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連線成面、集面成體
-\-\-\-\-\-\回應吳明峯【氣象學家與冷血殺人魔的一線之隔】文

二二八事件七十三週年，世界上又多了一篇把外省人描寫成冷血殺人魔的文章。

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冷血殺人魔，能不能在七十四週年的時候，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闢謠會跑斷腿，我們就集中看他寫的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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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民報》報導，當時市副議長楊元丁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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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石延漢真的把台灣人當奴隸用嗎？事隔七十多年，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基隆楊元丁老先生這話說得公道不公道。

陳儀時代的公務員任用，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三個概念做一個快速地理解，就是：掐頭、去尾、不看中間。

「掐頭」，是要論一個迷思，這個迷思是認為陳儀接手台灣後「政府中的台籍公務員不增反減」。之所以得到這個結論，是因為大家，選擇性地，把日本時代的台籍比例掐頭掐掉了。

日治末期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佔全體的55.53%，這個數字，無論和長官公署的任何時期相比，都是遠遠不及。

你只要不掐頭，長官公署時代的台籍公教人員比例，比起日本時代，根本是爆量增長。

陳儀接手政權後，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在接收初期突然暴衝到76.06%，但在幾個月之間又暴跌到62.11%，之後緩慢爬升，最終穩定在72-73%之間。換句話說，如果你拿後面的任何一個數字和最初的76.06相比，當然你只會得到雇用台灣人越來越少的結論。

問題是這個最初的爆量是怎麼來的？這個76.06%是1946年4月的統計，1946年4月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因為從此時開始，長官公署才大致完成了機關接收的工作，正要開始做組織重劃。在這個時間點之前，除了極少數的事項，大部分都是日本時代是怎樣、就繼續怎樣運作，就是邊運轉、邊接管的不跳停心臟手術啦。

換句話說，如果你是一個記者，在好比說1946年3月來到台灣，看到台灣如何如何，然後你就下結論：「中華民國剝削台灣人民！」抱歉，你看到的其實是日本怎麼剝削台灣的。不要笑，大記者Harlow M. Church就犯過這個錯誤。

台籍公教人員為什麼會在4月爆量？很簡單，就是因為新舊人並存嘛，就像每個月沒有付水電瓦斯電信費之前你的薪水一樣。拿這個過渡期間的數據當作比較的基準，根本沒有意義。

過渡期之後呢？別急，我們先看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是「去尾」。

「去尾」主要是要論另一個迷思，就是認為在外省人政權統治之下「台灣人只能當低階公務員」。

和數據無關，我們單純是要說一個造假被抓到的事情。如果你去查維基百科的二二八事件條目，裡面引了一段李筱峰在《解讀二二八》的說法：

「奉命抵台調查二二八事件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在1947年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
簡任官之214人中，外省人佔了202人（94.39%），本省人僅12人（5.61%）；
簡任待遇者228人，外省人佔204人（89.4%），本省人僅24人（10.53%）；
薦任者1704人，外省人佔1385人（81.28%），本省人佔319人（18.72%）；
薦任待遇者，1438人，外省人佔951人（66.23%），本省人佔487人（33.87%）；
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臺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很糟糕的是，這是一筆造假的資料，因為有人把何漢文原文的最後一段去掉了，還移花接木加上自己的評論。

原文在引用數據後，其實是說：

「由此可知高級公務員本省人所佔者過少，此固較之日本統治時代十一萬公務員中，僅有台胞簡任者一名、薦任者六名，已顯有進步，然此後台省既重歸我國國土，自應設法培植其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

卻被有心人刪改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換句話說，比起日本時代，台籍公教人不但整體數目上爆量，每一個官等分別去看，也全部都是爆量。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爆量是怎麼來的。

日本時代有著「玻璃天花板」。官制中所謂的「高等官」，指的是除了最低階的「判任官」外的「親任、敕任、奏任官」。親任官只有台灣總督一人，我們就不談。剩下的敕任、奏任官兩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認可整個日本時代五十年，台灣人只出了1位敕任官杜聰明。硬要說的話還可以再加上1人，即劉明朝，但他只當了一天就退休。而曾在總督府服務的高等官的總人數，僅僅在三十人左右。

這就是陳儀來台之後遇到的問題：台灣人好可憐！

你是陳儀你怎麼辦？

你想的就是陳儀想的：台灣人全部無條件升官。

方法大致如下：

日本時代「敕任、奏任、判任」，比照中華民國時代的「簡任、薦任、委任」。判任官依日本時代原有級數無條件調高一至三級，最高調到委任封頂。

中階薦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大學畢業降為專科畢業。

低階委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專科畢業降為高中畢業。

委任幹五年以上的就直接給薦任資格。

雇員幹三年以上的就直接給委任資格。

從事公益活動（是的，我沒寫錯、你沒看錯）滿五年的，就直接給你委任資格。

就是這樣，我們就得到了高等官數十倍的瞬間大爆量，此時不過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區區第一年。

但你或許也注意到了，這個政策是有「排富條款」的，把零拉成低階、把低階拉成中階，但這個政策並不希望把原有的中階直接拉成高階。

為什麼？

如果你是真正的菁英，明知道這裡有玻璃天花板，你會硬要去闖嗎？沒那麼賤骨頭吧？最高階的簡任官，當然不能從原有的台籍公教人員直接升，而是要從外部拉新的台灣人進去！

懂這個邏輯，我們就來看第三個概念。

最後是「不看中間」。

前面我們提到了，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歷經初期的大爆量，後來暴跌約15個百分點，最後才拉回。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日本人在統治的最後階段，突然大量印鈔，把公教人員的薪水，一次性發到了1946年3月才離開。這就導致了原有的台籍人員，在1946年的4月後開始出現離職潮。離職的原因當然各人不同，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公教人員的薪水實在追不上戰後的物價上漲，並且經常有欠薪的狀況。

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歷史場景。

看過「圍城」嗎？外面的要殺進去，裡面的要殺出來。1946年的台灣就發生了這樣的場景，一方面，參議員大聲痛罵政府不給台灣人機會當公務員，但另一方面，身在公門的台灣人卻大量離開公職跑道。而那些留在公部門的人，也有很多人因為偷偷兼職被抓到而開革。

這裡面的最大宗，正是公部門中的「醫療人員」。這道理不難理解，醫療人員在民間都能有很好的待遇，他當然沒有對這種低薪又欠薪的狀況逆來順受的誘因。由於醫療人員離職情況實在太嚴重，還引得陳儀發布署令，聲明醫療人員未經合法手續辭職即棄職者，不發給開業執照。

在這種狀況之下，你是機關的主管，你的單位沒人了，你會怎麼辦？

將將～～～是的，沒錯，凹自己人嘛！

把自己親朋好友拉下水，用情感的力量，合力撐起搖搖欲墜的公共服務。

這裡面凹最大的人是誰？也不意外是台灣人自己，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時代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建構了一個以親族為單位的，在公務員任用上有優待的特殊階級。一個優秀的公務員，當然就容易拉他也有行政經驗的親戚來幫他度過難關。

再去看一眼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吧，裡面提到「外省人牽親引戚」所舉的證據：

「如臺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佔全法院職員過半數。」

這位拉了二、三十個親戚在自己單位當公務員的「外省人」，名叫饒維岳，苗栗竹南人，日本名為宮崎峰明，在日本時代就是法官，可說是台人菁英中的菁英。（資料來源：《台灣紳士名鑑》頁267、興南新聞《台灣人士鑑》頁386、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497）。從台中地方法院院長的任期來看，陳儀接收臺灣司法機關的第一時間，饒法官即獲得留用，並升任該法院院長，任期從1945年12月17日至1946年12月4日。（《司法院史實紀要》，第三冊，頁312）在任期到一半左右，就被《民報》報導了他在自己的單位中任用親戚的「醜態」（無奈）。（資料來源：〈長官禁令哪裡去？索親引戚比比皆是！各地方法院之醜態〉，《民報》，1946年7月6日）

開不開心？意、不、意、外～～？外省人哪來那麼多親戚在台灣啦。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幫饒法官說話的，他在當時的決定，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麼做的，在當時也不只是他。

這個青黃不接的狀況，後來逐漸改善了，因為長官公署的財務狀況漸漸好轉，大量開辦的短期訓練班，結業的台灣民眾也陸續放缺任用。這就是1946年整年，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先下滑、再逐漸上升的由來。最終的比例大致鎖死在外省1、本省3的比例，這大概是陳儀心中的底線吧。

回到當年的基隆，我們再看一眼楊元丁老先生對基隆市長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有沒有不一樣感受了？

為什麼接收時（1946年4月）本省人有134，到了11月，本省人只剩74名？

為什麼基隆市長要報告議員，因為我人生地不熟，在這裡找不到可以相信的台灣人，只能先用知己的外省人？

楊元丁老先生當年說外省人和日本人一樣把台灣人當奴隸，這話公道嗎？

隔了七十三年，你能跟我一樣，看到當年的基隆石延漢市長回答時，那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笑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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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Boston Chamber Music Society 波士頓室內音樂協會以及 Mistral Music 米斯特拉爾音樂協會成員，穆拉斯常年積極跨足於室內樂。他曾與許多知名音樂家合作，包括小提琴家弗里德（Miriam Fried）、 克萊曼（Gidon Kremer）、 弗蘭克(Pamela Frank)、 雷斯勒（Menahem Pressler）、 內田光子（Mitsuko Uchida）。以及孟德爾頌、塔卡茨、瓜內利、克里夫蘭、耶路撒冷和茱莉亞等飽負盛名的弦樂四重奏。
曾獲邀參加的音樂節更是遍佈全球包括英國IMS音樂節（Prussia Cove） 、瑞士韋爾比亞音樂節（Verbier Festival） 、美國威徹斯特音樂節（Caramoor Rising Stars） 、義大利尤文圖斯音樂節（Juventus Festival ）、美國萬寶路音樂節（Marlboro Music Festival）、拉維尼亞音樂節（Ravinia's Steans Institute for Young Artists） 、克里福蘭音樂節（Chamberfest Cleveland），以及漢米爾頓室內樂音樂節（Bridgehampton Chamber Music Festival）。
演出之餘，穆拉斯更是名極具影響力的教育家。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教學八年後，2017年正式受邀加入美國舊金山音樂院。
來自比利時的穆拉斯畢業於英國曼紐因音樂院（Yehudi Menuhin School）與市政廳學院（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先後師承小提琴家波亞爾斯基（Natalia Boyarsky）與日本小提琴家竹野大衛（David Takeno）。後隨中提琴大師卡許卡湘（Kim Kashkashian）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取得最高藝術家文憑（Artist Diploma）。
穆拉斯並定期參與 Music For Food 公益音樂會。該項目發起於美國波士頓，目標為提高人們對大部分人口所面臨的飢餓問題的關注，並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到音樂造就改變的力量。

鋼琴協奏｜王文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取得音樂藝術博士
王文娟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取得音樂藝術博士學位。師事魏樂富、陳泰成、蔡佳憓、Mikhail Kollontay、Marina Drozdowa、吳瑩珊等教授。曾擔任北藝大駐校藝術家、入選兩廳院林肯中心室內樂工作坊、獲2007國臺交鋼琴協奏曲大賽之「最佳國人作品演奏獎」、2004建華愛樂古典菁英獎「建華獎」。在2001年日本琉球Sugar Hall新人甄選大賽中入選，受到當地沖繩日報評為「自由自在、感動人心的演出」。2000年獲邀於俄國Tambov拉赫曼尼諾夫青年鋼琴家大賽系列音樂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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