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和百年五四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鲁迅国际研讨会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
马来西亚对华特使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YB陈国伟演词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鲁迅在大中华地区，甚至在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响当当的伟大人物。他的许多著作，在中文世界里已经成为经典；他写过的许多名言，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句精华。

他说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对我们政治工作者而言是展现了坚强志向、不畏艰难、为国为民的气魄。他也说过：“石在火不灭”，这句话成为我们在80年代种族霸权的淫威下捍卫华教的响亮口号。他恨铁不成钢，下笔如有神，他的笔杆子就好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切进了我们华人社会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陈规陋俗，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鼓励人们不当奴隶，不屈服任何形式的压迫，起身反抗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留下丰富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探讨。

我们大马读者理解的鲁迅，是一个注重批判，反压迫，硬骨头的写实主义文人，是中华民族救亡大潮中捍卫民族尊严、捍卫民族平等的鲁迅。事实上，鲁迅虽然名声最为响亮，但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只是靠鲁迅的一家之言。这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聚集了那个年代中国最顶尖知识分子的各方言论，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包括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傅斯年、李大钊等人。他们思想交流乃至交锋，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和蒋介石，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对我们广大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民族救亡，五四运动也追求个性解放、拥抱个人权利、自由包容、独立思考，这些论述不只是自由主义阵营的胡适提出，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言论，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个界面的鲁迅。简单的说，鲁迅讲民族平等，也不忘讲究个性自由，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解释，这才是全面的鲁迅。

鲁迅和胡适虽然代表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但他们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注重启蒙、反愚昧、反封建、反迷信，而且都主张“全盘西化”。从今天“逆全球化”的趋势看来，当年五四健将们追求“全盘西化”未免过于激进，这点值得我们反思。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社会累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物质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modernity）。在摸索国家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中国经历了百年来的不断革命、不断折腾、不断流血的曲折歪路，付出了血淋淋的惨痛代价，但总算在最后四十年走对了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没有回头路！”，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来做比较，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模式有其独特和成功之处，不容否定。

现代性应该是多元的，英文应该翻译成复数的modernities，不是独尊西方单数的modernity。在大马，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有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语文并存，所以只要我们兼容并蓄，就能在各股文明中找到“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成为国家进步的活水源头。

我们的国家，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政权轮替，被贪污腐败滥权的前朝政府摧残后，百废待举，百废待兴，我们面对随时有能力反扑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新政府要进行体制改革、反腐倡廉，必须兢兢业业和小心谨慎。我们的多元但分化的社会，需要一股强心剂的注入，尤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这样才能守住来之不易的政治民主化成果。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的社会要进步，不要倒退，就要借鉴鲁迅的精神，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德先生”和“赛先生”，那就是民主和科学。这套思想武器，是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可以为我国多元的社会，以及民族文化的改革，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近期我留意到敦答因在工艺大学的一篇演讲，主题是“国家议题中的马来人”，其批判力度和理性论证的高度，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我期待大马各个民族，能如敦答因呼吁那样，涌现更多进步开明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和不同信仰的群体，在公共空间进行理性对话，更重要的是，从自身的民族主义论述和宗教教义中找到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从保守和极端的意识形态牢狱中解放出来，与时俱进，带领国家向上提升向前迈进，而不是被落后野蛮的势力绑架，向后倒退向下沉沦。

我们今天纪念“百年五四”，探讨鲁迅精神，就是希望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找到符合21世纪发展需要的民主和科学，包容和批判，解构和重构。这个社会工程，需要以“理性”、“多元、“和平”、“民主”为基础，这些才是我们可以善用来添砖加瓦，建构新马来西亚的进步元素。

我谨以以上一些感言与大家共勉，在此我祝贺“鲁迅国际研讨会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成功举行！

谢谢！

我们用什麽核心价值吸引马来人？

文/丘光耀博士

我退党之前，偶有在民主行动党全国总部和马来文《火箭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交流，他们都是激进马来青年，多半有学运和社运背景。

有一次我请教他们，在民主行动党斗争的核心价值当中，哪一项最能吸引马来人。

我预先表明不要他们从自身的激进主义世界观来回答，而是从他们所理解的马来社会主流价值的视域来探讨问题。

实事求是，才是我要的。他们的答案，是对马来社会的观察所得，并不代表他们对此认同。

我问：是“自由”（freedom）吗？他们说不是，因为“自由”已被巫统扭曲成“西方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价值，将之等同于性滥交、吸毒、同性恋等破坏家庭结构的社会问题，所以伊斯兰和马来文化拒绝西式自由。

我问：是“平等”（equality）吗？他们说不是，因为“平等”被理解成“民族平等”而非“阶级平等”，等同于非马来人要挑战“马来人特权”，会让马来人感到不安。故在马来人眼中，“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被认作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欲“殖民马来人”的华人幽灵。

我问：是“世俗”（secular）吗？他们说万万不能提，因为在穆斯林眼里，“世俗”是肮脏龌龊的、是大逆不道的、是挑战伊斯兰“政教合一”教义的西方价值、是违反阿拉的旨意。我们随即聊到“土耳其现代化之父”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他们说此人被穆斯林视作“魔鬼”，是万恶不赦的伊斯兰叛徒，下地狱被火烤！

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团结互助”（solidarity），在欧洲左派是主流价值，它是我于1990年代后期到瑞典社民党党校学习回国后，在社青团和中央政治教育局课程中重新“穿插”的内容。

事实上，“团结互助”是欧洲中左派政府抽重税来建构福利国的理论依据，然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对抗马华民政人联党，过左的福利国路线，会被华人中小型企业视为“反商”，对我们争取城镇华人票不利。再则，巫统常年给马来人过多的福利（拐杖），因此民主行动党再宣扬“团结互助”对马来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至于“公正”（justice），也理解成是“正义”，他们则说这和人民公正党的“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有价值重叠，不是民主行动党最鲜明独特的意识形态。再往下聊，对于欧洲绿党的“环境正义”，马来人也无动于衷，例如反对关丹莱纳斯稀土厂案，似乎都是华人站出来，这就是一个明证。再者，提及“转型正义”，马来人会普遍上认为我们华人要翻历史旧账，要平反五一三？要平反林连玉公民权？要推翻巫统1946年的“社会契约”？这更会让马来人极度不安。

谈到“绩效”（meritocracy），他们也说不是。非马来人（尤其华人中产和受英文教育者）会认为这是靠个人发奋以确保“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要义，尤其在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下更是如此。但马来人普遍上会认为这是要取消弱势民族的拐杖，是华人精英主义抬头，要支配没有竞争力的马来人。逻辑再推演下去，我们是否敢公开谈论公务员体制改革、要求公务员更有效率，要求公务员瘦身？他们说那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大票仓啊！千万不能得罪，还要讨好呢！

争取“妇女解放”？即便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马女性，还得面对伊斯兰这座保守主义的大山。至于LGBT权益更不必妄想，倡导此课题在马来选举市场无异于政治自杀。

“那我们要争取马来人支持，还能讲什麽？”大家都静静......

突然有人提出“良好施政”（good governance），好比透明招标、反对恶法、揭发一马丑闻、改革选委会、改善交通、立法保障资讯自由流通等等。

我说，那是具体施政的改良，并非意识形态，不是核心价值，甚至连“元政策”（metapolicy）也称不上。

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是我问错了问题。

我应该问，我们的斗争应该要吸引怎样的马来人？我们的队伍，需要怎样的马来人参加才能真正改变马来西亚？而不是当今这种“逢马必收”或“全民政党”的蓝海政策挂帅。

说穿了，长年被巫统和伊斯兰党系统洗脑的马来社会，和我们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运动的所谓“进步”（progressive）之普世价值居然有这麽大的距离。

我们若为了选举利益而蓄意自我淡化鲜明的核心价值，去迎合这股保守的马来社会，最终我们将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选举党，选胜或选败都无法改变马来西亚的命运，因为我们向大多数民族的保守习惯势力妥协。

故此，我以为马来社会需要由马来人自身推进一场全面的“新文化运动”，类似中国人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这股运动的核心价值，当由进步的马来人、开明的马来人、具备民族危机感的马来人、具备全球化格局的马来人、拥有现代化思维的马来人，更重要的是，不愿被伊斯兰政棍和极端种族主义绑架的马来人，来共同探讨和充实之。

社会民主主义的在地化，或可为马来同胞提供若干的理论养分，这是民主行动党的进步马来人可以扮演的角色。

唯有这样，我们的讨论才能跨越一两届的选举利益，这是为了建设马来西亚的民主春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