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城盡帶黃金甲》寫出了真實的歷史 | 盧斯達 on Patreon】

《滿城盡帶黃金甲》頭一段，身為後母的王后與太子有私情。聽說太子要請旨外調，母后去私下對質。

王后：你要走？你害怕了？
太子：你是我母后。
王后：你跟我在一起三年了，我是誰，你心裡最清楚……我不是你母后……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
太子：其實甚麼都改變不了。

跟很多人不一樣，張藝謀的戲，我較喜歡這一部。讀一部片，好過看外國人教你甚麼是政治、甚麼是權力、甚麼是暴政。

《滿》的宮廷，設定介乎現實與魔幻。整排的巨乳、琉璃砌成的走廊、金雕玉砌的宮殿，還有一個整天強調天圓地方、忠孝禮義的君主；但事實上，王的國家是一個小王國。王本來是一個軍人，娶了梁王國的公主，拋棄元配，靠「外國勢力」的力量當上了王。王喜歡這段政治婚姻帶來的權力，但不喜歡這段婚姻產生的妻子，但又忌憚梁王和輿論，於是只好和王后演著第一家庭的樣子，背後籌謀著用藥慢性毒殺王后。女方家勢顯赫、王也是靠以下犯上得位不正，有心理問題，更有政治合法性的懷疑。奪權的手段越多黑幕，得位後就越要強調仁義道德。

戲中的王總是文縐縐的滿口道理。王的設計，是一人身兼皇帝以及皇帝文飾者 / 文人。「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叫天圓地方，取法天地，乃成規矩，在這方圓中，你們各居其位，這就叫規矩。君臣父子、忠孝禮義，規矩不能亂……」、「為了這個家，很多事情朕都可以忍，因為朕怕了亂了規矩。」然而王自己也不遵守規矩，才坐上這個王位。

王為了規矩可以不斷殺人。劇中充滿沒有「國家機密」之名的國家機密。王的元配是國家機密，所以最後娶了她的大臣，全家被敕令追殺；太子和同母異父妹妹亂倫真相，也是機密；王用來毒殺王后的藥方、王后拉攏海歸回來的二王子密謀造反，通通都是機密。從二千多年前董仲舒說的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老理論，到經理人塞給周柏豪說的不要反抗媽媽的母子論，其實都是「政治合法性理論」不同高度的呈現。

中國人知道為了廣大土地的政治穩定，政治權力最好集中，但集中之後掌權者就成了不受克制的「唯一公民」，便設定了理論上的「天」去壓制皇帝，用士大夫群體來道德監察他，用宗祖和朝廷慣例去限制他。傳統的「天譴論」與其說表現中國人迷信「天」有介入人間的能力，不如說其實是呈現文人沒法克制絕對皇權的現實。因為凡人治不了王，只好寄望「天」來「提醒」他。上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因為救國心切，對中國的事情無條件美化，例如他們認為中國是君臣共治，政權已經開放給士大夫，與民主選舉制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政權開放，就沒人會用天來譴責君王，就用實際的政治手段去達成目的。最後人只能以天來理論性克制王權，反倒是歷史辯證地證明了君權的勝利。

政治的慣例也包括古聖王的傳說。由於體制上沒權力可以挑戰君權，於是古聖王的傳說不斷被創造和提起，迂迴地作為君主的模範，或者警戒。中國的政治傳說，總是充滿童話色彩，因為是後人有目的地撰寫，為特定的政治議程(勸戒君主) 服務。例如作為始祖的黃帝、堯舜、周文王武王，都是一個刻板性格，就是忠孝仁義、勤政愛民，他的統治擴大，沒有一次是壓迫而來，而是四周的部落聽聞他做事決斷公平，所以「四方歸附」。

這些童話故事雖然聽來天真無邪，卻是政治儒教「護教學」的基礎，沒有它們，就沒有道德模範，勸戒君主的基礎也沒有了。為了維持賢達自身的社會功能，以前的政治人物都會一律洗白，乃至慢慢被雕造成完美的聖人。例如周文王武王本身的行動，是以下犯上，後來卻被文飾為天命已經改變，他們造反只是「順天應人」，但周制的建立卻是嚴防天命再次改變。就像基督教開始不久，教會就開始制止民間出現新的巫師，不再承認人類會收到「新的啟示」——雖然在官版經書編集的之前和之後，民間一直有人自稱是新的先知和教世主。

我的造反是順天應人，而你的造反則是站在歷史大勢的對立面，必定會釘在歷史的恥辱柱。政治意志的最主要構成元素就是輸打贏要，其次就是文飾夠力。如果周王是一個不會以下犯上的好人，之後就沒戲唱，成不了歷史留下的名字。能夠在歷史出現，都不會是好人。然而士大夫總得在歷史裡找一些人來作為道德模範、以古非今，於是積習下來，歷史人物變成一個集團，慢慢就滋生大眾歷史學，例如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侵略過其他國家的講法。湯家驊肯定是士大夫，所以這樣說也相當合乎傳統。

在東方專制主義的系統，只有一個公民，其他都是畜獸。百官朝服依不同等級繡上不同野獸，大概都有類似意思。其他人總是永恆地不滿，所以法家才有那麼多理論去教君主如何「馴服」臣子，因為他們內心都是不滿。王后知道自己被慢性毒殺，迫著要反撲；二王子是個有孝心的兒子，也只能跟隊，做了抗命者。大王子是中間派，申請調到邊疆，希望離開權力鬥爭；小王子也希望奪權，但因為能力太低，太早現身，最後也是被父親打死。

這些身份尊貴的人，都死得很沒尊嚴，也是死於想尋求尊嚴；但在帝國之中，只有皇帝能夠有尊嚴。王后想推自己的兒子上台，自己才能拿回生命和尊嚴；二王子只有登位，才可以阻止母親被父親殺害；年幼的小王子則想在王位上得到重視和權力。所以最後每一個人都被迫與王父對著幹。 周潤發演的王，演出了手段陰暗但又滿口仁義道德的虛偽是一層，面對家人紛紛倒戈的不勝其煩又是一層，但最後坐看家破人亡、血流成河也要決心維持自己掌權的「規矩」和秩序，又是一層，充份表現「政治意志力」是怎樣一回事。登上龍椅之前是怎樣的人，並不重要；只要坐了上去，就是單程列車，只能頭也不回，走到底，至死之前都要歇斯底里地維持作為王與父的尊嚴。因為尊嚴是上癮的，一旦在龍椅上獲得過，就永遠不會放手。

在君主歇斯底里的時候，利害相關的人最後都會抗命，即使知道有極高可能失敗。良知未泯的同情者，總會由同情變成不知為何就胡裡胡塗成了抗命的前線。當然有時人更會像太子一樣，只想離開，不願意天上有兩個太陽爭炎。「你要走？你害怕了？」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以及認為其實甚麼都改變不了的兩種人，成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滿》上演前後，大概人們只記得巨乳、黃金視覺疲勞、面癱的周杰倫等等，但這確實是一個反映歷史的寓言故事。中國歷史家李開元在訪問中說：「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有時候，文學比史學更真實。」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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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你要走？你害怕了？
太子：你是我母后。
王后：你跟我在一起三年了，我是誰，你心裡最清楚……我不是你母后……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
太子：其實甚麼都改變不了。

跟很多人不一樣，張藝謀的戲，我較喜歡這一部。讀一部片，好過看外國人教你甚麼是政治、甚麼是權力、甚麼是暴政。

《滿》的宮廷，設定介乎現實與魔幻。整排的巨乳、琉璃砌成的走廊、金雕玉砌的宮殿，還有一個整天強調天圓地方、忠孝禮義的君主；但事實上，王的國家是一個小王國。王本來是一個軍人，娶了梁王國的公主，拋棄元配，靠「外國勢力」的力量當上了王。王喜歡這段政治婚姻帶來的權力，但不喜歡這段婚姻產生的妻子，但又忌憚梁王和輿論，於是只好和王后演著第一家庭的樣子，背後籌謀著用藥慢性毒殺王后。女方家勢顯赫、王也是靠以下犯上得位不正，有心理問題，更有政治合法性的懷疑。奪權的手段越多黑幕，得位後就越要強調仁義道德。

戲中的王總是文縐縐的滿口道理。王的設計，是一人身兼皇帝以及皇帝文飾者 / 文人。「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叫天圓地方，取法天地，乃成規矩，在這方圓中，你們各居其位，這就叫規矩。君臣父子、忠孝禮義，規矩不能亂……」、「為了這個家，很多事情朕都可以忍，因為朕怕了亂了規矩。」然而王自己也不遵守規矩，才坐上這個王位。

王為了規矩可以不斷殺人。劇中充滿沒有「國家機密」之名的國家機密。王的元配是國家機密，所以最後娶了她的大臣，全家被敕令追殺；太子和同母異父妹妹亂倫真相，也是機密；王用來毒殺王后的藥方、王后拉攏海歸回來的二王子密謀造反，通通都是機密。從二千多年前董仲舒說的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老理論，到經理人塞給周柏豪說的不要反抗媽媽的母子論，其實都是「政治合法性理論」不同高度的呈現。

中國人知道為了廣大土地的政治穩定，政治權力最好集中，但集中之後掌權者就成了不受克制的「唯一公民」，便設定了理論上的「天」去壓制皇帝，用士大夫群體來道德監察他，用宗祖和朝廷慣例去限制他。傳統的「天譴論」與其說表現中國人迷信「天」有介入人間的能力，不如說其實是呈現文人沒法克制絕對皇權的現實。因為凡人治不了王，只好寄望「天」來「提醒」他。上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因為救國心切，對中國的事情無條件美化，例如他們認為中國是君臣共治，政權已經開放給士大夫，與民主選舉制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政權開放，就沒人會用天來譴責君王，就用實際的政治手段去達成目的。最後人只能以天來理論性克制王權，反倒是歷史辯證地證明了君權的勝利。

政治的慣例也包括古聖王的傳說。由於體制上沒權力可以挑戰君權，於是古聖王的傳說不斷被創造和提起，迂迴地作為君主的模範，或者警戒。中國的政治傳說，總是充滿童話色彩，因為是後人有目的地撰寫，為特定的政治議程(勸戒君主) 服務。例如作為始祖的黃帝、堯舜、周文王武王，都是一個刻板性格，就是忠孝仁義、勤政愛民，他的統治擴大，沒有一次是壓迫而來，而是四周的部落聽聞他做事決斷公平，所以「四方歸附」。

這些童話故事雖然聽來天真無邪，卻是政治儒教「護教學」的基礎，沒有它們，就沒有道德模範，勸戒君主的基礎也沒有了。為了維持賢達自身的社會功能，以前的政治人物都會一律洗白，乃至慢慢被雕造成完美的聖人。例如周文王武王本身的行動，是以下犯上，後來卻被文飾為天命已經改變，他們造反只是「順天應人」，但周制的建立卻是嚴防天命再次改變。就像基督教開始不久，教會就開始制止民間出現新的巫師，不再承認人類會收到「新的啟示」——雖然在官版經書編集的之前和之後，民間一直有人自稱是新的先知和教世主。

我的造反是順天應人，而你的造反則是站在歷史大勢的對立面，必定會釘在歷史的恥辱柱。政治意志的最主要構成元素就是輸打贏要，其次就是文飾夠力。如果周王是一個不會以下犯上的好人，之後就沒戲唱，成不了歷史留下的名字。能夠在歷史出現，都不會是好人。然而士大夫總得在歷史裡找一些人來作為道德模範、以古非今，於是積習下來，歷史人物變成一個集團，慢慢就滋生大眾歷史學，例如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侵略過其他國家的講法。湯家驊肯定是士大夫，所以這樣說也相當合乎傳統。

在東方專制主義的系統，只有一個公民，其他都是畜獸。百官朝服依不同等級繡上不同野獸，大概都有類似意思。其他人總是永恆地不滿，所以法家才有那麼多理論去教君主如何「馴服」臣子，因為他們內心都是不滿。王后知道自己被慢性毒殺，迫著要反撲；二王子是個有孝心的兒子，也只能跟隊，做了抗命者。大王子是中間派，申請調到邊疆，希望離開權力鬥爭；小王子也希望奪權，但因為能力太低，太早現身，最後也是被父親打死。

這些身份尊貴的人，都死得很沒尊嚴，也是死於想尋求尊嚴；但在帝國之中，只有皇帝能夠有尊嚴。王后想推自己的兒子上台，自己才能拿回生命和尊嚴；二王子只有登位，才可以阻止母親被父親殺害；年幼的小王子則想在王位上得到重視和權力。所以最後每一個人都被迫與王父對著幹。

周潤發演的王，演出了手段陰暗但又滿口仁義道德的虛偽是一層，面對家人紛紛倒戈的不勝其煩又是一層，但最後坐看家破人亡、血流成河也要決心維持自己掌權的「規矩」和秩序，又是一層，充份表現「政治意志力」是怎樣一回事。登上龍椅之前是怎樣的人，並不重要；只要坐了上去，就是單程列車，只能頭也不回，走到底，至死之前都要歇斯底里地維持作為王與父的尊嚴。因為尊嚴是上癮的，一旦在龍椅上獲得過，就永遠不會放手。

在君主歇斯底里的時候，利害相關的人最後都會抗命，即使知道有極高可能失敗。良知未泯的同情者，總會由同情變成不知為何就胡裡胡塗成了抗命的前線。當然有時人更會像太子一樣，只想離開，不願意天上有兩個太陽爭炎。「你要走？你害怕了？」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以及認為其實甚麼都改變不了的兩種人，成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滿》上演前後，大概人們只記得巨乳、黃金視覺疲勞、面癱的周杰倫等等，但這確實是一個反映歷史的寓言故事。中國歷史家李開元在訪問中說：「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有時候，文學比史學更真實。」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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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