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央行正常應「放水」，卻因為全球供應鏈斷裂令物價上漲，使央行反其道「收水」遏止通脹，這就是我一年多前已講「後疫情時代」下將面臨的「滯脹風險」。對央行而言，這是個「向左走向右走」的難題。特別是對於已有28萬億美元國債的美國，滯脹就是「美元遊戲」的死門。

大家有時間可重溫我這兩年疫情前後所寫的文章，值得大家重溫。局勢正按照劇本一步步的進行，大家要及早部署，然後繫好安全帶，準備坐上大時代的過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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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 向右走的大時代

全球各國央行為應對新冠肺炎的疫情，均紛紛減息，重啟大規模量化寬鬆(QE)救市。部份經濟學家以傳統的貨幣經濟理論分析，均認為「無上限量寬」即將會帶來全球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然而，全球經濟不景氣，加上新冠肺炎等不明朗因素將導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縮，按此推斷理應會出現通縮。那麼，全球物價的走向應該會是向左走(通脹/滯脹)還是向右走(通縮)？這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議題。

要解題，首先要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所有經濟理論都不外乎「供求理論」(即DSE同學仔都會的demand & supply)，關鍵是將「供求理論」放在哪一個市場進行分析，而得出綜合的結論。今時今日，我們面對變化最大的主要有兩個市場，一是貨物市場，二是貨幣市場。

大家印象中應該還記得，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新增了數以萬億計的貨幣供應，不少經濟學家都認為會引發全球通惡性通脹。然而，惡性通脹最後並沒有到來。原因之一是全球化導致的產能過剩。全球化供應鏈使生產鏈由先進國轉移集中佈局在中國、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大幅增加全球產能的同時，其低廉的生產成本及關稅的下調大幅降低了物價成本。在全球化供應鏈下，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已並非由單一國家的國內的供求所決定，而是以全球產能反映的總供應與全球性需求的角力。

另一方面，量寬新增的貨幣供應沒能有效地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增加了投資/投機性需求，資金追逐高息及風險資產，最後只推升資產價格，要知道資產價格並不會計入消費物價指數(CPI)去衡量通脹水平。這是為何海嘯後的十年，儘管大規模QE，全球的通脹率仍然維持低水平，箇中的原因是全球產能過盛和資金流向資產市場的兩大主因。

以上是08年金融海嘯後十年的情況。然而，今次情況將會比當年有所不同，而且將會更複雜。首先，今次黑天鵝的主角是新冠肺炎，而新冠肺炎的傳播性使人人都不敢外出消費，一切都好像回歸基本，人人都只會搶購日用品，對於非必要的奢侈品需求一下子完全消失，消費意欲預期都會維持低沉相當一段時間。更重要的是，各國的封城封關使經濟完全停頓，全球供應鏈斷裂。正所謂飛得越高，跌得越痛。近年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得越來越成熟，當發展中國家集中生產，已發展國家加強科技的發展和消費，生產要素成本大幅下降，關稅下調，國際貿易效率一日比一日提高。萬萬想不到的是，一個看似完美的「全球供應鏈模式」，竟然被一隻黑天鵝切斷了，還要是完美地解體，一個完美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正在發生，各國即時走向供應鏈本地化(localization)。從此，產能不再過剩。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對症下藥」還是「落錯藥」？》所講，量化寬鬆手段能夠即時解決的並非實體經濟的問題，要量寬能夠解決經濟問題，其關鍵在於資金流向是否能夠有效流入實體經濟，但事實證明，大部份資金最終只會流向投資/投機，資金追逐資產，最終使資產價格不停上升，情況如08年金融海嘯後十年一樣。因此，要真正救經濟，一定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錢從何來？同一個題，2016年特朗普上場時我也問過，當時我寫了一篇名為《特朗普上場 (二) - 錢從何來與加息的邏輯》的文章。大家有時間可以參考一下。

有關「錢從何來」的問題，一般的財政政策項下的政府支出(Government Expenditure)是從政府的財政儲備而來。正如我們香港政府昨天剛公佈的1375億港元大規模抗疫救市措施，號稱是史無前例，但要知道香港政府目前的財政儲備有1.1萬億，而「全副身家」(即計及外匯基金的總資產高達4萬億港元)，是次的大規模救市的支出對比副「身家」依然是九牛一毛，可以說全民退休好幾年也沒有問題。這是為何我經常說香港的金融系統和基礎是非常穩健，即管是當年金融海嘯，香港的金融系統依然穩健。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財政部2月12日公布的數據，美國預算赤字達到1.06萬億美元，而國家債務總額達到了23.3萬億美元，這是天文數字。當數字去到一定水平後，其實已經再沒意思，天文數字的債務不是債務，因為根本償還不了，再增個一兩萬億美元，影響不大，美元依然是「美元遊戲」棋盤下的唯一「代幣」，各個遊戲參與者只能相信美元，不信者大可離場。至於如何離場，我目前還未想得到。或者說，如果連我都想得出來，我想大部份國家應該一早已經離場。

巨額財政赤字下，美國如何支付即將推出的「2萬億美元救市計劃」？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直接向聯儲局借貸，那聯儲局的錢從何而來？那當然又是「憑空印出來」，原理跟QE一樣。說白了，就是美國財政部借聯儲局的手印鈔，因為美國政府很難還清這筆錢，或者亦沒有打算還錢。因此，對美國來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管齊下」實際上是「雙QE」。

如今，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以美國財政年年赤字的作風，這筆負債只會越來越多。因此，美國政府的負債相當於美元的永久性超發。在世界上存在的美元只會越來越多，全球的財富在美國「印鈔」的過程中被稀釋，世界各國再一次被美國政府「收割」。當然，在全球都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時候，美元超發的危害並不明顯，反而能提高市場流動性。但是，經濟危機過後，金融槓桿會迅速放大美元超發的危害，形成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美股及債券價格之所以會迅速下跌，是因為長期貨幣超發導致金融體系中積累了大量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長期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經濟，導致債務槓桿高企、資產價格高估。疫情對本身疲弱的實體經濟的衝擊刺破了債券、股票等金融底層資產的泡沫，導致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定價體系瞬間崩塌。而為了解決金融市場的問題，聯儲局選擇了QE，繼續向金融體系中注水，繼續「培育」資產泡沫，同時拉闊貧富懸殊，然後當下一個黑天鵝來臨時又再推QE。這個情況，在未來會繼續重演，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世界各國的財富將不停被收割。

可是，這次與之前不同的是，在今次的「雙QE」中，除了無限量QE的貨幣政策外，美國財政部借聯儲局的手印鈔推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直接將資金注入經濟實體。另一方面，世界各國開始發現孤注一擲全球化的風險，如以單一國家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風險，同時亦揭示了全球各國對全球化的隱憂，即使疫情過後，全球化再次啟動時各國之間的互信也大不如前。最後各國只會「各家自掃門前雪」，在表面上呼喊著「全球化口號」的同時，開始建立自己本地的供應鏈，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也就只成為一個「口號」。未來世界很大可能會走回頭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會令生產要素成本提升，慢慢回復至全球化之前的水平，過去全球化所導至的產能過盛不再。當兩大壓抑通脹的因素不再存在，當經濟回復正常時，全球或產生流動性過剩，而最終導致通脹的來臨，到時美聯儲不得不加息控制通脹，但在疲弱的經濟下加息會剌破經濟/資產泡沫，形成「向左走向右走」的兩難局面，而滯脹(Stagflation)就是「美元遊戲」的死門。這一天可能是「美元遊戲」的終結，同時也可能是世界經濟的嚴重崩潰。

我曾說過，最好解決泡沫的方法不是去延長泡沫爆破的時間，而是讓泡沫直接爆破。

Starman
2020.4.10

原文：
http://starnman84.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10.html?m=1

#舊文重溫系列

第一次聽到李國鼎的時候是 2018.02 和威宇去台中聽 Hank 演講

之後進公司不斷不斷聽 Hank 講李國鼎。過程中看了關於他的影片、公司也買了一堆李國鼎寫的書，但兩年過去，我沒有靜下來系統性地讀任何一本

這次的 trigger 點是讀台灣半導體早期的資料，想要把這個歷史拼圖拼起來，就先選了一本比較薄的、1987 年出版的 <工作與信仰> 讀起

這本是整理李國鼎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投稿而成，涵蓋很多主題，光是我摘要的內容就超過 7000 字，所以打算分三篇來整理心得

今天先講讀完李國鼎 1983 年在中央大學演講，主題 <求知的過程和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章，從李國鼎小時候講到他 70 歲

曾經老闆問我：阿堯，如果今天要你幫台灣科技化，你會怎麼做？當年蔣中正可是丟了臺灣工業化的題目給李國鼎

那時我完全沒有 idea，怎麼可能，太難了吧。但讀完這章，我覺得李國鼎有這樣的能力，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幾個 takeaway

1.跟最厲害的人學
2.保持初衷，一路保持初衷
3.每一步都算數，每一件看似困難的事，對往後都會有極大幫助
4.對現狀不抱怨，認真做事、隨遇而安
5.讀萬券書，更要行萬里路。與頂尖人才交流，不要活在自我想象中

-------底下內容摘自 <工作與信仰>-------

- 1934 到劍橋去做研究，因為那裡是核子物理的聖城，1930 年代前後，許多新發現皆從那裡研究出來。做了兩年的核能物理研究，和一年的極低溫下面超傳導現象的研究，這個題目是當時中國學物理的人沒有去學的。大學教科書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 的作者 Rutherford 就是這裡的主管，另一位實驗室教授兩度得到諾貝爾獎。很多優秀學生都在當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生研究，還有發明電子的 Sir J.J Thomson 和發明 Cloud chamber 的 Wilson 雖然退休，但仍到實驗室來，可以常常請益
- 每天下午茶時間，做理論的人就會跟做實驗的人進行交流與辯論。不斷交互、修正，結果就帶來很多新發明。使得那時劍橋物理研究所成為世界物理學的聖地，全世界理論或實驗派的有名物理學家都常來演講訪問，這是他的黃金年代
- 這些研究學問的方法和思路無形中給我很大的訓練和啟示，那就是對任何問題，要先有整個的了解，然後選定優先次序再著手推動進行。

- 回國在還沒找到軍事工作以前，先到武漢大學教物理。第二年在長沙加入防空學校（月薪從 360 下降到 150）做照測總隊修理所的所長，招收了許多大學理工畢業生為技術員和一批機械生，所有後方主要城市的防空部隊都要我們派員工去大修，還要訓練軍隊技術人員的維護工作。因為當時沒電，就將磨米的磨子改成水力發電機。油不夠，就收購玉米和燒酒來練強力酒精，一面又做木炭汽車。這一段時間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 過了三年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參加 1940 西北日全蝕觀測。做沒多久，覺得這份工作和當初回國的初心不一樣。第二年同學介紹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煉鋼廠做工務組主任，當時後方缺鋼鐵，而四川有鐵、有煤，在技術人力方面，有一批資源委員會送到德國去實習、然後計畫去湘潭參加設計中央鋼鐵廠的年輕工程師。我就和這一群專家中三四位共同來籌畫資渝煉鋼廠。我參加該廠工作期間，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經驗，管理和技術的

- 在資渝做了三年，資源委員會調我到會本部工業處管理會數五六個鋼鐵事業，同時去戰時生產局也主管協調聯繫鋼鐵事業。因此對後方鋼鐵業的認識增加了解。勝利後，主動收集日本在東北所建設的鋼鐵工業資料。資源委員會擬在上海見一個有規模的造船廠，計畫用日本的賠償及美國的援助來辦，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技術人員延攬順利、碼頭已建好，但國共內戰，被調到基隆台灣造船公司。在此期間，曾以五十天的時間到日本實地考察其機械、造船等重工業。在台船約五年時間的磨練，最重要的使我對機械、造船工業也能略窺堂奧。

- 1953 被尹仲容徵招到經濟安定委員會下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做專任委員，做他主要的助手。一方面設計經建四年計畫的工業部門，尋找可發展的工業與產品。另一方面把這些計畫做出來後，便申請美援支持款項來加以推動，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在這方面我管的範圍很廣泛，除化學、食品工業外，諸如電力、紡織、機械等都歸我主管。這一工作時期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接觸到很廣的層面，每天都接觸到新的事物及新的知識，同時以能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產品為優先。這段期間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從 1954 開始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年會，和其會前的工業分組會議，討論各國工業化的問題。以前只有外交部派人參加，注意力放在代表權問題，對其他專門議程都沒有意見。但我很認真看完議程中工業化涵蓋範圍的每個項目，在每項議程中我也盡量設法將彎的情形介紹給與會各國代表，交換經驗。連續參加三年，得到很多知識，對於推動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有了廣泛和整體性的看法。對於其他國家工業發展的途徑和方法或若干措施有助於我們推動工業的，回來即像工業委員會和經濟安定委員會報告並建議。

- 同時開始注意研究工業發展環境的問題。誰願意辦工廠？什麼情況下願意辦？什麼情況下能賺錢？政府哪些措施會影響工業生產？我最早有認識的是租稅問題對工業的影響。那時推動紡織外銷，發現進口的棉花有關稅，棉紗有貨物稅，賣出去有營業稅。我在經濟安定委員會先後建議關稅和貨物稅退稅制度，建議經採納就陸續實施了

- 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接觸財稅、經濟許多方面，凡是有關聯的問題或頭痛的問題，只要給我學習機會，都不會放過。一面做、一面學、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一面探尋新的問題和新方法，在工業委員會做了五年學到很多

- 1958 被派任美援會秘書長，因擔任幕僚長的關係，開始了我和財經首長接觸頻繁的時期。這時期我的三個身份，第一是美援會秘書長，第二是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第三是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IDIC）召集人。工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投資環境的知識，當時尚無專門書籍可以參考，幸而隨顏靜波於 1957 參加舊金山世界第一次國際工業會議，會議中所收集的資料全有用處，徵選了十幾位同事，大家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所謂投資環境有哪些

- 發現第一買土地很難，有很多法綁住。第二影響資本累積和行程得稅法很多，譬如印花稅。因這兩個因素，我邀請稅務專家、土地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參加我的工作

- 我主持美援會最大信念是怎樣不依賴美援而可以生存，這是很少國家肯這樣做的。1960 提出財經發展 19 點措施

- 同時我想如何把這些觀念、法律功能、時代需要以及經濟學家的許多知識、社會應有的認識等，讓一般人都能了解，唯一的辦法是辦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將許多經濟觀念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和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人口過剩、水庫不足）設計一套圖表，分析一塊地三公頃要生產農作物的話，可以得到多少錢養多少人？若要辦工廠的話，可以生產多少？養多少人？若要外銷，可以得到多少外匯？這個觀念介紹給大家，大家對土地利用觀念很快就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
- 一個國家經濟的進步，同事也需要人民觀念的進步，來互相配合。我很快發現，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又懂法律、又懂經濟的人，我在美援會成立一個小組培養此種人才，並在台大及東吳大學設置獎學金鼓勵學經濟的去學法律，學法律的去學經濟，這樣對國家將有更大的用處。如果只懂法律而不懂經濟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 在這期間，我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帶領友好訪問團加強雙邊關係。行萬里路中，結識很多朋友，至今還保持聯絡，尤其在亞洲地去的財經首長，多變成好友。同時藉著外國投資人可知道世界的經濟情況、產品的發展情況，各公司的經營哲學及策略，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這些只有從談話中、公司年報中得來。知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多半是動態方面的知識，而不是書本中固定的、靜態的資料

- 1969 由經濟部轉任財政部長，在我個人是極不願意的事，但當局既然一定要我做，也只能盡我的力量，仍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全力以赴。每一個銅幣拿到手中總有兩面，一面是人頭、一面是數字，我唯一可自傲的，看過數字，也看過人頭。我做過經濟部長，也做過財政部長，因此知道，同樣的一塊錢財經兩邊的看法，完全不同
- 從經濟部長轉到財政部，我仍不斷了解農工業的發展，從而綜合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我常常告訴財政部裡的同仁，不要做經濟發展的障礙，假如有就趕快告訴我，如果法律有瓶頸就修改法律，辦法有瓶頸就修改辦法，若是人的話，則人的觀念就要改變。如果不能改變，應該調開原來工作崗位，這是我做事的哲學

- 1975.12 心臟病發，1976.06 請辭獲准，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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