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講過寫金庸并不容易寫，因為他沒有倪匡那么風趣。
既不風趣，趣事自然不會多。
但有時又不盡然。金庸也有他風趣的一面。比方他請人寫稿，有時也會
奇招迭出。
有一回他請我替《內明》雜志寫稿，為了怕我拒絕，便給我來一封信。
信有一定格式，把要求的事列成几點，最后以弟自稱。
所列几點，包括稿件性質，字數，稿費若干，為著怕我擔心稿費，另加
小說稿費由弟負責追討。
接到一封這樣的信，叫人怎能不寫？
至于金庸為什么會替《內明》雜志拉稿，這里不能不閑扯一筆。
《內明》雜志是一本佛經雜志，主編沈九成跟金庸是好朋友。原來，金庸
對佛經一直很有興趣，時常跟沈九成過從，研討佛經。尤其在他的長子在哥倫
比亞大學里遇事后，金庸更醉心于佛經的研究。聽人家說，《內明》雜志的
經費有部分是由金庸負責的，難怪他這么熱心。
看到前面寫的金庸對作者稿費如此負責，讀者一定以為金庸對稿費一定
不會計較。
不過這里所謂稿費，是指金庸付與各作家的稿費而言，并非人家付與金庸
的稿費。
事實上，現時香港恐怕沒有人能請得起金庸寫稿了。他的稿費如何計法。
已無准則，這又如何請法？
《明報》的稿費一向定得不很高，至少它沒有《東方》與《成報》那么高。
大約七九年，三孫介紹我去《東方日報》寫稿，訂明寫三個月的連載，每天
七百五十字，稿費是一千元。但我在《明報》翻譯日本推理小說，每天八百字，
稿費只有六百五十三，比《東方》少了三百五十元。我沒有提過抗議。但倪匡
和亦舒就不同了。兄妹齊向金庸抗議，電話，信件齊飛，要求加稿費。
金庸總是左推右擋，以太極卸勁化去倪氏兄妹剛猛凌勢。
倪匡 氣他不過，乘住一場宴會，帶住几分酒意，大聲疾呼要金庸加稿費。
他說：“查良鏞，你賺了這么多錢，應該加加稿費了吧。”
金庸笑笑說：“好好，我加！”
總算把一場風波平了。
事后，稿費真的加了，是百分之五，聊勝于無。
倪匡不滿，打電話去罵。金庸拗他不過，于是殺手□來了。
“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給你寫信。”金庸用近乎哀求的語調說。
一聽寫信，倪匡昏了過去，大嘆：“我命休矣！”
原來以論口才，金庸口才敵不過倪匡，但講到寫信評道理，倪匡絕對不是
對手。
倪匡怕寫信，他是一字千金。寫信白寫沒錢收，只有傻瓜才做。
獨有金庸是一等一的傻瓜，偏偏喜歡寫信。
倪匡說：“我從來不曾見過有一個人像查良鏞那么喜歡寫信的人。”
坐言起行，過兩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開看，附列十几條條文，不是
申訴報館開銷大，便是經濟不景氣，惟有節約。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費，
勢必引起連鎖反應，意即謂你加，人也要加。這筆開銷不輕，只把倪匡看得
心酸難熬，最后惟有棄械投降，不提加稿費了。
所以，一路到現在，倪匡在明報的稿費并不太高。比起《東方》，《清新》
《翡翠》大有不如。
倪匡常自嘆：“跟查良鏞太熟，有時反而不好亂說話呢！”
亦舒是繼倪匡后第二個敢同金庸談稿費的天下勇者。
亦舒比倪匡還辣，她在專欄里直接提出，文辭尖刻，几乎在說金庸在刻薄
爬格子動物。
面對如此剛猛的攻勢，金庸以不變應萬變，甚而以靜制動，一樣把亦舒
弄得服服貼貼，到了升任政府高官后，仍乖乖地化個筆名在寫稿費不如理想
的連載。
在本港文化界里，倪氏兄妹素以辛辣出名，居然都給金庸弄得服服貼貼。
你說金庸的本領有多大？
木蚤雖惡，遇上糯米也是變不出戲法的。
金庸就是治服倪氏兄妹這兩只頑皮木蚤的糯米。
為了這個原因，許多人說金庸吝嗇。其實金庸并不吝嗇，他不過是深懂
節省之道理而已。他不像倪匡亂花錢，也不會富而后驕。他是應用則用，
對朋友，有時也很慷慨。這一點倪匡體會很深。
倪匡有什么困難，金庸都會幫忙。有時倪匡等錢用，金庸就會預支版稅。
這是是倪匡跟明報出版部的人親口說的。
倪匡支版稅，并不是小數目，通常都過十萬。金庸從來沒有一趟皺過眉頭。
頂多會帶點勸告的口吻對倪匡說：“錢不要亂用啊！”
雖然金庸辦報發了大財，倪匡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他沒有義務一定要照料
倪匡。現今世界，勢利現實，像金庸那樣對待朋友，是不多見的。


說起來，金庸很愛才，有才的人，在明報服務，都會受到他另眼相看。
這里舉几個例子，讀者 就可以明白。
這二十年來，明報人才輩出，已故的漫畫家王司馬就是金庸愛惜的人。
王司馬進入明報工作的時候，還未成名。大約在一九六八年，我常投稿
《明燈日報》“日本小說叢”版，王司馬便常常替我配圖，《明燈》的稿費
很低，可想而知。進入明報后，由于工作勤力，表現好，金庸很喜歡他，
但是他的稿費一直沒有怎么加過，依然是三百元一個月。
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發了一點牢騷，倪匡便答應替他去
說項。
倪匡見到金庸，問：“喂，查良鏞！王司馬的漫畫嶄不嶄？”
“嶄！交關嶄！”金庸豎起了大拇指。
“應不應該加稿費？”倪匡帶金庸進入正題。
“應該！”金庸想也不想回答。
“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塊一個月嗎？”倪匡說。
“嚇！這么少，不行，不行，”金庸頓足：“他想加多少？”
“一千五百元。”倪匡說。
“甚么？”金庸有點猶豫，“這太多一點了吧！”
“那你可以加多少？”
“嗯！”金庸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
“多謝！多謝！”倪匡馬上脫帽致敬。
原來王司馬的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現在有一千二百元，倪匡如何能
不致敬？
這一回是小倪匡計取金庸了。
后來，金庸知道了，笑笑說：“一千五百元買王司馬的畫，還是太便宜了。”
可見金庸是多么的愛才。

還有一個是王世瑜，這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許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
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只是信差。
但這個信差，套句廣東話，是“話頭醒尾”，兼且“做事勤力”，因此
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后，金庸
更叫王世瑜出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倆。
后來，王世瑜因事離開了《明報》，進入《新報》做事。《新報》創立
《新夜報》，王世瑜出任總編輯，我就坐在離他十尺不到的那張寫字台。其時
我在《新報》任通天小職員。
何謂“通天小職員”？便是報館大小事務都要做：校對，聽電話，寫新聞，
而工作時間或日或夜，毫無准則。
王世瑜雖然身為老總，助手只有號稱零零八的雅倫方一個。真佩服王世瑜
的干勁，《新夜報》是他一手搞出來的，銷路几萬份，替《新報》羅斌賺了
不少錢。
后來王世瑜自己辦《今夜報》，銷路居然蓋過《新夜報》。《新夜報》
停刊后，《今夜報》一枝獨秀，成為小報之王，王世瑜因而賺了不少錢。
最近王世瑜舉家移民加拿大，把報紙賣掉，報社變現鈔，袋袋平安，王世瑜
的本事你看有多大！
金庸對王世瑜堪稱念念不忘，一聽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請他回來主持
《明報晚報》報政，銜頭是《明報晚報》社長兼《財經日報》社長，風頭之
盛，一時無倆。
誰都知道，王世瑜離開明報時，是滿腔冤氣的，年少氣盛，到了創刊
《新夜報》，便常在報上拿金庸開玩笑。
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沒有那樣做，只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
是這樣的！”總不放在心上。
現在居然邀請王世瑜回巢，金庸氣量之大，真是罕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斯是至理明言。金庸愛王世瑜的才，才對金庸
而言，實在可以蓋過任何積怨。《明報晚報》有王世瑜這樣的鬼才，當大有
機會重振聲威也！


除了王世瑜，還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報，起初只是在資料室任職。金庸欣賞他，把他保送到英國
念書。學成歸來，立刻請他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
后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升任老總，恰值
股市狂潮，《明報晚報》這張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遂成為一紙風行
的晚報。銷路有好几萬份。直到林三木創辦《信報》后，《明報晚報》的
銷路才逐漸跌下來。
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太過忘恩負義。
然而，金庸從來不這樣說過。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
林三木有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跟林三木碰頭。
金庸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
沒有一般老板的習氣，大言炎炎的叫林三木做“三木，三木”。

甚至對胡菊人，金庸也是念念不忘的。
八十年代初，明報發生了一件大事，便是《明報月刊》的總編輯胡菊人
脫離《明報》，創立《中報》。
金庸勸胡菊人三思，胡菊人堅持不納，而且暗中招兵買馬，金庸逼于無奈，
只好忍痛割愛。
為了酬謝胡菊人對明報十三年以來的服務，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
設宴歡送，并即席贈與“黃金勞力士”，場面異常感人。
及至胡菊人失意《中報》，金庸十分難過。常向孫大姐詢問胡菊人的近況。
胡菊人當年離開《明報》，曾經暗底拉攏《明報》編輯部的人員，當時
軍心頗為動搖，幸賴金庸震壓才保平安，但金庸一點沒怪胡菊人，還人前人后
稱贊胡菊人是個好編輯。
胡菊人是個好編輯，這是無可置疑的。離開《明報》后，月刊的銷路一直
下跌，開戰鼓而思良將，金庸午夜夢回，大概是忘不了胡菊人的。


金庸有什么嗜好呢？
他喜歡看書。住在渣甸山的時候，除了那個一千尺 的大書房外，樓下還有
書庫。最保守估計，他儲藏了几萬冊的好書。
書以外，金庸極喜歡捉圍棋。
可以說他是一等一的棋迷。段數嘛，現在也應該有一段了吧。
這几年，金庸不斷請了大陸的圍棋高手來香港跟他對奕。有一段時期，有
兩個圍棋高手一直住在他家里，食佣工全歸金庸。工作就是每天陪金庸下棋。
為了棋，金庸可以渾忘一切。以前他每天晚上都回報館。有了圍棋，他不
常回報館寫社論，所以現在《明報》的社論有部分是由徐東濱執筆，偶爾也有
老總潘粵生的客串。
對圍棋，金庸甚有研究。家中收藏有關圍棋的書實在不少。而對棋盤及棋子，
也十分謹慎選購。
最近金庸搬了家，從北角半山搬了去山頂道。
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積好几萬尺。那個花園也大得驚人，據說單是裝修費已
用了百萬元。
新居搬定，倪匡去參觀，第一個印象是“必須裝室內電話”，否則同居一樓，
招應不易。
金庸聽了也不在乎。獨要倪匡看他新買的木棋盤。
他把棋盤拿了出來，讓倪匡過目：“猜猜看，買了多少錢？”
倪匡一看，暗想：“你查良鏞問得我價錢，自然不會是次貨，那就估高一點吧！”
“一萬塊！”倪匡想了想答。
“喂！是從日本買回來的呀！”金庸提醒他。
“那么----”，倪匡再想了想，“三萬塊！”
“唉！”金庸搖了搖頭：“倪匡，你怎么這么不識貨？”
倪匡有點不服，“我怎么不識貨？”
“這是甄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買下來，老板不肯，還要托人去求情。才
勉強答應賣給我。”金庸一本正經地說。
“甚么？”倪匡跳了起來，這么一個勞什子的棋盤，還要央人去說項，放屁！
沒好氣地問：“那么到底多少錢？別賣關子了！”
金庸豎高十根指頭。
“哇！十萬塊！”倪匡跳了起來，指住那個棋盤，“這個棋盤要十萬塊？”
金庸把棋盤抱得緊緊，生怕它溜走似地。
“唉！這回輪到倪匡嘆氣了。
十萬塊買一個木棋盤，你說金庸對圍棋是迷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書與圍棋，金庸似乎沒有什么其他愛好了。


最近有記者問他，還會不會寫武俠小說？
金庸沒有正面答復，但言下之意，是不會再寫了。
為什么金庸不再寫武俠小說呢？
倪匡的解釋是：“他寫不出了！”
以我看來，寫不出則未必，但會否比舊作寫得更好呢？恐怕金庸沒有十足把握。
一個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謂苦樂兼嘗。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帶來的樂趣，
另一方面又受著精神壓力煎熬的苦處，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盡這種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毀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聰明得多，在事業上，他有《明報》，讓他享受成功的果實，
在精神上，他籍自潛修佛經和圍棋來得到解決，所以他能超脫，不會有任何困擾。
有許多認識金庸的人，都以為近年金庸變得孤家，不愛交際。孰不料這正是
他自保之道，他實在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寫出那樣的小說。
不過，一個寫慣小說的人，如果叫他常年不寫字，也是會技痒難熬的。金庸
沒有新作，但這十年間，卻從事修訂的工作，他將出版了的武俠小說重新修訂。
所謂修訂，有時是變相的改寫，像《天龍八部》，就將倪匡所代筆的那一大
段刪掉了。
據金庸說，刪掉那段，并不代表倪匡寫得不好，而是想統一風格。
修訂過的新版，好不好呢？見仁見智。
倪匡在他論述金庸小說的專著里，曾提出抗議，認為有時斧擊之根實在太深，
反而減弱了閱讀的趣味。對這一點，不獨倪匡如此，許多人都有同感。
但是，有時也得替金庸想一想，他的武俠小說發表時都是一天一天的刊在報上，
結集成書，礙于時間，也未必逐一看清楚，所以有些情節往往出現首尾不接的現象。
如果不加以修改，實在有礙小說結構的完整性。
就是修訂過后的小說，情節也有不如人處。
八一年，我在”無線“工作，創作組決定把金庸的《天龍八部》搬上銀幕。
我們一隊工作人員跟隨蕭笙去澳門“度橋”，每人事先精讀《天龍八部》，這才
發覺漏洞百出，編劇人員惟有想盡辦法修補，同樣情形，相信一定出在《射雕》
和《神雕》身上，可見長篇小說并不易寫，強如金庸，經過修訂，仍有瑕疵，何況
未修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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