 行政罰，以裁處時法律效果有利於上訴人，即應援引裁處 時法律為裁處。上訴人上開違規行為發生於102年3月至4 月間，依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係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該條文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為行 政罰，惟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後的鐵路法第65條規定均 具不法內涵，並未變動，被上訴人乃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 定從新從輕原則，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經 上訴人及羅仕鑫簽名確認的臺鐵訂票紀錄計11,440張，包 含臺鐵北埔站—蘇澳新站計20筆及新城站—蘇澳新站計37 筆紀錄，按各區間車票價格計算，票面金額共計 1,143,700元，乃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 鍰（即法定最低倍數罰鍰）計1,143,700元，並無違誤， 且未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上訴人以其行為後，裁處 法律效果改為行政罰，而認其行為乃為行為時法律所「不 罰」，於法不合。 （三）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3年度偵 字第1526、2114、227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88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人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惟花蓮地院103年 度訴字第28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內容，僅是針對 上訴人利用電腦設備購買車票的犯罪行為，與本件加價出 售違規行為無關，故被上訴人自得就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 將所購臺鐵團體票加價出售的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四）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詞，為其判斷的基礎。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三）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四）事實認定是事實審法院的職權，而如何調查事實或證據的 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斟酌判斷之權，如果其事實的 認定已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且沒有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然其證據的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導致其事實的認定不同於該當事人 的主張者，也不可以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審 依職權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認 定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 羅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 由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 月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 由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 藝品店，因認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 價方式出售的違規行為等情，經核與卷內的證據相符，且 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的違法。又67年鐵 路法第65條及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的共同構成要 件事實包括「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上訴人與羅仕鑫 分工完成上述違規行為，自屬故意共同實施違反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不法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 其於原審否認有「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詎原判決引用上訴人相反的陳述（102年9月12日調查筆 錄），認定上訴人有加價10元販賣車票的行為，未令上訴 人敘明或補充其先後陳述不符之處，致有遭法院突襲而影 響其受公平審判的疑慮，且原審未敘明其心證形成及不採 有利上訴人事證的理由，恣意將羅仕鑫的販賣行為與上訴 人的訂購車票行為連結為共同行為，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 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的違法等語，是針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指摘其為違法，以及就原判決已 詳予論斷者，泛言未論斷，實不足採。 （五）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本件上訴人行為時的67年鐵路 法第65條所定法律效果為「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 罰金」，而依刑法第33條第4款前段及第41條第1項規定： 「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1日以上，60日未滿 。……」及「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 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可知， 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 銀元1,000元以下罰金，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000 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 的制裁，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 59日併科銀元1,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000元（ 3,000元×59日+1,000銀元×3=180,000元）為限。而上訴 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既仍執意為之，固應受罰，惟 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被上 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時，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然而，被上 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逕按上訴人及羅仕 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440張，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 價格1倍的罰鍰計1,143,700元，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 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計）可能範圍，有悖於處罰法定 主義的要求，自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判決遞予維持，均 有未洽。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請求廢棄原判決，雖未指摘及此，惟 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的違法，仍應將原判決廢棄，且基於 確定的事實，本院已可依該事實為判決，爰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依本院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的處置。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公報 第 61 卷 10 期 341-349 頁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8年1月至12月）第 647-655 頁
相關法條 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3、41 條（108.06.19）
* 行政罰法 第 4、5、26、27 條（100.11.23）
* 鐵路法 第 65 條（67.07.26）
* 鐵路法 第 65 條（103.06.18）

【司法改革不是少數人鬥爭的工具 在野黨不該成為幫凶】

在立法院眾多法案中，有兩項議題是我們這代政治人物不可迴避之重，一個是憲政改革，另一個就是司法改革，從1999年司法改革會議以來的20幾年，我都一直站在歷史的現場，立法院修正了法官法、大法庭制度、憲法訴訟法等等重要法案，當中的遺珠之憾就是人民參與刑事審判。

「為什麼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11月10日第一次全代會時，把陪審制放入行動綱領呢？」

戒嚴時期，國民黨制定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唯一死刑）、懲治叛亂條例（唯一死刑）以及檢肅匪諜條例（唯一死刑）作為整飭異己的工具，動輒以內亂外患罪判決政治犯死刑，高壓統治，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更以軍法法庭審判政治犯，包括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以及陳菊(花媽)等人，檢察官都以唯一死刑的叛亂罪起訴，後來是因為美國的壓力才改判有期徒刑，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為了避免國民黨持續利用內亂外患罪來壓迫人權，在行動綱領中，通過內亂外患罪案件的審理中，必須以政黨代表、國會代表以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陪審團進行公開審判，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後，黨禁與報禁也一併解除，民進黨成立正式合法化，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更促成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5月17日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同月21日廢除檢肅匪諜條例，刑法一百條也在1992年5月16日被廢止，臺灣民主化更邁進一步。

「轉型正義已法制化，時空背景早就不同」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我也自隔年開始擔任立法委員，不斷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相關法規，終於在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撤銷四波有罪判決，當中也包括美麗島事件受難者、監察院院長陳菊，從黨外一路走來，臺灣逐漸民主化，通過行動綱領的白色恐怖已然不再，內亂外患罪的陪審團制度也失所附麗，更遑論當時的陪審團亦非現在在野黨的陪審團，請國民黨、民眾黨跟時代力量認清事實，不要別人說什麼，你們就跟著說什麼，立法委員要做自己！

「司法院從來都沒有提出陪審制的相關法案」

司法院最早在1987年3月黃少谷院長任內，就在該院第二次首長會議決議「我國不宜採行陪審制，並建議派員考察參審制度」，後來在1988年，林洋港院長任內，認為臺灣可以參採歐陸的參審制，並開始研擬草案，終於在1994年3月完成「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但卻因為各界意見仍然相當分歧，因此未送交立法院審議。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議決「專家參審制」，司法院根據此決議，在2000年翁岳生院長任內，頒布「專家諮詢試行要點」，在當事人同意下，參與審判諮詢的專家學者可以提出意見給法院參考，但不能進行事實認定跟法律判斷，但後來因使用率過低而在2008年中止，此外，司法院也在2006年提出「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送行政院會銜，但卻因為行政院不同意，最後也無法送交立法院審議，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可說是一波三折。

「國民黨徒具形式的觀審制草案」

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因為發生許多爭議判決，社會各界嘲諷法官是「恐龍」或是「奶嘴」，為了解決此問題，司法院院長賴浩敏曾經在2012年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但是這項制度讓人民進到法院後，「可觀不可判，可聽不可說」，僅是讓人民形式上參與審判，跟法院旁聽沒有兩樣，根本沒有實質的意義，人民參與審判可謂是漫漫長路，始終走不到終點。

「民進黨為何同時提出陪審制與參審制的草案？」

為了抵抗國民黨提出的觀審制，民進黨黨團當時由我領銜，代表司改會提出「陪審團制度」，也請當初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吳宜臻提出「參審制」，本黨團委員間也相互連署，藉此來阻擋國民黨的觀審制，最後三種制度的草案都未在立法院審議，第八屆立法院屆期不連續後，也未再提案，在野黨不認清歷史脈絡，反而人云亦云，成為特定人士的傳聲筒，甚至是鬥爭的工具，立法委員失去個人自主意識，照稿讀稿不知所云，悲哉！惜哉！痛哉！

「漫長的溝通與審議歷程」

2015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前，我與許多民進黨委員，在基於不讓國民黨繼續推觀審制，受司改會之邀，也簽屬願意支持陪審制的連署書，時至今日我也從未否認此事，但情勢已然變更，主客觀條件早就不同，持續用過去的事情來抨擊本黨並沒有意義。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司法院在呂太郎秘書長的努力下，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但在立法院審議時，就到底要採行參審制，由人民與法官合審合判，或是陪審制由人民決定有罪與否，法官來決定刑度，而爭論不休，即使呂秘書長多次與各方溝通，也未有成果，立法院在第九屆結束前，仍然無法三讀通過。

「橘逾淮而為枳，移植美國陪審制將是法治史上的大災難」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在草擬法案時，必須衡酌國內的審判體系、司法教育系統以及人民觀感，若貿然採行陪審制，我國的審判體系跟美國完全不同，美國是英美法系，是採行以判例為主的審判制度，有嚴謹的「刑事證據制度」以及「量刑基準」，與臺灣的司法體系不同，如果直接施行美國的制度，很可能出現如同移植手術後的「排斥現象」，反倒使我國的司法體系受到嚴重的傷害，而陪審團制度中，沒有判決書只有評決書，檢察官也無法上訴，更嚴重的是，陪審制中必須要所有的陪審團一致決定有罪，只要有一個人認為無罪，就會出現僵局陪審團（Hung Jury），必須解散目前的陪審團，重新啟動選任陪審員的程序，再次進行審判程序，若是再出現僵局陪審團，就必須再行解散，這樣一來一往，曠日廢時不說，我國重罪嫌疑人的羈押上限為15個月，如果陪審團審議超過這個期限，重罪嫌疑人就必須釋放，試問，臺灣人民能夠接受殺人嫌疑犯因為僵局陪審團而被無條件釋放嗎？

「變形的參審陪審拼裝車，不負責任的在野黨」

第十屆立法院上任後，司法院再次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在委員會與朝野協商時，在野黨無法回應陪審制的缺陷，於是提出許多奇怪的變形制度，或是一意孤行強力支持陪審制。

「時代力量的錯誤之處」

時代力量提出純陪審制，在審查時長篇大論，但卻未回答如何解決僵局陪審團的問題，特別是提出世界獨創的條文，只要最低本刑三年以上，就必須使用陪審制，時代力量號稱最在乎環保團體，最在乎臺灣的生態保護，空污法第51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以及水污法第37條，致死或致重傷都是三年以上的重罪，也就是時代力量認為必須適用陪審制的案件，請問這些破壞環境的嫌疑犯，如果遇到僵局陪審團，是不是就要無罪釋放？請問時代力量如何向最支持你們的環保團體交代？另外，時代力量也引入訴因制度，讓法官不能夠變更起訴法條，如果檢察官以傷害罪起訴，但最後法院發現犯人有殺人故意，在訴因制度的規範下，法院必須判這個人無罪，試問，公平正義何在？

「民眾黨的荒謬之處」

民眾黨代表司改會提出參審與陪審的兩制併行，最低本刑七年以上或是致死的案件是用參審，但是在第五條之一卻規定許多重大政治性的案件，例如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貪污、選罷法、內亂外患、反滲透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集會遊行法等敏感政治案件，都要適用陪審，這些案件在臺灣藍綠對立的社會氛圍下，非常容易出現僵局陪審團，所有的嫌疑人都可能因此被釋放，民眾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台灣社會能夠接受嗎？

「國民黨的離譜之處」

國民黨在這個議案上的行為，更是荒謬中的荒謬，離譜中的離譜，起初提出跟司法院版非常類似的參審制，後來為了杯葛民進黨，又支持參審陪審兩制並行，表決時，突然提出第五條之一的修正動議，國民黨的版本比民眾黨的更加荒謬，在陪審的適用案件中，除了民眾黨版本有的敏感性政治案件外，還增加了國安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政黨法、促轉條例等，此外，也新增跟環境有關的案件，例如空污法，以及行政訴訟類的所得稅法等案件，都必須優先適用陪審，這些案件都會出現僵局陪審團的情形，而國民黨也只在該條文聲稱兩制並行，後續條文卻完全沒有陪審制的施行條文，顯然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製造出一台根本跑不動的拼裝車。

身為立法委員，必須擔負起責任，不能民間團體說什麼或是司改國是會議的投票結果是什麼，不加思索就照單全收，「司改會找義和團來當自己的御林軍，在野黨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跟打手。」

「兩制併行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如果採行兩制併行，除了陪審團制度可能的問題以外，還有司法教育上的疑慮，大學教授不可能同時熟悉兩套制度，並且把相關知識傳遞給學生，如果連大學老師都無法熟悉兩套制度，那未來將成為法官、檢察官跟律師的法律系學生們，如何使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進行訴訟，又如何追求真相、如何保障被害人與被告的權益？我們不可能眼看著臺灣的司法體系，因兩案並行而陷入重大的危機，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能夠做的事情。

「司改會、陪審團跟在野黨無所不用其極抹黑污名化司法體系是極大不道德」

司改會與在野黨，刻意透過所謂的權威效應來污名化法官，懷疑臺灣的法官不值得信任、都會貪贓枉法或是操守有問題，我必須說，司法體系確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但不是利用這種無限上綱的攻擊方式來進行，中間討論本來就是為了讓職業法官能夠在國民法官有疑問時，由職業法官回答國民法官，但在野黨卻不斷抹黑，民進黨的版本中，直接明定職業法官的釋疑只能在國民法官提出時才可以進行，民間原有的疑慮早該消除，而在野黨跟有心人士的扭曲抹黑，也該適可而止！

「實踐承諾的民進黨，進步的國民法官法」

蔡英文 Tsai Ing-wen總統在就職演說時，提到要進行司法改革，獲得臺灣人民最大的掌聲，身為執政黨黨團，我們也非常負責地提出「國民法官法」的修正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實踐了許多進步的司法改革理念，包括人民參與審判、起訴狀一本以及全面證據開示等等，民進黨黨團始終站在改革的第一線，從不退縮，也從不盲從，今日三讀通過的國民法官法，更是民進黨推動司法改革的重大里程碑，期盼司法制度在人民參與審判後，能夠注入活水，讓人民願意信任司法制度，使臺灣的訴訟體系能夠更公平，更符合人民期盼！

謝謝所有黨團同仁以及助理們的努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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