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娜娜「挺獨」？後真相時代的荒謬與諷刺

朱立安／教（嘉義市）

台灣藝人歐陽娜娜在中共「十一」晚會登台演唱《我的祖國》。有網紅誤以為歐陽娜娜唱的歌是一首捷克民族主義交響詩。圖／翻攝自微博

真相就像三隻小豬寓言的磚頭，大野狼無法吹倒堅固磚房子，可是當磚頭不小心落下來砸到我們自己的腳，還是會痛。美國大選辯論前夕傳出川普逃稅的消息，那不是新聞，對於選情的殺傷力不比蔡英文「論文門」多到哪裡。美國早就有媒體訪問川普支持者，也都指出，無論多麼荒腔走板，「川粉」仍把川普的謊言奉為圭臬。

海那邊有川普，海這邊有川普同路人。川普世界裡，連密西西比河與俄亥俄河究竟哪條主流哪條支流，簡單明確的事實，都扯上種族、投票。借用學界新語彙，「後真相」世界，什麼話是真的、是對的，似乎不再重要。而海這邊的台灣，指鹿為馬以論證主旨的情況也愈來愈普遍。

最近因歐陽娜娜等藝人將在大陸唱《我的祖國》，政論節目連番議論。有謂，《我的祖國》是一首捷克民族主義交響詩，獻唱那首是「為台獨的未來盡心力！」我看了立即聯想到，四年前，蔡英文當選總統，剛巧高雄上演《茶花女》，也有人在媒體撰文倡議「女總統時代應拒看茶花女！」卻張冠李戴，把蕭伯納話劇當威爾第歌劇，最後是媒體編輯出來道歉。一個月前，美國官員來台致詞失誤，大學教授跑出來護航，硬想把黑的辯成白的。

現在，新聞沸沸揚揚那首《我的祖國》，不是史麥塔納的交響詩。雖然藝人要唱別的歌曲，退幾步想，這闕交響詩確實如《湯姆叔叔的小屋》講美國黑奴史、《推銷員之死》批判資本主義，在大陸中小學是常被提及的作品，而其中所謂「民族主義」，並非聽到獨立兩字就高潮那樣膚淺。

幾千年來，歐陸各統治者曾流行把子女遠嫁外鄉，一方面讓權力開枝散葉，另方面避免近親通婚，所以很多統治者和民間講的語言不同，這其實是帝國主義，好比日本殖民者與台灣之不同（當然也有把日本當祖國，日語當母語者，表過不述）。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德文地區涵蓋奧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等等，每個小地區由說德語的貴族統治。後來隨著工業發展帶起經濟繁榮，民間興起以民族、語言「同種同文」整合的文化內聚、自我表述。若我們今日以同文同種整合去類比，更適切的是，等不到日本敗亡就貧病而死的《望春風》作者鄧雨賢。

民族主義比字面複雜，足以連篇累牘，此處僅補充那首交響詩的小軼事。史麥塔納音樂特色是抄借民謠，佐上德式技法譜成宏大樂曲。然而即使爭取政治獨立者，也往往難在藝術文化裡蒸餾出高純度的民族意識。《我的祖國》裡最有名的旋律，像極了以色列國歌，但那段旋律可溯源至文藝復興後期的義大利，而且在中歐傳唱各語言版本。如果史麥塔納真的小鼻小眼，那他的音樂早就跟著在一八四八年他參加的失敗的軍事起義一起消失了。

我很慶幸能在所謂的民族主義音樂裡聽到更多大同世界，也很厭倦那些在媒體胡言亂蹭文化的網紅。如果那是反諷，顯然也只是自嗨。但「後真相時代」，網路連客觀事實都有假，人們還能相信什麼呢？

2020/8/20 Thursday
向巴洛克學習（三）：
巴洛克城市- 移動空間、權力象徵

基督教在文藝復興後期，教廷的腐敗導致16世紀初教派分裂，1517年北方的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與政治領袖結盟首先引發宗教改革(Reformation)。巴洛克(Barocco)是義大利教廷對宗教改革的具體回應，1545年教廷開始推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為了維護教廷權威，轉移焦點以藝術為媒介，將藝術作為宗教統戰的手段，傳達宗教母題，鼓勵人民通過藝術重新肯定信仰的價值，以巴洛克作為新時代呈現在建築、藝術和音樂上的一種「高貴藝術」。

後來在民間的路德派巴洛克藝術（Lutheran Barque Art）也受其影響，逐漸在歐洲部分地區發展出另一種比較簡潔的懺悔式的建築形式。到1730年代巴洛克已經演變成更加華麗與裝飾的樣式，俗稱為洛克克（rocaille, rococo ），出現在法國和中歐和俄羅斯，直到18世紀中葉興起啟蒙運動受新古典主義威脅，歐洲巴洛克才漸式微。

＊羅馬城市空間改造- 都市節點及方尖碑：
1585年教宗西斯篤五世 （Pope Sixtus V 1521-90）上任之後聘請建築與城市規劃師馮塔納(Domenico Fontana)為執行顧問，在1585-90年短短五年間，有效改造了羅馬都市空間：一是改善供排水系統以增加市區內山坡居住人口，二是整頓主要道路連接主要教堂及廣場以改善都市功能也方便宣教，三是規範都市空間及街道公共美學的統一性。（Morris 1979:143） 西斯篤五世知道偉大的都市計劃是無法即時完成，他說：

「正如一個帶著占卜杖的人定下一個方尖碑的座落，提供一個最重要的廣場位置，給未來世世代代的[都市]發展做參考」（ibid.146）

馮塔納大力整頓羅馬街道立面強化巴洛克建築形式與都市空間的虛實關係，並且在都市的重要建築及廣場上設立方尖碑，作為都市發展座標，加強主要都市空間相互間的視覺導引，放射性的街道系統讓主要建築之間的聯繫更加方便，也更直接。

1588年薄迪諾(Giovanni Francesco Bordino)的版畫以方尖碑及移動系統紀錄羅馬城市空間，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西斯篤五世的都市空間組織及道路節點的空間改造成果。然而這些都是對老羅馬城的修補而成，從文藝復興時期留下的都市紋理整理而成，並非剷除創新。西斯篤的羅馬改造功績斐然，然而他的逝世卻阻礙了他計劃的完成。

＊巴洛克對都市的影響：
十七世紀之後法國凡爾賽宮（Versailles1667-1710）及花園的設計受巴洛克的影響是清楚的，法王路易十四在宮前以三條輻射性大道整合視覺焦點，以象徵王權的統治。整體建築及花園至1710年才完成，隨即成為全歐洲最醒目，也是最高貴華麗的宮殿。凡爾賽附近地區也受其影響成為全世界的藝術與精品時尚中心。

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的巴黎都市改造，也是受巴洛克都市概念影響的案例。1852年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在歷經巴黎社會1848-51年間的動盪與騷亂不安之後，他終於取得政權建立第二帝國（1852-70）。1853年6月他任命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91) 開始改造巴黎。

奧斯曼以巴洛克城市設計的原則，建立帝國權力象徵，重新規劃道路及林蔭道以聯繫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取代天主教的紀念性建築。他為了改善中央市場的交通運輸，拆除了一部分市中心的老舊貧民窟。並且改善南北火車站之間的道路，連接市政中心。他的都市計畫摧毀了大部分的中世紀城區。從1853-70年間，超過2萬棟房屋被拆，也新建4萬棟新房屋。巴黎的基盤設施如下水道系統、新橋、歌劇院、市民公寓等建設都在這個時期完成。

在皇帝的支持下，奧斯曼與他堅強的技術團隊在短短17年間內對巴黎的改造，有了亮麗的成果。哈維說：「這些工程的價值已經獲得證明，建築師和行政官員的聲名大噪，都市計畫的邏輯也受到肯定，人們普遍同意巴黎往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完全遵循奧斯曼訂定的路線。」（Harvey, 2003:100）

近世紀的殖民城市規劃受巴洛克城市規劃的影響普遍可見，如尹風(Charles L’Enfant 1754-1825) 的華盛頓首都規劃（1791 Fedral City）、拉金（Edwin Lutyens 1869-1944 ）的新德里(New Delhi 1912-30)等。1859年撒達(Ildefons Cerdà i Sunyer 1815-76)的巴賽隆納(Barcelona Extension 1859)都市發展計劃也是。

＊反思：
台灣的都市空間結構巨大改變主要是在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進行的殖民都市改造。當時除了接受上述巴洛克城市的權力象徵的軸線、圓環與輻射性道路規劃手法之外，亦受衛生功能支配觀念的影響，重視陽光、給排水、防震、防火等安全的「功能城市」需求。殖民前期的台北、台中的市區計畫均受波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1856-1899）以及濱野彌四郎（1869-1932)等衛生工程師的直接影響（尾辻國吉 1943：143)。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更進一層對殖民產業的有效掠奪，建立完整鐵道運輸系統是其一，殖民產業空間的規劃是其二。1908年縱貫線鐵道通車，許多酒廠、糖廠、樟腦煙酒專賣工廠等多設置在鐵道車站附近，且在市區中心，往往與行政官署巧妙結合，以達有效權力控制。地方政府在此原則下執行市區改正，塑造台灣的城市成為殖民產業都市類型。這個新的殖民城市規劃與本地傳統的都市象徵及都市紋理產生矛盾，卻屈服在五十年的帝國殖民權威之下，人民原有的集體記憶逐漸地被拭除。

台灣傳統都市空間與都市紋理，目前仍餘留可見者不多。少數如台南、嘉義、新竹等都市仍保有清晰的都市紋理及空間文化特質，都市發展尤其需要謹慎，不能一味地思古濫情保存，也不能一味地都更改造或建設開發。為了擁有城市自明性(Identity)的文化城市，増進觀光產業，今天兼具真實性與時代性的都市保存或都市修補，可能比什麼都重要。

[ 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 ]
21.5*26.5cm 水彩

這棟百年的歷史建築🏛
為文藝復興後期-古希臘多立克柱式
融合巴洛克的建築風格
典雅又氣勢宏偉

學生時代曾在此博物館工讀
多了一些這此駐足的青春記憶

也因這份機緣,多年後有幸與台博館合作
參與繪製幾個專案

#緣起不滅
#台博館
#228公園

明代中後期至清朝初年，西方正處於文藝復興後期，歐洲的封建制度走向解體，資本主義崛起，科學發展成為國家富強的要角，而大批傳教士的世界足跡，也把西方科學傳入亞洲，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西學東漸」。可惜，本位主義之故，當時在位者並未體悟西學的重要性，錯失了體質大改造的機會，中國也因此從自以為的天下中心逐漸跌落，慢慢失去主導，甚至最後更因為故步自封，變成西方帝國強權的刀下俎！
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在明代中後時期，也是有秉持開放精神吸收西學的人，其中徐光啟，就是極少數有遠見的人。徐光啟二十歲中秀才，三十六歲中舉人。三十九歲，到南京，首次遇見了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四十二歲，徐光啟受洗入天主教會，隔年考中進士，入朝為官。徐光啟從政的同時，也跟著利瑪竇學習，他跟利瑪竇合譯出《幾何原本》的前六卷，也譯定了許多重要數學名詞，比如點、線、面、直角、銳角、三角形、四邊形、圓形等等，一直沿用到現在，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囉！
徐光啟就像明朝中葉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科學文明的曙光。如果，在那時有更多像徐光啟這樣，以開放胸襟接受西方文明與科學的有志之士，那麼，或許就不會有清末諸多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與戰亂發生，今日的東亞甚至世界局勢都會有不同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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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自Wikipedia)
維洛那（義大利語：Verona）是位於義大利北部威尼託大區阿迪傑河畔的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2000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莎士比亞的名作《羅密歐與茱麗葉》以此城為背景。

如今的維洛那因坐落在阿達湖和威尼斯的附近，成為旅遊勝地和威尼托地區的經濟中心。
維洛那最雄偉的建築是競技場，它同時也是羅馬式的圓形露天劇場，它是世界上現存的第三大圓形競技場，每年夏天都舉行歌劇演出，吸引了眾多的歌劇迷。

維洛那有多座教堂。Santa Maria Matricolare大教堂建於1187年，結合了羅馬式建築和哥德式建築兩種風格，大教堂因文藝復興後期偉大畫家提香的作品《瑪利亞升天》而出名。Sant'Anastasia教堂是維洛那最大的教堂，由多明我會建造於1290年至1481年間，它的正面保持著沒有完工的狀態，內飾豪華，並以駝背雕像背著的聖水池而出名。San Fermo Maggiore教堂由本篤會建造於1065年至1138年間，教堂正面展現了羅馬式和哥德式兩種不同的建築風格。Basilica di San Zeno教堂建於12世紀和13世紀，整棟建築呈現羅馬式，但屋頂卻是哥德式，引人注目的是教堂的鐘樓和教堂正面的巨型圓窗。
莎士比亞劇作《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發生在維洛那，羅密歐曾在茱麗葉家的陽台向朱麗葉求愛，這段悲劇愛情故事和朱麗葉的陽台一起留給了後世。維洛那城內仍保留著朱麗葉的故居，故居中「朱麗葉的陽台」每年吸引著數百萬的遊客。雖然這部戲劇的最早版本發生在錫耶納而不是維洛那，實際上也並不存在「朱麗葉的陽台」，維洛那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慕名而來的遊客解釋這一遺憾的事實，但他們出於旅遊業的目的還是在故居後院中按照莎士比亞的巨作建造起一座象徵性陽台，以供遊客朝拜這座「愛的聖地」，故居牆上也留下了無數遊客愛情誓言的塗鴉。陽台下有一座朱麗葉的銅像，右胸因傳會帶來好運而已經被遊客撫摸得發亮。

維洛那曾留下過許多重要人物的足跡，同歐洲歷史息息相關，凱撒大帝曾選擇維洛那作為他的度假地，義大利東哥德王國的創始者狄奧多里克大帝和他的繼任者們，義大利倫巴第王國的建立者阿爾博因和倫巴第的公爵們、法蘭克王國國王查理大帝和他的兒子義大利國王丕平、義大利國王貝倫加爾一世、義大利文藝復興詩人但丁等都曾居住在維洛那，羅馬天主教會產生羅馬主教的教宗選舉也曾在維洛那舉行。維洛那也出現在德國作家歌德、法國作家司湯達和瓦勒里的旅行日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