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麗群／家裡那間書房
　　
　　
那時家裡有間書房，書房裡最早有張木頭書桌，彷彿是前屋主不帶走的，顏色黯淡，後來父母拿亮光漆把它刷成白色，旁邊擺上立燈與旋轉椅，旋轉椅軟綿綿的。有一面牆靠著外婆送的鋼琴，除此，另一面牆做上櫃子，上中層玻璃門排書，下層木門收納。
　　
我自己的《漢聲小百科》或《中國童話》《奇先生妙小姐》並不放在這裡，最早得到兩本旁邊不加注音符號的課外書《琦君說童年》《琦君寄小讀者》也不放這裡，它們在我房間。對那間書房我一開始有委婉的朦朧敵意，那裡是父母年輕時一路留下來的書與雜誌，還搆不到上層時我有時隔玻璃門盯著那些書背上的人名與詞彙看一下，並不浮想聯翩，我感覺它們與我無關，倒有點像監視，裡面暗示著一個父母不需擔任父母的世界。對六七歲的小孩而言，一個父母不需擔任父母的世界令他嫉妒。
　　
但現在回頭看就發現人長大速度其實很快，沒有多久我就能夠輕鬆打開每一層櫃子，很長一段時間也只是打開門看看。有一次好像是父親見我站在那裡，問在找什麼，我大概答的是「我也不知道」，他說我找一本好看的給你，掃視後抽出蕭紅的《呼蘭河傳》，我很記得書皮那風沙滿面的塵黃色，我說這個在講什麼？他說反正不好看你再放回去就好了。
　　
後來我很習慣周三中午放學回家，吃過飯就去書房裡，旋轉椅的人造皮躺久了悶出汗，皮面裡塞著的化纖棉花填料有時從破綻裡窸窸窣窣地冒出來，但天涼時很舒服。我並不常想把書帶到客廳或房間看。書房的窗外是一所國小滿植老榕的後園（若有人從窗口懸繩而下能夠直接進入校園，現在想想其實不安全），晚上看出去也鬼祟可怕，然而如果是夏初一個不打雷陣雨、乾燥無雲有風的下午，新綠讓窗子滿室生光像鑲了翡翠珠母屏，蟬聲神經兮兮停了又叫叫起來又忽然停，我有時伸腳搭在鋼琴上，有時盤腿窩住讓椅子慢速旋轉，那時讀了好多1970年代的過刊《皇冠》老雜誌，裡面有早年的三毛，登的翻譯小說也多，我第一次知道紐約長島阿米提維爾凶宅的故事就在其中一期，它的配圖刊登了一張素描像，說是按照屋主記憶與描述畫出來、在屋中作祟之一的老人面容。如今我腦中還能一筆一畫重現那張臉，現在描述這件事時背上發涼。
　　
讀到書架右側一排窄長開本舊版的張愛玲是再後來的事。張愛玲習慣在每句對話前都加上「誰誰誰道」，於是見到一整頁齊頭並進的「這個道」「那個道」「這個道」「那個道」，我當時讀了心裡很好笑，覺得怎麼這麼笨拙。現在當然明白了好笑的笨拙的都是我，不過那時才十一二歲，這也算理所當然。
　　
有些書讓你現在就明白，有些書讓你後來才明白，都很好。有些書，你終生喜歡，這也很好。有些書你現在喜歡以後不喜歡，有些書你以後喜歡現在不喜歡，聽起來好像顯得次要，但現在我覺得它們反而更好。例如我上大學後跟所有人一樣讀了許多村上春樹，只是忽然有一天，我再也不翻開。這些位移不一定代表昨是或今非，其實也不一定代表上昇下降，但它們在你的路上比那些持續穩定存在者更能組成有意義的專屬敘事，為什麼我曾經不接受？為什麼我曾經接受了？我經歷什麼造成這些改變？
　　
這側面的刻寫對我來說更接近所謂作者已死：作者已死恐怕不是讀者與作者的對抗與爭奪，不是完全割開作者與文本的關係，也不真是那麼開放由閱聽者獨占文本詮釋（還記得那個網路上發生的真實笑話嗎？某甲說：「作者在這邊的意思是如何如何⋯⋯」某乙回嘴：「你把文章讀完了嗎？」某甲說：「我就是作者。」）而是各種作者的意圖與各種作品存在於世的客觀意義，成為讀者理解與錨定自己的座標，這座標在你身上的連貫方式獨一無二。作者在這裡並非撤退，而是遭到消化與分解，至於消化這件事無論葷素當然必須來自於某些死，你讀過的一切形成你的時間。
　　
不過我也想，這會不會是因為我自己也同時寫作而產生的反抗心呢？但我也要同時申辯：畢竟每個寫作者多半都是讀者出身，我的「讀者歷」也不能說淺的。很長一段時間，讀書與寫作被認作雙生子，或者至少兄弟姊妹，好像愛看書的小孩作文分數就高，或作文分數高大家就問你是不是讀很多課外書？其實想想我小時候讀這些恐怕並非早慧，而是孤僻孩子打發時間的少數娛樂選擇，如果生在今天，我大概不會成為有閱讀習慣的人，網路如何改變知識的近用與累積方式、思考的迴路與反射如何被彎折，也已不算大驚小怪的新聞。現在我總是對人說，喜歡書就喜歡，不喜歡，又怎麼了呢，世上還有花鳥人獸，有泥有礦有皮球有蟲，各各都很不錯。
　　
後來從小時候住的地方搬開，陸續經過幾個住處，近二十年才不多移動，過程中一路地買書丟書丟書買書（丟的最可惜還是那批《皇冠》老雜誌）。有時我坐在書架前研究自己去留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有些是一直想讀但還沒讀，有些是帶有所謂感性價值，但後來我發現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當我閱讀它們，我也會同時強烈感到說話與書寫的願望，這些作品未必都是客觀意義上的經典（有時太好的東西反而會壓垮你，讓你堵住），但它們慫恿，煽動，勾引，拿手肘頂頂你要你也對世界舉手發問。我從小沒有預期自己要走這一行，而這幾年也愈來愈說不明白寫作到底有什麼道理好說又或者算是一件什麼樣的工作，向來也很反對某種將藝術與創作者神聖化的傾向，但如果這當中，有一件好事，或許不只在作品本身，而在於作品如何激起更多更多春夏秋冬的表達，這些表達有些我喜愛，有些我無感，有些我十分十分地厭惡，可是當它們齊聚，顯得這樣莊嚴。
　　
　　
　　
（刊於2020台積電文學專刊）

懷鄉文集《靠岸》第七章 六十年前的課文

震天價響的考場鈴聲響起，教室的監考官要求所有考生停止作答，交出考卷。
我默默收起考卷，交給站在講台邊的監考官後，走出大學聯招試場的教室，隨著各個教室魚貫而出的考生，在走廊上匯成擁擠的人流，慢慢湧向樓梯，緩緩從三樓走下二樓再到一樓，台灣悶熱的七月天，每個考生莫不汗流浹背，好不容易擠出一樓的梯口，人流這才像女孩頭上解開髮帶的馬尾一樣渙散開來，我才終於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

「兒子，考的如何？還順利吧！」坐在教室旁樹蔭下的父親，滿臉汗水，神情焦慮地迎上來，迫不及待地問道。

「還算順利，我希望能應屆考上國立大學，如果考不上，就去台北南陽街讀高四，明年再重考吧！」好不容易考完了大學聯考的最後一科，我以一種帶著疲憊的口吻回答，雖然各科作答還算流暢，但畢竟心中並無實質把握，況且當時以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家境並不寬裕，若考不上國立大學，誓必造成父親的經濟負擔，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不要這麼說，能考上就好，私立大學也沒關係啦！爸爸以前想讀書都沒得讀，連小學都沒畢業，你只要能讀大學，爸爸就很高興了。」父親鼓勵我，似乎也洞悉我心中的顧慮。

我望著父親，他的眼中閃現光采，彷彿我即將替父親實現他這一生再也無法達成的願望，熾熱的陽光照得父親的雙眼幾乎要睜不開，黝黑的臉龐汗如雨下，周遭高亢的蟬鳴從校園遍佈的樹幹上聲聲傳來：知了！知了！聲音響澈雲霄，彷彿是接替即將離港啓航的輪船鳴笛，父親衷心盼望我代替他航向光明的前程。

「我想國立大學應該沒問題啦！」不忍心讓父親繼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放榜，我故作自信的微笑，抱了一下父親的臂膀，試圖安撫父親比我還要緊張的情緒，其實我本來不希望父親來陪考的，但他就是堅持要陪，他擔心我迷糊的個性，萬一到了考場，卻忘了准考證、作答筆具、書本或者臨時身體有什麼不舒服，那該怎麼辦？況且在考前，我忽然重感冒，高燒不退、咳個不停，整整病了一個月多才康復，當時還擔心自己會病到無法參加聯招。

父親瞧我自信滿滿的樣子，緊繃著的神情總算放鬆了，他的嘴角含著微笑，替我背起書包，拉著我的手，默默騎上機車，載我回家。

那是1988年夏，我18歲，父親50歲。

「我家門前有顆黃柳樹，早上飛來二隻黃鶯，在樹上跳來跳去，還唱著很好聽的歌……。
這是我的家，我們都愛它，前面有田地，後面種菊花。」

父親小時候非常喜歡上學，問起他讀小學的情景時，父親立刻朗誦起他讀過的小學課文。

「你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小學時背的課文！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課文好像直接烙印在我腦袋裡一樣，不管過了多久，都不會忘記！」父親的臉上顯現得意的神色。

為什麼父親會記得那麼清楚呢？他說，一部分是因為那時候的他真的很想讀書，也很喜歡讀書。可惜，當時家裡的環境並不允許父親把時間花在讀書上！

其實父親倒不是一開始就喜歡讀書。七歲時，把父親當成心頭肉一樣疼愛的曾祖母羅李氏，曾將父親送到私塾讀書，這是他第一次上學。

「我記得那時候，家裡僱的長工特地釘了一個小桌子和小椅子，他還幫我把這個小桌子小椅子帶到學校，因為那時候讀私塾除了要繳學費，還得自己帶課桌椅。」父親說。

只不過，父親才上了七天課，就耍孩子脾氣不肯讀了，曾祖母拿這個寶貝孫子沒辦法，只好叫長工把特別為父親上學製做的小課桌、課椅，再從私塾那拎回家來。

「為什麼只讀了七天就不肯讀了呢？」我問父親。

原來，父親讀到第七天時，一個年紀稍長的小朋友要父親把手伸給他看，父親不疑有他，就乖乖把手伸出來。

「你的手好髒！」對方皺起了眉頭，然後冷不防就抽出從老師那裡拿來的戒尺，用力朝著父親手心狠狠打下去，父親痛的大叫。

「你的手這麼髒，以後上學都會被老師打！」那個調皮的小男孩不但打了父親，還出言恐嚇父親。還是七歲娃兒的父親哭著跑回家，因為飽受驚嚇，回家後，說什麼都不願意再回去讀書。

「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
我也上學去讀書，我也上學去遊戲。」

三年後，父親十歲時，時任浙江溫嶺縣長的吳澍霖，在大陳島全面實施義務教育，廣設小學，希望能提升鄉民教育水平，減少文盲，尤其積極招收10到16歲的失學孩子就學，縣政府為了吸引孩子來學校讀書，還編了一首打油詩當做宣傳語。

「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宣傳口號，我都記得。」父親說。

就現今回溯，補習班招生的廣告詞，最膾炙人口的口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想，肯定是父親小時候聽過的這段打油詩演變來的。

因為這個新的受教育契機，父親又能重回學校，十歲的他和當時七歲的二弟羅冬成為同學，二個人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讀起，父親就從一年級讀到三年級，那時候是他讀書讀得最快樂的時光。

「當時除了國語，也上歷史、地理、算術這些課，我的算術學得不錯，但功課好卻替我惹了麻煩，因為班上有一位同學，他是班上的頭兒，他的算術不太靈光，要我教他，我嫌太麻煩不理他，結果他就找了一些同學常常找我碴，算是我求學過程中，唯一的陰影。還有，我的作文也寫得不錯，小時候還得過獎呢！」父親得意地看著我，我也不禁笑了，原來我和哥哥的文筆，是遺傳自父親。

父親說到這裡時，正經過客廳的母親停下腳步消遣父親：「你的算術、作文都不錯，但國語發音沒學好，講話的鄉音太重，別人常常聽不懂。」

父親眉頭皺了起來，解釋道：「那時學校雖然也有教國語，但老師也是大陳人，鄉音很重，加上那時候沒有教注音符號，所以我的發音老是發不準。我的國語主要還是十幾歲時，和來到大陳島的國軍軍官學的，那時家裡的房子被國軍徵召使用，分了大部分的房間給軍官住，我常和他們聊天，就湊合著學了國語，有鄉音也是沒辦法的事。你媽媽是到台灣才開始讀小學，那時學校有教注音符號，所以她的發音比較準。」

「才不只是這樣呢！」母親反駁道：「我小學只讀到三年級，其實也沒學到什麼東西，我是到大了點在外頭工作後，自己訂了國語日報，一邊工作，一邊利用時間勤讀國語日報，靠自己用功自學認字與發音，我跟你才不一樣。」

父親僅僅瞪了母親一眼，顯然父親正沈浸於求學往事的回憶裡，沒空和母親鬥嘴。

父親十三歲時，發生了一件事，中斷了學業。當時父親讀書的小學，老師是從大陸請過來的，然而國民政府已全面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局面愈來愈亂，老師有一次回去大陸就再也沒回來了，學校少了老師，也就只好停課了。

又隔了一陣子，國軍在上大陳島的關帝廟那兒重開了學校，並派出軍官充當小學老師，學校重新招生，但那時候的父親已經無法回去讀書了。

「自從你曾祖母過世後，家裡的情況開始變得不好，我身為長子必須下田工作、分擔農忙，我去讀書的話，家裡就少了一個幫忙的人手，你祖父和祖母實在忙不過來，家裡的弟弟妹妹又多，他們就要求我留在家裡幫忙，不要去讀書。」
父親說。

但是父親並沒有因此放棄求學念頭，他已明白將來若要出人頭地，就一定先要把書讀好，具備高等的學識，將來才有機會在社會出人頭地。因此，他還私下跑到學校去拜託老師，請老師親自來家裡和祖父、祖母溝通，務必要讓父親回學校讀書，老師好不容易說服了祖父母，但讀沒幾天，祖父又覺得家裡實在少不了父親的人手，最後還是禁止父親去上學，至此，父親心裡感覺徹底的失望。

父親第四度回到學校讀書，則是到台灣以後的事了，那時候從大陳島來台灣的父親，被安置在花蓮壽豐鄉，當時有一間學校設在一間台糖的糖廠裡，離父親住的地方大約五分鐘的步行路程。

父親當時已經十七歲，雖然他在大陳島有讀到小學三年級，但在花蓮入學時，卻被分班從小學五年級讀起，算是跳了一級，而一個班大約三十多個學生，從11歲到18歲的都有，同學間年齡的落差相當大。

「我和當地的孩子混在一起讀書，同學大部分都是平地山胞的小孩。他們知道我是『大陳義胞』，對我特別好，不時還會請我到他們家裡吃土雞呢！」父親說。

父親這時的生活還算安定，平平穩穩上了一年多的課，直到六年級快畢業時，又因為一件偶發的事件而放棄了學業。

「我那時候自然學的不錯，自然課的老師很喜歡我，他勉勵我繼續讀書，說我如果繼續讀到畢業，他可以推薦我去念農校。」

雖然有自然老師的鼓勵，但是父親的史地卻不太好，經常考不及格。史地老師又非常嚴格，並且有個奇怪的規定，考試考不好不會挨打，但考試退步太多就要挨打，父親的史地成績，平時一直保持在五、六十分，但有一次忽然考到八十多分的高分，父親非常擔心下次考試又回到五、六十分的水準，肯定會挨一頓打。

「我想都十八歲了，在班上算年紀最大的學生，還要在小我五、六歲的小朋友面前挨打，覺得很沒面子。」思來想去，父親就有了輟學的念頭。

剛好在那個時候，政府正計劃在花蓮美崙建造大陳新村，提供大陳鄉親可以像眷村一樣，群聚而居，相互扶持，於是發出公告招工，每天工錢有六塊錢。父親心想，一則是幫大陳鄉親重建家園，再則每天六塊錢的工錢，以當時零工的水平，已算優厚，這總比留在學校挨打好，而班上另一位和父親感情不錯的老鄉同學，得知政府招工重建大陳新村的消息，也向父親表示他不想讀書，要去蓋房子賺錢，結果二個人志投意合，便決定放棄學業，結伴去花蓮美崙蓋大陳新村去了。

「這個決定，對我後來的人生影響很大，但當時的我哪裡想的到？直到有一天，有位長輩想介紹我去鐵路局當售票員，我很高興終於可以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不必到處去打零工，結果去徵試時，發現這個職缺必須具備小學畢業的學歷，我又不想謊報學歷取得工作，最後只能眼睜睜喪失進到鐵路局工作的機會。」父親說。

也是從那時刻起，父親才真正意識到學歷的重要性，所謂「富不過三代」，但「窮也不能過三代」，他自知當一輩子的碼頭工人，經濟能力已有所侷限，但是他早已在心底許下願望，無論如何，也要讓三個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那麼羅家的下一代，才能掙脫社會的底層，重新取得出人頭地的機會。

懷鄉文集《靠岸》第七章 六十年前的課文

震天價響的考場鈴聲響起，教室的監考官要求所有考生停止作答，交出考卷。
我默默收起考卷，交給站在講台邊的監考官後，走出大學聯招試場的教室，隨著各個教室魚貫而出的考生，在走廊上匯成擁擠的人流，慢慢湧向樓梯，緩緩從三樓走下二樓再到一樓，台灣悶熱的七月天，每個考生莫不汗流浹背，好不容易擠出一樓的梯口，人流這才像女孩頭上解開髮帶的馬尾一樣渙散開來，我才終於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

「兒子，考的如何？還順利吧！」坐在教室旁樹蔭下的父親，滿臉汗水，神情焦慮地迎上來，迫不及待地問道。

「還算順利，我希望能應屆考上國立大學，如果考不上，就去台北南陽街讀高四，明年再重考吧！」好不容易考完了大學聯考的最後一科，我以一種帶著疲憊的口吻回答，雖然各科作答還算流暢，但畢竟心中並無實質把握，況且當時以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家境並不寬裕，若考不上國立大學，誓必造成父親的經濟負擔，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不要這麼說，能考上就好，私立大學也沒關係啦！爸爸以前想讀書都沒得讀，連小學都沒畢業，你只要能讀大學，爸爸就很高興了。」父親鼓勵我，似乎也洞悉我心中的顧慮。

我望著父親，他的眼中閃現光采，彷彿我即將替父親實現他這一生再也無法達成的願望，熾熱的陽光照得父親的雙眼幾乎要睜不開，黝黑的臉龐汗如雨下，周遭高亢的蟬鳴從校園遍佈的樹幹上聲聲傳來：知了！知了！聲音響澈雲霄，彷彿是接替即將離港啓航的輪船鳴笛，父親衷心盼望我代替他航向光明的前程。

「我想國立大學應該沒問題啦！」不忍心讓父親繼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放榜，我故作自信的微笑，抱了一下父親的臂膀，試圖安撫父親比我還要緊張的情緒，其實我本來不希望父親來陪考的，但他就是堅持要陪，他擔心我迷糊的個性，萬一到了考場，卻忘了准考證、作答筆具、書本或者臨時身體有什麼不舒服，那該怎麼辦？況且在考前，我忽然重感冒，高燒不退、咳個不停，整整病了一個月多才康復，當時還擔心自己會病到無法參加聯招。

父親瞧我自信滿滿的樣子，緊繃著的神情總算放鬆了，他的嘴角含著微笑，替我背起書包，拉著我的手，默默騎上機車，載我回家。

那是1988年夏，我18歲，父親50歲。

「我家門前有顆黃柳樹，早上飛來二隻黃鶯，在樹上跳來跳去，還唱著很好聽的歌……。
這是我的家，我們都愛它，前面有田地，後面種菊花。」

父親小時候非常喜歡上學，問起他讀小學的情景時，父親立刻朗誦起他讀過的小學課文。

「你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小學時背的課文！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課文好像直接烙印在我腦袋裡一樣，不管過了多久，都不會忘記！」父親的臉上顯現得意的神色。

為什麼父親會記得那麼清楚呢？他說，一部分是因為那時候的他真的很想讀書，也很喜歡讀書。可惜，當時家裡的環境並不允許父親把時間花在讀書上！

其實父親倒不是一開始就喜歡讀書。七歲時，把父親當成心頭肉一樣疼愛的曾祖母羅李氏，曾將父親送到私塾讀書，這是他第一次上學。

「我記得那時候，家裡僱的長工特地釘了一個小桌子和小椅子，他還幫我把這個小桌子小椅子帶到學校，因為那時候讀私塾除了要繳學費，還得自己帶課桌椅。」父親說。

只不過，父親才上了七天課，就耍孩子脾氣不肯讀了，曾祖母拿這個寶貝孫子沒辦法，只好叫長工把特別為父親上學製做的小課桌、課椅，再從私塾那拎回家來。

「為什麼只讀了七天就不肯讀了呢？」我問父親。

原來，父親讀到第七天時，一個年紀稍長的小朋友要父親把手伸給他看，父親不疑有他，就乖乖把手伸出來。

「你的手好髒！」對方皺起了眉頭，然後冷不防就抽出從老師那裡拿來的戒尺，用力朝著父親手心狠狠打下去，父親痛的大叫。

「你的手這麼髒，以後上學都會被老師打！」那個調皮的小男孩不但打了父親，還出言恐嚇父親。還是七歲娃兒的父親哭著跑回家，因為飽受驚嚇，回家後，說什麼都不願意再回去讀書。

「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
我也上學去讀書，我也上學去遊戲。」

三年後，父親十歲時，時任浙江溫嶺縣長的吳澍霖，在大陳島全面實施義務教育，廣設小學，希望能提升鄉民教育水平，減少文盲，尤其積極招收10到16歲的失學孩子就學，縣政府為了吸引孩子來學校讀書，還編了一首打油詩當做宣傳語。

「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宣傳口號，我都記得。」父親說。

就現今回溯，補習班招生的廣告詞，最膾炙人口的口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想，肯定是父親小時候聽過的這段打油詩演變來的。

因為這個新的受教育契機，父親又能重回學校，十歲的他和當時七歲的二弟羅冬成為同學，二個人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讀起，父親就從一年級讀到三年級，那時候是他讀書讀得最快樂的時光。

「當時除了國語，也上歷史、地理、算術這些課，我的算術學得不錯，但功課好卻替我惹了麻煩，因為班上有一位同學，他是班上的頭兒，他的算術不太靈光，要我教他，我嫌太麻煩不理他，結果他就找了一些同學常常找我碴，算是我求學過程中，唯一的陰影。還有，我的作文也寫得不錯，小時候還得過獎呢！」父親得意地看著我，我也不禁笑了，原來我和哥哥的文筆，是遺傳自父親。

父親說到這裡時，正經過客廳的母親停下腳步消遣父親：「你的算術、作文都不錯，但國語發音沒學好，講話的鄉音太重，別人常常聽不懂。」

父親眉頭皺了起來，解釋道：「那時學校雖然也有教國語，但老師也是大陳人，鄉音很重，加上那時候沒有教注音符號，所以我的發音老是發不準。我的國語主要還是十幾歲時，和來到大陳島的國軍軍官學的，那時家裡的房子被國軍徵召使用，分了大部分的房間給軍官住，我常和他們聊天，就湊合著學了國語，有鄉音也是沒辦法的事。你媽媽是到台灣才開始讀小學，那時學校有教注音符號，所以她的發音比較準。」

「才不只是這樣呢！」母親反駁道：「我小學只讀到三年級，其實也沒學到什麼東西，我是到大了點在外頭工作後，自己訂了國語日報，一邊工作，一邊利用時間勤讀國語日報，靠自己用功自學認字與發音，我跟你才不一樣。」

父親僅僅瞪了母親一眼，顯然父親正沈浸於求學往事的回憶裡，沒空和母親鬥嘴。

父親十三歲時，發生了一件事，中斷了學業。當時父親讀書的小學，老師是從大陸請過來的，然而國民政府已全面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局面愈來愈亂，老師有一次回去大陸就再也沒回來了，學校少了老師，也就只好停課了。

又隔了一陣子，國軍在上大陳島的關帝廟那兒重開了學校，並派出軍官充當小學老師，學校重新招生，但那時候的父親已經無法回去讀書了。

「自從你曾祖母過世後，家裡的情況開始變得不好，我身為長子必須下田工作、分擔農忙，我去讀書的話，家裡就少了一個幫忙的人手，你祖父和祖母實在忙不過來，家裡的弟弟妹妹又多，他們就要求我留在家裡幫忙，不要去讀書。」
父親說。

但是父親並沒有因此放棄求學念頭，他已明白將來若要出人頭地，就一定先要把書讀好，具備高等的學識，將來才有機會在社會出人頭地。因此，他還私下跑到學校去拜託老師，請老師親自來家裡和祖父、祖母溝通，務必要讓父親回學校讀書，老師好不容易說服了祖父母，但讀沒幾天，祖父又覺得家裡實在少不了父親的人手，最後還是禁止父親去上學，至此，父親心裡感覺徹底的失望。

父親第四度回到學校讀書，則是到台灣以後的事了，那時候從大陳島來台灣的父親，被安置在花蓮壽豐鄉，當時有一間學校設在一間台糖的糖廠裡，離父親住的地方大約五分鐘的步行路程。

父親當時已經十七歲，雖然他在大陳島有讀到小學三年級，但在花蓮入學時，卻被分班從小學五年級讀起，算是跳了一級，而一個班大約三十多個學生，從11歲到18歲的都有，同學間年齡的落差相當大。

「我和當地的孩子混在一起讀書，同學大部分都是平地山胞的小孩。他們知道我是『大陳義胞』，對我特別好，不時還會請我到他們家裡吃土雞呢！」父親說。

父親這時的生活還算安定，平平穩穩上了一年多的課，直到六年級快畢業時，又因為一件偶發的事件而放棄了學業。

「我那時候自然學的不錯，自然課的老師很喜歡我，他勉勵我繼續讀書，說我如果繼續讀到畢業，他可以推薦我去念農校。」

雖然有自然老師的鼓勵，但是父親的史地卻不太好，經常考不及格。史地老師又非常嚴格，並且有個奇怪的規定，考試考不好不會挨打，但考試退步太多就要挨打，父親的史地成績，平時一直保持在五、六十分，但有一次忽然考到八十多分的高分，父親非常擔心下次考試又回到五、六十分的水準，肯定會挨一頓打。

「我想都十八歲了，在班上算年紀最大的學生，還要在小我五、六歲的小朋友面前挨打，覺得很沒面子。」思來想去，父親就有了輟學的念頭。

剛好在那個時候，政府正計劃在花蓮美崙建造大陳新村，提供大陳鄉親可以像眷村一樣，群聚而居，相互扶持，於是發出公告招工，每天工錢有六塊錢。父親心想，一則是幫大陳鄉親重建家園，再則每天六塊錢的工錢，以當時零工的水平，已算優厚，這總比留在學校挨打好，而班上另一位和父親感情不錯的老鄉同學，得知政府招工重建大陳新村的消息，也向父親表示他不想讀書，要去蓋房子賺錢，結果二個人志投意合，便決定放棄學業，結伴去花蓮美崙蓋大陳新村去了。

「這個決定，對我後來的人生影響很大，但當時的我哪裡想的到？直到有一天，有位長輩想介紹我去鐵路局當售票員，我很高興終於可以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不必到處去打零工，結果去徵試時，發現這個職缺必須具備小學畢業的學歷，我又不想謊報學歷取得工作，最後只能眼睜睜喪失進到鐵路局工作的機會。」父親說。

也是從那時刻起，父親才真正意識到學歷的重要性，所謂「富不過三代」，但「窮也不能過三代」，他自知當一輩子的碼頭工人，經濟能力已有所侷限，但是他早已在心底許下願望，無論如何，也要讓三個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那麼羅家的下一代，才能掙脫社會的底層，重新取得出人頭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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