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暗的房屋一角，傳來像是動物的悲鳴聲。木籠裡關的不是牲畜，而是一個披頭散髮，活生生的人類。這樣可怕的場景，其實就出現在不到 30 年前的台灣。
　
在 1990 年台灣通過「精神衛生法」之前，有無數台灣的精神疾病患者，因為醫療資源的匱乏、家人以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不理解，就這樣被遺棄或勉強「安置」在家中的鐵籠、倉庫，或者是以現代醫療標準來看，根本稱不上醫療機構的「收容所」。
　
精神疾病患者也是人，也有基本的人權，這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日治時期一直到 1990 年的台灣，許多精神疾病患者，就是過著這樣不見天日、被當作像是牲畜一樣對待的生活。
　
也許有人會好奇，在 1990 年精神衛生法通過之前，台灣難道都沒有精神疾病相關的法令嗎？其實也是有的，例如「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院法」都是，但這些法令不是為了精神患者的人權而設立的，而是為了「社會安全」的角度，希望「隔離」這些患者，有利於統治者的管理。
　
但為何現在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權，能得到這麼多改善呢？這背後其實是無數前人的犧牲奉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就是葉英堃醫師。
　
19 日就是台灣精神醫學人權先行者葉英堃醫師的告別式了。葉醫師是台灣最早推動精神疾病患者人權的先行者之一，可惜我年紀太小，沒有機會接受過葉醫師指導，但我的老師陳永興醫師就是葉醫師帶出來的學生，最近拜訪陳醫師的時候，親耳聽到葉醫師的總總生平，覺得應該趁自己還記得，趕緊記錄下這段台灣精神醫療珍貴的口述歷史。
　
　
#台灣精神疾病人權的先行者
　
葉英堃醫師於 1924 年生於日治時期的台南望族，曾就讀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在日本戰敗後考入台大醫學院，後來成為精神科醫師，並且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今天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的創院院長。
　
當年我的老師陳永興醫師，在 1980 年於市立療養院工作時，受到葉醫師的支持，踏遍了全台灣調查了所有的精神醫療照護機構。在當年 80 個處所，共 6200 多個病床中，醫師只有 160 幾個，無論是硬體設備，軟體的資源，以及專業的醫療人力，都非常不足。因此陳醫師在 1981 年出版了「飛入杜鵑窩」這本書，揭露了台灣精神病患者的處境。
　
在那個言論被管制的年代，像葉英堃醫師，或者陳永興醫師這樣願意為精神病人爭取人權的人們，其實要背負沈重的壓力，也要有巨大的勇氣。
　
陳永興醫師回憶，當年他們向媒體發表這些患者的處境時，許多媒體記者看到這些慘絕人寰的資料都流下眼淚，但也只能跟他說這些資料採訪後都「報不出來」。但在這樣的壓力下，葉英堃醫師始終堅定、持續地做好精神醫療的服務以及研究，並且用盡了所有心力，讓台灣的精神醫療制度得以逐漸健全，並用專業來推動法令，確保精神疾病患者的醫療環境與人權。
　
但在大家持續的努力下，政府在 1985 年開始辦理「台灣地區精神醫療院所評鑑」，並於 1986 年開始實施專科醫師制度，同年並開始規劃「全國精神醫療網」，1988 年開始推展「社區精神復建計畫」，1989 年開始補助公私立醫院於社區中設置社區復健中心，庇護性工作場所及康復之家，1990 年時也才通過了精神衛生法。
　
　
#保護學生追求人權與公理的真正人師
　
陳醫師也提到，當年他在唸醫學院的時候，因為辦學生刊物「不聽話」，沒有乖乖給教官審查，還有邀請了當時黨外的人物到學校演講，險些被退學，一直到畢業後，相關「不乖」的資料，都一直被留在身邊。
　
後來陳醫師在當兵、找工作時，都持續受到這些「不乖」資料的影響。甚至在陳醫師被推薦去北醫當精神科主任時，都還因此沒辦法就任。
　
後來陳永興醫師投入了 228 事件的平反運動，持續受到情治單位的壓力，多虧了葉教授暗中對他保護。甚至當年陳醫師能順利進入市立療養院工作，也是葉教授扛住了所有來自情治、人事系統的壓力。甚至在陳醫師參選花蓮立委時，葉教授和李鎮源醫師等前輩親自帶領了上百名的醫師，穿著白袍在花蓮給他支持與鼓勵，陳醫師說，那是他一生中永難忘懷的一幕。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葉英堃教授在 2018 年 12 月 28 日仙逝，永遠離開了我們。但葉教授的一生，給了所有醫師，以及醫學生們最好的身教。
　
葉英堃醫師出身望族，仍努力求學，後來身居高位，掌握了一些權力與資源，但他沒有辜負這些幸運和努力，而是用這些幸運和努力，為台灣留下了更好的精神醫療制度、為精神疾病患者去除污名、爭取人權，也同時為了人權與公理奮戰不懈。他的一生，正是最好的醫師、最好的人師表率。
　
作為醫師的我們是非常幸運的，我們會永遠記得葉英堃教授的慈悲、仁愛，和勇者無懼的精神，用我們的幸運，和葉教授一樣扛起知識份子的責任，為無法替自己出聲的人們發聲。
　
謝謝葉英堃醫師，感謝您一生的付出！我們繼續努力，請在天堂繼續庇佑台灣這塊土地，和所有善良的台灣人吧。

（如果有對葉醫師生平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找吳佳璇醫師所撰寫的葉英堃傳記 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01543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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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也是人，也有基本的人權，這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日治時期一直到 1990 年的台灣，許多精神疾病患者，就是過著這樣不見天日、被當作像是牲畜一樣對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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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的老師陳永興醫師，在 1980 年於市立療養院工作時，受到葉醫師的支持，踏遍了全台灣調查了所有的精神醫療照護機構。在當年 80 個處所，共 6200 多個病床中，醫師只有 160 幾個，無論是硬體設備，軟體的資源，以及專業的醫療人力，都非常不足。因此陳醫師在 1981 年出版了「飛入杜鵑窩」這本書，揭露了台灣精神病患者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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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一個憂鬱者的自白：台灣社會給憂鬱症患者的二次傷害：
到美國留學不久後，我因為經濟、學業的雙重高壓，得了憂鬱症。剛開始我只覺得有異常的嗜睡問題，於是到校醫處做抽血檢查。結果出來後一切正常，醫生就說，或許我可以去跟學校心理諮商師談談。
接著，憂鬱症的其他症狀開始發作。除了常見的情緒低落之外，身體方面，有頻繁的惡夢、心悸、胸悶、想吐和呼吸困難；大腦認知方面，開始有間歇性失語症，閱讀書寫的能力也喪失了。在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連閱讀中文文章都有問題，一個個從小熟悉的中文字，成為了沒有意義的符號。在和學校教授、主任與諮商師的討論後，我決定接受自己生病的狀態，暫時休學回到台灣休養，等康復後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在本文，我想從我的經驗出發，探討台灣社會給予憂鬱患者的二次傷害。
社會大眾單方面拒絕接受患者生病的事實
回台灣後，我最常聽到的是「你確定嗎？你說不定只是暫時_____而已。妳想太多了。」
很弔詭的，生病的是我，在專業心理諮商師跟精神科醫師的鑑定下，我確定我得了憂鬱症，然而大家卻不相信。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大學的經驗很不同。當我的朋友和教授知道我即將因憂鬱症休學時，反應都是：「這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不過生病了就該休息，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都能告訴我。」又或者與我分享他們自身或朋友的憂鬱經驗，告訴我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
學校休學的程序也很簡單，只要跟自己的指導教授談過，上網花5分鐘填一個表單就可以了，其餘的事情學校會代為處理。因病休學的期限也很彈性，非病假休學有2年年限，病假則無。家裡有特殊情況和病假的學生可以申請把在修的課改成Incomplete（未完成），Incomplete則可以延長作業繳交甚至考試的完成期限，以避免生病學生因考試時身心狀況不佳，而落得成績太差被退學的處境。
憂鬱患者在生病時已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難需要面對，這時候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大眾直接根本性拒絕承認我們生病的事實，被強迫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拒絕承認憂鬱症是件邏輯很怪異的事，難道當一位朋友說他發燒，需要請假休息的時候，會有人認為他一定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他根本沒有發燒，而應該要繼續工作嗎？
若從歷史追溯起精神病患就遭受到污名化，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也有許多污名。常見的有：認為憂鬱患者是「太有空，才有時間憂鬱」、抗壓性低、找藉口偷懶、甚至是因為「有髒東西，快去收驚」。
並沒有人選擇要憂鬱。憂鬱症是一個大腦分泌情緒穩定物質功能失衡的狀態，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與是否被鬼神附體和抗壓性低沒有關係。關於憂鬱症患者的「低抗壓性」和「想太多」，我們常有誤解。事實上，很多憂鬱患者是因為一直以來有著高於常人的抗壓性，且需要單獨承擔很多家庭和經濟責任，才會在經年累月之下，一夕崩潰。
至於「太有空、想太多」，人在有創傷經驗或高壓之下，很難控制自己的頭腦去想和不去想什麼。我在憂鬱症之後被惡夢所苦，每每在尖叫中驚醒。我試圖實踐從諮商師那學來的情緒穩定技巧，比如說深呼吸，和想像一個令人安心的回憶。在我醒著的時候，有時這些技巧能有限度的控制我的情緒，但在睡著之後，沒有任何是我能做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腦通常有兩種反應，一是過度去回想負面的回憶；二是完全隔離負面情緒，讓患者有選擇性心性失憶、或感覺麻木。與一般人認知的情況不同的是，憂鬱患者常常有腦袋空白和感覺不到情緒的時候。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的污名化，我必須隱藏自己憂鬱症的事實，才不會讓別人對我有錯誤的猜測。因為不想讓父母承擔被親戚說話的壓力，所以在回台灣之後，我搬出中部的家到台北與朋友租屋居住。過去一年半來，我跟父母達成了年節我不回家過節，而是他們來台北找我遊玩的共識。
我像是一個必須隱形的人一樣，在台灣社會中努力維持和照顧自己的生活。且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外表精神狀態不佳，也帶給我了多次被性侵加害者意圖攻擊的可怕經驗。
缺乏精神醫療和社會支持資源，讓病患和家屬沒有喘息空間
台北的精神醫療在台灣算是數一數二，有許多精神門診和專業諮商師的資源可以利用，然而我的經驗是：台北精神照護的醫療品質依然很參差不齊。而且比起社會的不支持，來自「專業人員」的傷害可能更大。
剛到台北，我接受在台大就讀的朋友推薦，到台大心輔中心合作的校外診所看診。在任何一個精神科的初診，醫生都會詢問患者的整體狀況。我簡單說我在美國學校看診的狀況，講到一半，醫生打斷我，說：「你不要跟我講壓力，現在城市人誰沒有壓力的？」過程中他多次否定我的感受，並質疑我的經歷和生病的正當性。看診出來，我馬上抱著我的朋友大哭。我以為專業的醫生會理解我的狀況，並給我專業的照護，結果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家中狀況，還因為經濟原因，我沒有在家裡住。剛到台北時，我仍需要找工作，才能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和生活費。在台灣的心理諮商治療是沒有健保給付的。少數醫學中心有提供健保補助的心理諮商，然而名額少得幾乎排不到。雖然後來找到一間好的精神診所，和一位我負擔的起的心理諮商師。我的狀況仍時好時壞，照顧責任則落到了跟我一同租屋的朋友身上。
為了緩解在她身上的壓力，我很努力尋求外界的幫助。我查找過是否能聘請看護？不行，並沒有針對年輕心理疾病者的看護。即使我需要的只是有人可以陪我出門買生活用品、看醫生和張羅三餐，並在我情緒不穩、心悸和呼吸困難的時候幫我拿緊急用藥。我查詢過社會局醫療補助，台北市有針對台北市民的補助，然而在我的戶籍地政府並沒有提供。我打過所謂的自殺防治專線，然而夜深人靜時得連續打一小時才打得進去。打進去之後還是一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先生接的，他聽上去就跟我家鄉的長輩一樣，覺得我想太多，不接受我生病的事實。
最誇張的一次，是我有次情緒狀況非常不穩。我覺得我要失控了，很可能會在白天同住朋友去上班時做出憾事。於是我請朋友請假一天，陪我到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專門院區）。當時的我認為我需要專業人員照護我至少幾天，監控我的狀況和及時調整用藥，因為我的意識狀況已經差得無法自己判斷情況吃緊急用藥的地步，且快要失去所有意識了。我用盡了全身力氣和勇氣去找醫生，告訴她狀況，但她表示我不夠嚴重，不能進精神科專門病房，除非真的忍不住真的想死了，刀已經拿在手上了，或是已經做出自殘行為，不然現在只能按順序排普通病房。她說我只是缺一個人照顧我，幹嘛不回家讓家人照顧就好？那天晚上回家後，我的自殺慾望到達了高峰。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當精神科醫生只是有什麼症狀開什麼藥，而缺乏同理心和完整照護病患的概念時，會給病患造成很大的心理和甚至身體上的傷害。在台灣我聽到很多人跟我一樣，因為忍受不了每天吃眾多藥物的副作用（因為同時要吃很多藥，醫生會同時開胃藥）自行停藥，而產生難以忍受的身體戒斷作用。當社會支持不夠，而尋求專業醫生也得不到全面的幫助時，憂鬱症患者和家屬只能孤軍奮戰。
我的結論是：面對當今社會的各種挑戰，精神疾病比我們想像的普遍。當我們想像自己生病時想要得到如何的對待，就能在面對憂鬱患者時，能多一份體諒、少一份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