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日本右翼組織宣傳車！

伊藤詩織：「大家說我已經打了有意義的一場官司，但打贏官司不代表我的傷口會消失」。 日本史上女性首次公開具名指控職場上的權勢性侵，2019年12月18日，長達五年的傷口、歷經三年的性侵官司，終於在今天日本女性獲得勝利。 剛好也是在今年，以日本最不受「控」的東京新聞社會線記者「望月衣塑子」為原型的電影《新聞記者》，再到紀錄片《i-新聞記者ドキュメント-》，透過大銀幕紀錄乃至於控訴，媒體該如何報導真相，以及安倍晉三所統治下的日本與「形式上的民主」。 電影《新聞記者》首以「性侵事件」的支線，帶出主角與內調對立的關係，報導真實與壓下不利的事實，關於內調指示派出網軍抹黑、操縱輿論風向，只因加害者為首相的好友，為了維護政權而對媒體與警方施壓。當然，這明指的是2015年伊藤詩織性侵事件。女方被冠上桃色陷阱主使人、政治陷害等不檢點等標籤，甚至露臉開記者會後，卻只能成為報紙角落一隅。 現實中，望月看到伊藤露面開記者會後，居然只登上自己報紙小角，而主動聯絡對方進行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訪談，望月也成為伊藤少數保持聯繫的記者，「望月絕對不只是聽聽而已，而是試圖找出事件的本質，我也十分信賴她。」 紀錄片《i-新聞記者ドキュメント-》，伊藤詩織與望月在咖啡廳對談，導演將鏡頭不斷拉近、放大，直至伊藤詩織的眼睛佔據整個畫面，那是一雙非常美的眼睛，而她看過的卻是最醜陋與厭女的日本。當她說著「如果這些是不充足的證據，那什麼才叫充足？」片中伊藤走出一場數小時的訴訟，對著在外面迎接他的人們，臉上的表情寫滿了疲憊，那對眼神卻始終保持著堅毅。 那時，訴訟依舊是現在進行式。在紀錄片上映一個多月後，以勝訴劃下句點。 當然，這只是暫時的句點。只要日本右翼、女性仇視的保守人士還在，女性爭取自己該有的權利，依舊會被當作女性主義、女性自助餐。 日本，請繼續努力！

🇯🇵 認識容應萸教授時，我在東京一所大學短期工作，她是另一所大學的副校長，一同參加一個名叫「華南學會」的聚會，那是當時日本學界唯一一個研究香港的網絡。碰面後感覺十分親切，一來她家世傳奇，可謂最後的貴族：祖父容星橋是晚清留學美國的120名幼童之一，由身為中國第一位到耶魯大學留學的族兄容閎挑選，回國後加入興中會，八國聯軍之役期間曾發動「自立軍起義」，民國成立後成為孫中山的顧問；父親容啟東是合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前的崇基學院院長、後來擔任中大首任副校長，任內曾親往警署保釋學生；祖母關月英是香港合一堂前身道濟會堂首位女長老，曾祖父關元昌是中國牙醫之父，也是孫中山尊稱的義父之一。記得在美國讀書時，母校舉辦過關於容家在美國的展覽，現在容家、關家現在都是分支龐大的學術世界，後人散居全球，民國時代的國家足球隊領隊容啟兆、演活昔日香港形象的《蘇絲黃的世界》女主角關南施、近年風靡全球的《瘋狂亞洲土豪》作者關凱文等，都是容教授的家人。但另一個她讓人感覺親切的原因更重要：也許是家學淵源，她雖然在學院身居要職，心中卻始終有一團火，無論身在哪裏，依然心在香港。退休後無官一身輕，文質彬彬、儀態萬千、一言一行都夾雜了舊中國和日式禮儀的她，時刻表達了對香港學生的無限同情，原來，這和她的成長背景息息相關。 「說到為何到日本，就要憶述整個故事。你有沒有聽過李怡自稱『三姓家奴』，他先姓黨，然後姓民，再姓本，我們都經過這歷程。我爸爸在大陸來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就是姓「國」，即「國民黨」，現在回想才知以前讀的書都是在亞洲書局買的，都是說共產黨如何差劣。但後來在文革前，中國大陸了的宣傳很吸引，我那時候喜歡讀《文匯報》，因為當時我的學校是基督教學校，而《文匯報》提供了另一種人生的意義在哪裏，令我變得很愛國。因為我爸爸是崇基校長，所以我不想在香港讀中文大學，而我曾經想過回大陸升學，爸爸說『千萬不行』，近一點的不如去日本。因此我到了日本時，持有左派立場，參加學運就順理成章。」 容教授說的「學運」，並非和理非級數的遊行示威，而是手法曾引起高度爭議、曾佔領東京大學半年、最終衍生了明顯暴力的新左派運動。這波運動曾席捲日本全國青年，國際上也有「外國勢力」加持（就是親當時最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箇中代表組織是全國學運聯盟，簡稱「全學聯」。「不少朋友以為我是全學聯成員，其實我並沒有正式加入，只是和一般學生一樣追隨它，因為組織有其骨幹人物，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的。全學聯當年可謂相當激進，他們會扔磚、扔火、扔汽油彈，甚至佔領整間大學，令學生無法上課，當時我也跟隨在現場，但就沒有直接行動了，畢竟我不是日本人。今天看來，這些手法對當時的大環境改變也許沒有甚麼用，但對我個人成長卻是很有用的。運動後始終我們也要畢業，有人會到企業工作，有些較激進的會成為記者，但我們始終勿忘初心，一生都不會支持自民黨和右翼政府，每次有學生運動，我們一代的老人家還是會互通訊息。」 有了這段歷史回憶，容教授雖然在日本最終當上大學副校長，但始終很非建制，每次看見香港出現群眾運動，都格外關心。除了剛才提及的華南學會，近年日本再出現了一個「香港史研究會」，由精通廣東話的倉田徹教授夫妻為核心，此刻正在香港考察，她也隨團而來。「1997年回歸前，日本對香港的研究是很厲害的，然後幾乎沉寂下來，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才令日本人發現香港依然不同於中國大陸。今次香港的事件，日本人的視角是這樣的：原來香港這麽小的一個地方，都敢抵抗中國，這是日本右派左派都樂見的。右派本來就不喜歡中國、不喜歡共產政權，想我這樣的左派也覺得現在這個中國已變質，而且打壓少數派別，認為它已是一種『帝國』，失去了初心」。 日本人的關心，自然不容易化為其他行動，這一點心照不宣，然而不少愛護香港的有心人還是會盡力做一點事。「在日本社會，倉田徹才是正式的香港研究者，我只是一個香港人，他對香港問題可以一錘定音。例如林鄭終於宣佈正式撤回條例，日本輿論本來以為事情已完結，香港人已經勝利，但倉田當然知道並非如此，就會公開解釋；又如日本人直覺就是聯想到天安門事件，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當時大家都很怕，又有很多照片流傳出來，倉田就提出按現時國際形勢，北京是不會派出解放軍的，因為那對中國利益弊多於利。」我聽說日本駐港人員本來頗欣賞林鄭月娥，因為林鄭上任後對日本另眼相看、多番造訪，到了逃犯條例剛開始推動初時，日本是特區政府的重點游說對象，最終也是在倉田等人詳細解釋下懸崖勒馬，可見學者依然具有關鍵影響力。 「但不可能期望日本政府有任何動作，因為日本政府很怕得罪中國政府。是甚麼理由我不清楚，從前小泉純一郎不怕與中國鬧翻，但現在這個首相安倍晉三，最初好像很強悍，但這兩年完全軟化了，就算是一帶一路他也說不一定不參加，只是視乎條件，我看可能是日本企業要到中國投資的原因。他做到最多的，就是在G20峰會為香港發言，問一句說一句，但對他來說，已經是很大突破。」不過日本右翼勢力畢竟在上升當中，雖然提出的「普通國家化」尚未成功，卻開始有呼聲仿效美國立一條《台灣國係法》，而日本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龐大，未來是否會打「香港牌」、甚至出現類似《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這會是北京關注的。 #全文見blog #容應萸 #日本 #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