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我的家世（李怡）

我出生在1936年農曆3月22日，次年七七抗戰爆發。8月底，日軍轟炸廣州。那時候，我父親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冒險帶領攝影隊到廣州拍攝日軍空襲的悲慘場景，喚起香港人支持抗戰的意識。關於父親及其家族，是我後來從有關資料和親屬記憶中陸續知道的。

中國電影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萌芽，那時父親到上海的電影公司學藝，後到廣州參加中國啟蒙戲劇家歐陽予倩的廣東戲劇研究所，後到香港從事電影事業。他原名李存棠，從影改名李化。他早期擔任導演的影片，除了上述日軍空襲廣州的紀錄片之外，還有《精忠報國》《民族之光》，和在1939年的抗日經典電影《孤島天堂》中擔任演員。《孤島天堂》是眾多愛國影人不計報酬在香港共同製作的，父親參與了這個義舉，反映他年輕時的愛國救亡熱情。

我祖籍廣東省新會縣蓮塘鄉，祖父李晃雲在鄉下生下一男一女後，就到美國打工，經二三十年積累了些財富，就回到鄉下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我父親等六個子女。我大伯的兒子，即我堂兄，原名李秉權，後改名李晨風，也是粵語片時代的知名導演。李晨風的兒子李兆熊，是電影電視界的編導。

父親的妹妹廣東人叫姑姐，姐姐就叫姑媽。我的二姑姐李麗蓮跟爸爸關係最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李麗蓮是上海有名的影星和歌星，1937年在上海同江青一起投奔延安。到延安一年後，江青與毛澤東結婚，李麗蓮就同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軍事特派員德國人李德（原名Otto Braun）結婚。李德在1933年曾掌中共蘇區的軍事指揮大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後來指稱是李德指揮錯誤所致。但代表共產國際的李德在當時中共的地位仍然崇高。

李德於1939年奉命返蘇，姑姐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但她在延安仍是紅人。據我後來在上海書局工作的同事、曾在延安生活過的吳藹凡說，當時大家都知道，李麗蓮常在中共領導人家中走動。她自己也告訴過我，當年常跟毛主席打麻將。抗戰爆發後，在姑姐建議下，父親把只有十多歲的一弟一妹輾轉送去延安投靠她。弟弟是我叔叔李剛，原名李存溢，他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大提琴。他說有一年過年，他整天待在老毛的窰洞裏玩。姑姐後來在延安跟戲劇家歐陽山尊結婚。歐陽山尊是歐陽予倩的兒子。

戰後國共休戰時期，我家在上海，李麗蓮同歐陽山尊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統戰工作，他們一起演出了延安小歌劇《兄妹開荒》，每天忙着與文化人來往，晚上回家常有國民黨特務跟蹤。後來我們搬去北平，山尊姑父作為國共和談的共方小組成員有時到北平開會，他和姑姐沒有放過任何機會跟我們家的每一人宣傳共產黨，我雖然只有11歲，也略知道中國還有一個與國民黨對立的紅色政權。

1949年中共建政後，姑姐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姑父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後來二人離異。姑姐1965年去世。

同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並不能保護姑姐的妹妹、被送去延安投靠她的我的三姑姐、16歲的李慧蓮。我們一直以為三姑姐在延安是病死的，直到叔叔李剛在回憶錄中透露，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搶救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清洗運動）中，三姑姐被懷疑有歷史背景問題被慘烈鬥爭，最後雖過關，但飽受摧殘，終於病死，死時16、7歲。

她姐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中共搞政治運動之風，在延安時期已經開始形成了。

忘記是哪一部古典文學裡的一則寓言裡說過，有一個人在深山獨居多年，偶爾遇到生人，發現他講的是自國鄉音，便欣喜萬分的聊了起來。

接著又在沒有人煙的山中住了幾年後，即便是聽到像人說話的聲音，有能讓人喜不自勝。

(我記得是莊子，但找不到。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啊)

這種事，是真的。

尤其是那種出外遊學、工作的人，或是久居國外的人，更會有這種體會；可能是一碗滷肉飯、可能是一首回憶中的老歌，甚至可能是一句相當道地的台灣髒話，都能讓他懷念的不得了。

事實上，當我們每天都接觸到某種東西，而天長日久後，我們會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然後就忽視了(可能是媽媽的關心、家常菜、另一半對你的關愛，或是........乾淨的空氣?)

等到哪天失去了，我們才懷念不已、後悔莫及。
但也不是滿天下都是追悔終生的事與物，有些東西還是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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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眷村旁。但因為家族是從台中北遷定居的，所以小時候家裡的長輩都講台語，來家裡的客人跟親戚也都是；搬出來十幾年至今，也住在頭份七八年了

來頭份有很多好處，東西變便宜了、天氣變好了、步調變慢了；感覺上我似乎來到一個很適合我的都市，但我沒發現的是好像有些東西跟著不見了。

前幾天參加了一個聚會。

在台中，所以與會中的所有人全程台語交談；由於都是清水沙鹿人，所以全程海口音台語。

在我全程跟大家聊了幾個小時並如魚得水後，我才在回程的車上想到一件事。

"我好像很久沒有用台語跟人家交談並且說得這麼過癮了。"

我甚至會有點懷念周圍滿是台語(尤其是道地的台語，而非那種鄉土劇裡年輕演員癟腳的拼湊式九流台語)的環境。

這叫我事後想起竟有點莫名的感動..........

我知道這聽來有些荒唐，但搬來頭份的我，身邊有極多的客家人，他們彼此之間講客語，對我則是說國語；我知道他們聽得懂台語，但我也不可能對他們說台語。

這讓我跟我的母語產生了一些距離，而這個距離要在我經過了這場家庭聚會後才驀然驚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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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危機，現在出現在許許多多的國家與地區。

從國內看，本來極為通暢(到被官方一度禁止)的台語、客語與原住民母語正面臨式微的情況。

在我的這一代，開始出現大批大批"會聽，但是已經不會說"，或是"會說，但比較艱深的俚語俗語已經不再被使用"的情況。

對語言來說，這是一種癌症；一種不會馬上死掉，但會慢慢惡化，最終死亡的情況。

而在政府亡羊補牢的政策下，現在(也就是我離開學校後)國小生開始推廣母語教學。雖然用的教材，我還真的看不懂，而且我肯定很多老師的台語真的也是鄉土劇演員的水準，但至少開始有人重視了。

只是可能晚了一點，因為我這一代能用母語對話跟教學的人可能是上代人總數的腰斬再少；我們勢必將面臨許多珍貴母語的流失(諺語、生難字詞、俗語)

而另一方面，語言會消失也在於某些風潮被帶動的很好。
例如韓劇日劇流行時，學韓語日語的人就會多；在我小時候，瓊瑤戲劇氾濫時，我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都有覺得"講台語很俗"的觀感，然後久不講就真的不會講了..........

所幸目前看來，台中以南這個情況真的還好，但我身邊也開始出現台語不好的台南孩子了(髒話還是罵得很流利的.........)

從客家話來看，原本有八種腔調的客家話，已經有三種亡佚，目前只剩下四、海、大、平、安(四縣、海陸、大埔、韶安、饒平)五種還有人在說；前兩者在台灣占客家人的九成，後三種也越來越少人會說了。
(其實客家話很美、很有趣的。)

而從更複雜、體系更多的台灣原住民語系來看。
在幾年前一個某族的長老過世後，該語系直接從地球上消失。

沒錯，"消失"。

那意味著再也沒有人會聽、會講了。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種事是否也會(像我一樣)感到驚恐，但我無法想像有一天這種事也可能出現在我生活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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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國外看，很多歐美國家的少數民族語言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就如同我最愛的電影--"一代宗師"裡宮二所說的"武學千年，煙消雲散的事兒，我們見的還少嗎??"

同樣的，每天都有某些語言甚至是種族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從此不復見此族人、聽聞此族語。

這是人類學、社會學都在極力搶救的癌末現象；但隨著普通中文跟英文成為國際語言下，弱勢語言跟族群更是如夕陽薄暮，轉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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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語言其實還包含著一種尊嚴與認同。

所以許多當權者為了要打擊某一個族群，"壓制語言的使用"就會變成一種慣用手法。

在幾十年前，在學校說台語、客語、原民語是要被處罰跟罰錢的(這是宋楚瑜先生在擔任新聞局長時的政策，對比先前他在競選時努力說著破台語要拉攏選票時，真是萬分諷刺..........)

而在今天，我們的政府在設法追尋幾種母語的存續時，同樣的事情又發生在另一個岸上 : 中共當局正努力的沖淡並不讓香港人說粵語。

當然，廣東廣西還是有大批說粵語的人，所以粵語本身可能不會消失；但面對新一代孩子完全不講粵語的香港人可能就不這麼想了。

#這種重演就是歷史的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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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麼又扯這麼遠
#但總在你離家後才會對於食物跟語言有鄉愁
#更別說是離國了

#不會說自己的母語是很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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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讓我找到與人共鳴的頻率
——我在世界各地和閩南語相遇的故事

（天啊，為什麼我可以為這篇po文想出這麼像「換日線」稿子的標題XD）

我從小就一直對身邊各種文化有著濃厚興趣，從小學時期觀察到台北都會與屏東鄉間的差異、中學時期開始關注台灣原住民議題，一直到現在在美國每天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相遇。對我來說，理解不同文化一直是我在世界上存活的重要武器，尤其在異鄉和背景各異的人們建立關係的時候，對差異的認識常常可以幫助我突破隔閡；不過，最近我也開始發現一件事，那就是不只了解別人的文化能幫助我交朋友，了解自己的文化同樣也可以有同樣的效果。

這裡我要講的是在台灣被延續的閩南文化，如何讓我在世界各地意外的和人找到連結。

我家中的長輩裡，除了外公是1949年隨國民黨從四川重慶來台，其他3/4都是嘉義沿海的閩南移民後代，移民時間已不可考，但家族中所操語言是台灣閩南語（台語）的漳泉混合腔，也就是目前台語的強勢或通行腔調。而我也有許多移居台北的南部人共同的問題，即雖然家族中母語是台語，但成長過程台語使用太少而「會聽但不太會講」（雖然居住在屏東恆春的那三年一度讓我台語程度稍微提升）；出國之後台語能力退化的就更嚴重了，由於幾乎沒有參與美國的台灣人社群（除了和那些基本不講台語的同齡年輕人一起吃喝玩樂），這8年多下來在說過台語的次數屈指可數。

近兩年來因為對語言學感興趣，我開始鑽研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和音韻學（phonology），逐漸了解原來家族中所講的台語在語言學上是閩南語（Hokkien or Minnan）的其中一個方言（dielect），和中國福建南部的閩南語以及東南亞的福建話互為同一語言（即閩南語）的不同方言。自從我理解這件事情之後，每當有機會認識來自福建或東南亞的朋友，就會開始很興奮的問他們會不會講閩南語或福建話，雖然我的台語真的很破、已經到了開口都覺得有點丟臉的程度，但至少透過簡單的對話搏個感情也無傷大雅吧。

結果這個想法還真的讓我意外的在世界不同角落和人找到共鳴。

今年5月在大旅行的路上，我來到甘肅敦煌，準備拜訪玉門關、陽關與雅丹地質公園。由於這三個點都在距離敦煌相當遙遠的沙漠裡，自助旅行者的最佳選項就是加入當地一日遊的旅行團，於是我便在馬蜂窩上報名了隔日的敦煌西線一日遊。就在隔天早上集合上車時，我聽著前面兩排的阿姨的對話，突然開始意識到——這不是普通話，但是我完全聽得懂呀，跟我家族裡面講的台語不只87%像，於是便鼓起勇氣問他們哪裡人，得到的答案是「廈門」，接著我們就用閩南語對話了一陣子，直到他們發現其實這個小子的閩南語一點都不「輪轉」只好放棄，哈哈。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現在福建人的閩南語，而廈門話據說還是中國閩南語腔調中和台灣通行腔（漳泉混合腔）最接近的，這也不令人意外——台灣和廈門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容納了大量來自漳州與泉州的移民，兩者混合的腔調自然就成為強勢。

而我在波士頓的朋友裡面，來自東南亞的數量也頗為可觀，尤其是教會裡一起玩音樂的朋友，不少是來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人，不過他們的情況也和台北長大的小孩類似，雖然家裡傳統上是講福建話（或者潮州話、福州話、客家話、廣東話等），成長過程中講的卻多是英文或普通話，因此我也一直沒有機會和他們講到福建話；一直到今天，當我在教會門口當招待的時候，意外和一位阿伯有短暫對話。

「What's your name?」

「Tan. T-A-N.」

「Are you from Singapore or Malaysia?」對文化與語言的敏感度馬上讓我想到，Tan就是閩南語發音的「陳」，便馬上就這樣問他。（語言學小常識：T在這裡要讀成不送氣清音，也就是注音符號的ㄉ或是漢語拼音的d。ㄊ或是漢語拼音的t則是送氣清音，在國際音標裡面寫作th。）

「I'm from Singapore.」

「I'm from Taiwan. I can speak Hokkien.」雖然後面那句話講得很心虛但我還是講了。

這下他老人家可樂了，馬上開始和我開始用福建話對話。雖然對話很短，而且過程中我還一度把數字「8」的發音「peh」不小心講成英文的「eight」，一聽就知道很久沒講了，但大概也成功讓阿伯記得我了，畢竟是在這個英文為主而且華人不多的教會裡。

很多時候，人們學習家中傳統語言的動機是為了家族中的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這點在美國的歐陸移民中很常見；但最近這些在世界各地和閩南語使用者相遇的經驗，讓我發現了學習傳統語言、了解祖先文化的另一個好處——幫助我和擁有類似文化根源（cultural root）的人找到共鳴。

（至於我的台語還有救嗎？據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每天在家裡看民視八點檔，等我哪天想要認真學的時候似乎可以考慮XD）

（附圖是漢語的各個分支語言在全球各地的分佈，可以注意到東南亞最優勢者為閩南語為主的閩語，北美最優勢者為粵語，最特別的則是客家話在非洲南部具有相當優勢。圖片來自 http://www.somdom.com/attachment/month_1006/1006121202e8af5eb1c0c994d1.jpg http://www.somdom.com/attachment/month_1006/10061212028933e9e3f019c9fc.jpg ）

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座落於香港中區花園道4-8號，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的主教座堂。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奠基，1849年落成及祝聖，為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會建築物，是本港唯一一片以永久業權形式持有的土地（Freehold）。座堂主要由3幢主樓構成。座堂本身於1847年建成，乃香港較古舊的維多利亞時期哥德式建築物之一。至於副堂則於1924年落成，而辦公樓（即新座）則是1956年加建的。聖約翰座堂的木門是由在香港保衛戰被英軍自行炸沉的添馬艦（HMS Tamar）的艦身木材所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座堂運作陷於癱瘓。1945年，香港重光。何明華會督委任施玉麒先生為會吏及牧師，參與重建座堂，通過舉辦賣物會等方式，有效挽救了座堂已崩潰的財政狀況。座堂是教區中之首堂，因該堂內置有主教座(cathedra)。香港日治時期曾用作日本人俱樂部會所。現時教堂已列為香港法定古蹟，是受保護的歷史文物，亦是一別具特色的遊客景點。為了避免因冷氣的水氣造成白蟻侵蝕，破壞古物古蹟，座堂沒有冷氣供應。座堂除了有主教專用的座椅、法政牧師及座堂牧師專有的座椅，亦有英國殖民年代遺留下來鑄上英國皇室徽號的會眾座椅，是留給當日港督或英國皇室家族成員途經香港崇拜時預留給他們坐的。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座堂更曾懸掛英國國旗，之後已拆除。目前座堂每天均有崇拜。也有早堂晚堂崇拜，崇拜的語言主要是英語，亦設廣東話、普通話及菲律賓語都有，崇拜者來自世界各地，是一所國際性座堂。座堂會在一些聖日舉行唱頌大聖餐禮，香港島教區、澳門傳道地區的按立聖職聖禮和詩班節亦在聖約翰座堂舉行。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Former French Mission Building，又譯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是香港法定古蹟之一，位於香港島中環炮台里，於1997年至2015年為香港終審法院的所在地。大樓前身的建築物名為「莊士敦樓」，最初建於1843年，並成為首兩任香港總督砵甸乍和戴維斯居住的地方。自從戴維斯於1846年搬到堅道居住之後，大樓曾多次易手，先後用作匯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起，大樓由匯豐銀行董事庇理羅士所擁有。大樓於1890年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以紀念當時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拱北爵士），而華人一般將其稱為「拱北樓」。但值得留意的是，大樓北面亦有一座柏拱行（Beaconsfield Arcade），為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1960年4月重建後改稱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和今日的長江集團中心。191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當時主要在越南以及中國的西南地區、兩廣和東北傳教）購入該座建築物重建，作為行政總部之用途，由Leigh & Orange（利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工程於1917年3月完成，外觀一直維持至今。香港日治時期，日軍曾經佔用該座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曾於該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1953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1980年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7日，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重建於1917年的大樓，屬於新古典風格，現時在香港已所剩無幾。整座大樓以花崗石和紅磚蓋成，樓高三層，並附有地窖及角樓。而其北面有一座圓頂的小教堂。

拿撒勒又譯納匝勒，是以色列北部區城市，位於歷史上的加利利地區。與它的姊妹城上拿撒勒共計有大約12萬人口（2005年）；其中上拿撒勒居民55,000人，主要為猶太人；拿撒勒居民約65,000人，主要是阿拉伯人，35至40％是基督徒，其餘的是穆斯林。拿撒勒源自希伯來字netzer，意思是枝芽或苗。《以賽亞書》曾經以「枝子」來形容大衛家系的後代，在古代，許多大衛家族的不同分支居住在此地，這可能是此地名稱的由來。那裡是耶穌基督的故鄉。福音書中描述他的父母聖母瑪利亞和聖若瑟住在這裡。在拿撒勒，天使加百利到瑪利亞那裡告訴他她將因聖靈懷孕，所生的將會是救世主，耶穌在降生後以就是在這裡長大。新約聖經時期拿撒勒是個不起眼的地方，人們打聽耶穌是會問：「拿撒勒能出什麼好東西？」（若望福音1,46）。今天的拿撒勒屬於最重要的朝聖聖地。在傳說中的瑪利亞故居和報信天使所在地地方。遊提比利亞當然不能錯過約旦河洗禮，相傳耶穌就在這裏接受聖約翰的洗禮。洗禮是基督教非常神聖的入教儀式之一，主禮者口誦經文，把水滴在受洗人額頭或將受洗人身體浸在入水中，表示赦免入教者的罪惡並賦予"恩寵"使其成為教徒。據說英國的皇室成員接受洗禮的時候，皇室都會派專機來到這裏，裝上一些約旦河水，然後再飛回到遙遠的不列顛，用約旦河的水為皇室人員洗禮。耶穌洗禮處每天都有來自於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膚色的人，據統計，每年人數超過了50萬人。黑門山，又名西雲山，是一座位於東黎巴嫩山脈南部的山，最高峰海拔為2,814米。頂峰位於敘利亞和黎巴嫩。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獲勝後，黑門山的南坡和西坡歸屬以色列控制。1980年，山脈的這一部分和戈蘭高地被以色列單方面合併。凱撒利亞腓立比位於很高很高的黑門山的山腳下，每年春天，山上的雪水融化流下來滋潤了大地，所以這個地方農作物非常的茂盛，大家就覺得這一定是繁殖之神的祝福，因此就變成香火鼎盛的拜神中心啦，他們在向上聳立的懸崖牆上挖了許多的洞當神的祭壇。他們拜的神叫做潘 (Pan)，希臘人叫這個地方“Panias”來尊崇Pan(老潘長得像隻山羊，就是羊男的迷宮中的半人半羊怪神，還有很多電影和故事都有出現，他會吹笛子亂勾引別人) 。可參考資料:
路加福音2:39；4:16
馬太福音8:23-27
馬太福音5:1-11
約翰福音21
馬太福音8:5-18
馬可福音1:9-11
列王記下5:8-14
士師記18:5
列王記上11:3；12:2-20；12-13
馬太福音16: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