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10137115741348/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29321820489544/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0215429400183/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3328702422189/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5860505502342/

（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教育 #語文

🌞週日的重讀🌞書人生專欄🌞季風帶文化創辦人林韋地👉〈讀著你的書一起長大，一起變老〉
　
並不是刻意為之，但我的人生好像和書脫不了關係。常常因為工作的需要，無論是寫作，書店，還是出版，被要求談些和書有關的事，推廣閱讀，鼓勵大家買書，有時我也好奇我的人生裡還存不存在還沒有說過的，和書有關的故事。

或許所有故事其實都是一種複寫，隨著人歲增長，我一再修正自己的記憶。因此，可能所有的故事都是沒有說過的。因為說過的那些，從前的我可能也沒有真的很明白其中的意義，需要重說。

小時候在台北住在小公寓裡，房子裡有三個房間，一個是父母的睡房，一個是我的房間，一個是書房。書房是名副其實的書房，有一面牆是書櫃，擺滿了書。但後來那間房就成了我們家菲律賓女傭（那個年代的用詞）的房間，她晚晚就和數百本她看不懂的書睡在一起。

因為工作年限的關係，我們家換過兩次女傭，後來她們回國之後也沒有聯絡了，不知她們後來過得如何。

小學六年級畢業後，我們全家從台北搬回檳城，檳城的家也有書房。檳城的地價比台北便宜很多，書房也大得多。檳城的家對我來說是新家，但其實是父母多年前買的房子，入住之前，重新裝潢了一番。

我其實比父母和妹妹早一些回到馬來西亞，因為父母希望我早點進入馬來西亞的學校，（學制不同，馬來西亞的學年是1月開始），所以那一年的夏天我沒有暑假。我也沒有參與將舊家東西整理打包的過程，來不及向舊家好好告別。我在當下沒有想過原來那就是和舊家的永別了，父母很快就把舊家給賣了，永遠也回不去。

那時好像被迫將我之前的人生（雖然還不是很長），都留在台北，沒能帶多少回到熱帶。在檳城的家拆開台北運回來的紙箱時，心中感到十分忐忑不安，不知道什麼是被選擇了，可以回到這裡，繼續成為我人生的一部份，而什麼是被丟棄的。

當我看到一些自己很喜歡的書，有在紙箱裡被帶回來時，心底有種說不出來的感動。這樣的書有一本是年紀比我還大的，文言文版的《三國演義》，和一本給國中生當作參考書看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前者是父親1976年在重慶南路上的書局買的，一直在家裡的書架上，我小學三年級時有天從架上拿下來讀，發現一點都不艱澀，反而很好讀，一翻開欲罷不能，就愛上了。後者是我小學一年級時父親買給我的，我在各地圖上用鉛筆做滿了各種筆記，還會帶到學校去在早自習時看，小學一二年級的班導師看到了頗為驚訝，我小小年紀居然會看這種書，也因此在我小小年紀時就嘗到了知識帶來的虛榮感。

回到檳城以後這種虛榮感少了很多，閱讀變成是有點孤獨的事，去到很多親戚的家裡，發現他們都沒有書房。或許那時全家對馬來西亞的一切都頗不習慣，常聽母親下班後坐在餐桌前批判馬來西亞的一切，而當然是以台灣作為參照對象，父親則不發一語，因為舉家從台北搬回來是他的主意。

母親常帶我到商場裡的大眾書局買書，在那個年代，馬來西亞的大眾書局還是台版書的天下（其實那時檳城還有很多其他書店，但我們家只懂到大眾），逛書店買書，也有點召喚中華民國／台灣的情感記憶的意味。

我唸初中時，母親很喜歡讀劉墉的書。對我來說劉墉是上一代的作家，讀劉墉的書有一種聽母親說教的感覺，因為母親都覺得他書裡寫的很有道理。那個年紀的我比較喜歡看起來叛逆很做自己，但其實還是在一個安全範圍內的劉軒。但相比起劉墉劉軒父子，我更喜歡小野和李中父子，在我中學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李中高居我心中最喜歡的作家，他的《沒有愛情的日子》是那個年紀的我最喜歡的書。

《沒有愛情的日子》是母親帶我去逛大眾書局時買的，那時覺得父母親賺錢很辛苦，所以自己選的買了的書，回家以後要好好地讀很多遍，一讀再讀，這樣才有回本，才對得起父母。書的內容其實很簡單，就是李中和他高中好友之間的友誼，和一起出去玩的故事。

小野在寫給他兒子的序裡，將這本書點到明處，年輕人寫的其實不是友誼，是寂寞，而作為一個很愛這本書的讀者，那時的我應該是寂寞到不行。《沒有愛情的日子》之外，我也買了李中其他的書，《比聯考更無聊的事》、《李中的第二腦》、《惡男日記》，以及他和他爸合寫的《臭企鵝VS.大屁股》和《中等野蠻─臭企鵝vs.大屁股2》。

我的中學日子過得很自我很荒蕪，雖然我們在高三那年也要面對統考，但當時我們班上根本沒什麼人在理，我就自己讀我自己的。讀李中的書，假裝自己也有聯考壓力，也有一群朋友或死黨，一起在有張大網的天空下低空飛行，在聯考結束後和朋友一起在畢業旅行大玩特玩，或參加社團，和自己喜歡的女生告白。當然我和我馬來西亞同學的經歷和記憶也不是一無是處，但總是有個如果我沒有離開台北的平行時空，我的中學生涯原本會是個完全不同的面貌，而那只能在我閱讀李中的書時去想像和找尋。

有很長一段時間，李中是我人生中羨慕的對象，有作家父親指點，可以在年紀輕輕時出版自己的作品，而離開了台北的我，在遙遠的南國，生命找不到出路，心裡有好多不滿足。有一次花蹤文學獎，余光中來馬，我想去吉隆坡參加和聽聽，父親只說了一句：吉隆坡太遠了，就勸我打消了念頭。

李中後來也不寫作了，改走上電影的路。兩年前小野因為擔任柯文哲競辦發言人被人攻擊而痛哭流涕時，我還想傳封私訊給他，叫他爸看開一些不要太難過。其實現實生活裡根本不認識，喜歡一個作家久了，就有種自己和他很熟的錯覺，我們也是一起長大，（我讀著你的書）一起變老的。

高中畢業前夕，我將《沒有愛情的日子》送給一位我喜歡的女生，她的父親也是馬華留台生，後來返馬。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聯絡，但她從來都沒有和我在一起。

─────
　　
更多🌞書人生🌞👉👉https://pse.is/SWQNQ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　
　　
👉訂閱電子報，收信掌握本刊完整報導：https://lihi1.com/EbuBe
👉追蹤Openbook IG：https://goo.gl/Enkz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