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教育部國語辭典和成語典「航空母艦」的辭條受到各界關注。主修辭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認為這是在「客觀」「紀錄語言使用的痕跡」，「不涉及價值判斷」。這樣的說法正說明了，性別歧視如何不經斧鑿地在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留下它的痕跡，然後隱形；但它並未消失，仍然持續影響人們的認知，造成更多痕跡。

歧視隱形了，但它並未消失。我們必須時刻警醒，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明天是國際婦女節，邀請大家一起上街，「看見隱形歧視，為平等而行」！

－－－
【 2018台灣女性大遊行- 看見隱形歧視，為平等而行】
遊行時間：3月8日 4:30p.m. 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牌樓前集合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8657224787829/

#IWD2018 #2018國際婦女節
#WomensMarchTW #台灣女性大遊行
#PurpleForEquality #為平等著紫

有關於那個航空母艦的到底算不算性別歧視的議題，其實這會有延伸戰線哦！

歧視就是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是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但要判斷個案是否為性別歧視，需要看脈絡。

如果字詞典的相關解說是指出某些人持有這種用法，而這種用法是有問題的，就偏向資訊的傳達，很難說是歧視。但教育部成語典的原文是:[形容女人身驅龐大]，沒說這是不妥的用法，就可能引導人認為這是一種被許可的言論。所以成語典的這種文字描述，的確可說是歧視。

有些論者或辯稱這是一種偏見，還不到歧視，因為沒有排除胖女人參與什麼活動。但我認為這就是小看了語言的力量。

當你在心中想[眼前的胖女人真像航空母艦]時，那的確可以算是偏見，但把這種想法講出口之後，顯然是想訴諸公眾，促請他人共同關注她的身材，不論你設想的目的是什麼，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下，都會提醒他人注意其身材的特殊性(如果聽到話的都是比她還胖的胖子，才不會有這種效果)，這種特殊性也就形成一種排除的效果，她可能會因此不敢吃，或是躲起來，又或是損失了與他人交誼的機會。

但我認為這個議題還有延伸，就是一些語言哲學家很熱衷區分定義種類，其中有種叫[字典定義]的定義類型。正好這個歧視爭議正好就是發生在字典中的，這就會形成一個有趣的狀況，某些持這種定義分類法的批評者，可能會認為成語典的的錯誤不是歧視，而是因為他沒有依照字典定義應有的典範來操作，把一個並非字典定義的定義列進去了。

這和我前面第三段的說法有點出入，但一般人可能分不太出來哦。

女人、航空母艦與危險的事物
-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的成語辭典詞條「航空母艦」引發爭論。國教院在官網的回覆是：「根據當時的語料，航空母艦除有船艦義，也用在形容女性身材，屬客觀記錄當時存在的語言用法」。但是，誰的客觀？哪個當時？又如何存在？國教院的回覆把其應該解釋的內容當成前提，而忽略了兩個自身所製造的問題：賦予一個非有性生殖的對象一個性範疇會起到什麼作用？ 這種對社會可能生產特定效應的分類範疇又為我們揭示了什麼東西？

馬克吐溫在學德文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可怕的德語》(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他抱怨道：「在德文裡，一個小女孩沒有性別，大頭菜卻有。」(In German,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while a turnip has.)，因此用代名詞指稱一個小女孩時必須用「它」，指稱大頭菜時卻是用「她」。這是學過印歐語系語言的人常會遇見的困擾。

然而，我們要談的不是陰陽性詞彙在語言系統中分類的任意性（儘管這也很重要），畢竟，中國古代雖然同樣有賦予萬物陰陽屬性的分類系統，但卻沒有反映在漢語的語言形態上，「她」作為區別「他」的發明已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事了（黃興濤曾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專談這個字的系譜學）。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拿航空母艦來隱喻女人，這裡面語言跟性別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法語、德語中，陰性時常以陽性的後綴形式出現，如在法語字尾加上-e，在德語字尾加上-keit,-schaft，同樣地，佛洛伊德在探討兩性性心理的發展過程時，在解剖學上假定所有小孩都以為自己有陰莖，而女孩是以失去陰莖的形式與家庭產生關係，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心理歷程，在這裡，語言跟性別具有某種隱喻性的關聯，在法語的例子中，陰性是後綴，不是原形。在佛洛伊德的例子中，男孩是存在，女孩是存在的缺失。在航空母艦的例子中，女人是被定義者，不是定義者。我們同樣可以在英語中找到相似的例子，如policeman預設了男性的存在，而在社會變遷的情況下才將其改為中性的police officer。這正是為什麼社會語言學家Suzanne Romaine會說文法中的性別是一個女性主義應該關注的議題。

但是這些例子能告訴我們什麼？認知語言學家Goerge Lakoff曾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中指出，不是先有認知才去認識範疇，相反的，範疇是認知的基礎。在澳大利亞原住民Dyirbal族的語言系統中，女人、火與危險事物都被歸類為同一種陰性範疇(balan)，他們必須藉此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認知世界才有辦法順利地生活。別忘了另一個事實，就算是說德語、法語的小朋友也是在錯誤中學習語言系統的陰陽性以及自身性別的陰陽性，這些錯誤，反映的不是孩子的無知，而是分類範疇的霸道。19世紀曾有一派的語言學家(Grimm&Lepsius)認為，透過生物性別的延伸隱喻來認識世界萬物，是文明化的標誌。然而，這裡的認識是誰在認識？語言不會自己去認識。相反的，我們看到一直掌握社會權力與被認為有知識的人在透過語言去認識。最有名的例子當然是James Lovelock，把生態系統想像成神話中的蓋亞母親，以達成其假說中的基礎。那麼，進一步要問的是，在教育部的例子中，把女性隱喻成「航空母艦」是為了達到什麼的基礎？那個基礎又是誰的？

如果「航空母艦」事件真的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的話，那大概是，一個人在社會上被指派的性別就跟教育部指派給航空母艦的性別一樣總是透過語言跟隱喻的代理，社會群體持續透過範疇的代理認知世界，但有權操作這些代理功能的卻總不是被代理的社會群體。航空母艦是一個意識得到的症狀，真正的問題總是那些意識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