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雲」「榮木」之思：楊牧散文分享※
　　
楊牧〈六朝之後酒中仙〉（節錄）
　　
我對波旁存有戒心，誰知一九六六年轉學加大以後，又和它結緣，原因是陳世驤先生偏愛波旁威士忌。第一次到陳先生家，剛剛坐下，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能喝酒嗎？」此後四年，到他家一定喝波旁。但陳先生規定下午五點以前不可喝酒──這條誡律我到今天還都大致奉行。陳先生除了波旁威士忌，只喝少許白蘭地，偶爾也喝啤酒，可是啤酒當中非日本啤酒不喝；有時他也願意溫一壺日本清酒吃菜。第二年冬天，他不知道透過甚麼特殊關係，買了數十箱臺灣紹興酒，喊我去幫忙卸貨，囤積在地下室的酒窖裡，從此就不碰日本清酒了。他飲酒十分講究，而且極有節制。飯前喝加了冰塊波旁威士忌數杯，吃飯時喝溫熱的紹興，飯後喝白蘭地。至於野餐戶外，則以啤酒為優先，偶爾來點波旁。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普通的葡萄酒，無論紅色白色，一概不沾。這些是我多年觀察的心得，但有人說並不一定如此。也許陳先生在學生面前特別節制，在其他場合又不同了，則不得而知。我晚間若上他家問學，時常是一邊飲酒一邊談論，小飲竟能促進思考之敏銳，這不是我從前所能想像。而且我過去對波旁所懷的恐懼，也因為這份溫淳的經驗一掃而空。陳先生去世後，我再度棄絕波旁威士忌，十年來不知其味，今後也不可能再喝它。一滴酒香，足可勾回許多求學時代溫暖的記憶。但先生墓木已拱，我自己也已進入中年，當年那種縱酒雄辯的日子，恐怕不易再得。
　　
柏克萊朋輩頭角崢嶸，惟能飲者並不多，大概只有鄭清茂解此酒趣，其他諸子都不行。清茂為人溫柔敦厚，但出身早期的台大中文系，觀自體驗了幾位國學大師的杜康豪情，酒量雖非第一流，情趣也確實老到。我看他斟酌自如，面無難色，而從來不醉，大事小事侃侃談之，確有古君子風。清茂學識文章不同凡響，詩書超人一等，古律新體莫不在行，甚至能以日文作「徘句」。年前普林士頓重逢，雪夜無事，相與對飲，酒後濡筆為我寫一中堂：「酒能養性，仙家飲之；酒能亂性，佛家戒之。飲酒學仙，戒酒學佛」，真性情中人也。在柏克萊時，因清茂的關係，認識史坦佛的莊因，也是台大中文系的詩酒才子。前此我已經和莊家老三莊喆相知多年，且去過霧峰洞天山堂，瞻仰過莊老太爺慕陵先生的法書。但莊以抽象畫知名，屬於「新派人物」，不太飲酒，老二莊因則以詩書知名，嗜杯中物，風流蘊藉，最肖乃父。我時常看莊因在清茂家飲酒寫字，西裝革履，打扮入時，不知道此公奈何如此講究衣著，後來才聽說他正在追求夏家大小姐，奔波於金山灣之兩岸，週末渡海自史坦佛來，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獨我不知。
　　
一九七七年在舊金山，又逢莊因於已涼天氣未寒時，海水依舊，人事已非，只有他和夏美麗夫婦二人整潔安寧如曩昔，師友中有的離開了，有的亡故了，風雲消散，令人不勝唏噓。我們對飲於酒蟹居椒木蔭鬱之窗前，談起前塵往事，恍若隔世。當晚狂飲啤酒，連寫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過子夜。現在想想，這種心情，無非「停雲」「榮木」的思念。人生在世，動若參商，如果不將思念訴之陶公的「今日天氣佳」以忘形，又怎麼能夠自保？我時常覺得我輩中人，真能賞識人生情趣，洞知是非真假，則寓莊嚴於詼諧，寄憂患於幽默中的，實在不多。莊因齋名「酒蟹」，我為他撰製一聯：「君子飲酒愛其令德，達士啖蟹厭他橫行」，自以為略窺其廟堂深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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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之後酒中仙〉收錄於《搜索者》（集中前一篇是〈三代以前農家子〉，兩篇散文之題，為楊牧自撰的對聯），全文以飲酒的種類，生平的趣事、糗事來串聯，實則更是藉此記述作者與師長、友朋之交遊，時而讓人會心一笑，時而令人感到溫馨。此處所節錄的，是緬懷甚或傷悼師友、感嘆時光流易的段落，情感較為濃厚。
　　
並推薦讀者閱讀全文，不僅可接觸到文壇的一些軼事，感受當代文人的言行風采，對於長篇散文的謀篇，段與段接續的技巧，亦可從中領略一二。
　　
#楊牧 創作，#六朝之後酒中仙
#賴柏年 手寫，Instagram：lai.po.nien
#李蕪 簡述
　　
※本篇收錄於楊牧散文集《#搜索者》（#洪範書店，1982年5月）。編按：前文曾提到至愛荷華大學留學時，飲了半瓶安格爾教授所贈的波旁，而宿醉嚴重之事，故「對波旁存有戒心」；又，陶淵明〈停雲〉序云「思親友也」，〈榮木〉序云「念將老也」。
　　
※楊牧（1940年9月6日－2020年3月13日）

本名王靖獻，臺灣花蓮人，知名詩人、散文家、學者、評論家、翻譯家。花蓮中學、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愛荷華大學創作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親炙徐復觀、陳世驤兩位學人。曾執教於多所大學，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立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亦曾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並參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
　　
楊牧自中學時期便開始新詩創作，並獲當時師長胡楚卿之鼓勵。早年筆名「葉珊」，發表詩與散文，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溢於筆端；1966年赴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見證六零年代學生運動，三十二歲（1972年）而改筆名為楊牧，嘗試以詩介入社會。1976年時，他與中學同學葉步榮、詩人瘂弦、生化學家沈燕士共同創辦洪範書店。
　
詩文曾譯為多國語文。曾獲時報文學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蟬獎等。
　　
#波旁威士忌 #陳世驤 #柏克萊 #鄭清茂 #莊因 #陶淵明 #停雲 #榮木 #散文 #創作 #手寫

【轉貼王浩威醫師文章】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１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２
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４
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５
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６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

我們常在不知不覺中，
增加了簡單問題的複雜性~~~

但可怕的是，我們更常
尋求複雜問題的簡單答案~~~

不要只是找出孩子、家長、學校、醫療、政府、社會甚至老天犯了哪些錯，
而是積極協助孩子、家長，學校、醫療、政府、社會甚至老天知道該多做些什麼~~~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１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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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４
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５
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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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