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格拉樂‧阿烏（排灣族）

作家小檔案

排灣族人，民國五十八年生，畢業於大甲高中。

早期與瓦歷斯‧諾幹共同創辦「獵人文化」雜誌，組成台灣原住民人文中心；致力推展原住民文化事務之餘，並積極從事文學之創作。
著有散文集《誰來穿我的美麗衣裳》（晨星出版），並編著《一九九七原住民文化手曆》（常民文化出版）等。

作品發表

在當代的台灣原住民的書寫裡，我們幾乎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基調：那就是作家在身體上採取一種面向主流社會的姿態，而進行的自我剖析性的描述。意即：原住民的書寫在情感上，不管是怨懟、是驕傲，都是以主流社會作為主要傾吐、宣讀的對象；在原住民作家的心靈中（亦即原住民的心靈中），主流社會是一個力量龐大的、無法超越的惡靈，也是原住民面臨的所有困境的源頭。（註）在這樣的書寫中，主流社會的文化價值扮演的人格化角色是一個隱形的終結審判者。它對原住民文化心靈的宰制力量，並無關正義與倫理，甚至多半是邪惡的代表，但原住民作家的態度仍是
採取（帶領著族人）面朝著惡靈，絮絮地進行傾吐式的書寫。

採取這種傾訴姿態的書寫，其特徵就在於自我（族群）迫切需要被（外在世界、主流社會、惡靈）瞭解的強烈的慾望與焦慮；如同在祭詞中，祭師對本族過往一年來的的刻苦辛勤與顢頇無知等優行劣跡一視同仁，毫不掩蓋地向神靈坦白一樣，而書寫（誦念祭詞）的目的就是尋求母體族群與外在靈性間管道的建立。如果雅美的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是一條向內深掘的甬道，那麼外省漢人與排灣族混血，又嫁給泰雅族丈夫的的利格拉樂‧阿烏，就是一個在族群間不斷地建築著一座又一座橋樑的原住民女性作家。

不同於夏曼‧藍波安的雅美單一身份認同，利格拉樂‧阿烏的身份認同過程是複雜且迭經變動的。小時候求學的經驗加上排灣族母親的告誡，阿烏的身份認同是傾向外省人第二代的；嫁給泰雅族的瓦歷斯‧尤幹之後，因接觸「夏潮」、「人間」等社會主義的刊物，更加上當時發生的「湯英伸事件」，夫妻共同開始了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時期，這同時也是阿烏以文字書寫建構抒發原住民文化焦慮管道的開始；與丈夫同為原住民運動的代言人，阿烏此時構築的「橋樑」--「獵人文化」雜誌，乃是由原住民伸向台灣漢人社會的通道，當時的書寫焦慮在於傾吐原住民族普遍的困境。

「獵人文化」雜誌停刊之後，阿烏因為卸下了編務重擔、沒有盲目的供稿壓力之後，方能有更為自我的書寫方式。這個階段，阿烏因為對原住民運動與大約在同時勃發的台灣女性運動進行交叉思考，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於焉產生。以女性運動的角度檢視原運，（泰雅）原運的運作方式是絕對的父權精神，阿烏以自身排灣族的女性經驗使她認知到族群間的差異無法在原運的大旗下被約分及模糊化；而台灣女性運動的中產階級與社會菁英性格，更使她警覺弱勢族群中的女性問題無法被漢人的女性運動所包含。因此，阿烏開始原住民女性的新身份認同，與隨之而來的新的書寫焦
慮；在九七年「紅嘴巴的VuVu」與九八年的「穆莉淡」中，阿烏雖仍兼寫其他原住民族，但可以看出專屬排灣族的女性經驗已經在她的書寫中呈現出隱然若現的主軸地位；而傾吐的對象，除了台灣漢人社會之外，亦加進了新的主流價值--原住民運動與女性運動。

（註）這種書寫的態度，並不僅限於文字工作者，造形與表演藝術作品中亦不乏這種現象：如代表國民黨的圖騰（現今的主流勢力）與日本太陽旗圖騰（廿世紀前半主宰台灣島的主流勢力）常作為與代表與原住民力量搏鬥，而且無法征克的巨大敵人；原住民藝術家所共享的此一心理情境，可由人類學的角度來理解（如原始民族生活中最常獲得抒發的藝術創作慾望，往往就是以對惡靈的崇拜為出發的），更可進一步解讀成原住民文化在台灣的處境居於絕對弱勢的最直接證據。

瓦歷斯‧諾幹（泰雅族）

作家小檔案

瓦歷斯‧諾幹，漢名: 吳俊傑。台灣原住民族Atayal (泰雅)族，一九六一年出生於台中縣和平鄉Mihu部落(今自由村雙崎社區)，屬Pai-Peinox群，人類學分類稱「北勢群」。
畢業於台中師專。師專起才初嘗文學，十六歲寫成之新詩被校刊主編丟入垃圾桶，後與該主編結拜為文學兄弟。
現任職於童年的母校-自由國小擔任教師。
曾主持台灣原住民文化運動刊物「獵人文化」及「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

作品發表

1. 番刀出鞘-稻香出版社1992.12
2. 永遠的部落-晨星出版社
3. 荒野的呼喚-晨星出版社
4. 泰雅孩子台灣心-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1993.11
5. 想念族人-晨星出版社
6. 山是一座學校-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7. 戴墨鏡的飛鼠-晨星出版社

撒可努（排灣族）

作家小檔案

漢名：戴自強

出生地：台東太麻里香蘭部落

喜歡：外公的大海、祖父的山

崇拜的人：父親

信仰：排灣族

撒可努是人民的保姆──警察，在台北石牌開一家餐廳名叫「萁里岸」。他總是穿著一身完整的排灣服飾，笑臉迎人。在他挺拔的身材中，最醒目及耀眼的莫過於他手臂上兩支交合的山豬牙。他說：「這是爸爸留給我的東西」。俊俏但親切的撒可努，總是常常說著：「我爸爸.........；我跟我父親說..........」。他的眼光堅毅，總是滿溢著他對父親的懷念與景仰。

這本書的完成是來自他對祖父的承諾，他要將祖父的智慧寫在紙上，放在書裡。在撒可努成長的過程中，他不斷地和父親、祖父、妻子一起經歷傳統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衝突和思辯，經歷越多、思考越深，他就越愛自己的文化。二十歲時，他認識了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及伐楚古二人。他說：「因為他們兩位的開啟，讓我被拉進入更深的排灣族信仰裡」。因而使他對自己的母體文化更加認識及珍愛。自此，他深深以身為大武山子民為榮，排灣族也成了他的信仰。

作品發表

《山藸 飛鼠 撒可努》1998耶魯出版

這本書的主題文章依序是〈山與卡瑪〉、〈vuvu們〉、〈亞榮隆‧撒可努〉、〈獵人在都市〉四章。〈山與卡瑪〉談到獵人父親和大自然相處的方式，父親與飛鼠鬥智、與山豬搏體力，將猴子人格化地與牠們相處。父親說：「我們是獵人家族，有獵人的規範、對生命尊重，祖先才會給你更多的獵物；如果你對大自然不敬，不依循著獵人對自然的法則，動物就不會再到你的獵場奔跑、跳躍、追逐。」父親的生命哲學深深地影響他，使撒可努無可救藥地迷戀排灣文化，不顧一切地想留住排灣族的精神與魅力；

〈vuvu們〉述說著排灣族祖先對小米的珍視，甚至將前來吃小米的小鳥擬人化、信仰化。小米對排灣族而言，不只是食物和釀酒的原料，也是祭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貢品。在〈酒〉一文中，他對公賣局進行深沈的控。他認為因為排灣族小米酒而喝醉的老人，是「乾淨的醉，醉的很勇敢」。而公賣局的酒為族人帶來的醉，則是醉的「矛盾、空虛」。同樣都是作為媒介的酒，他說「公賣局的酒麻痺了我族人的靈魂和身軀，也侵蝕傳統原有的文化。」

〈亞榮隆‧撒可努〉一文，描寫他周遭的親人、朋友如何面對部落外的世界及如何適應現代文明都市的過程。其中〈我的妻子是平埔族人〉一文是敘述他和平埔族的妻子相處，以及自己和妻子對各自文化認同和反省的心路歷程。這也是現今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夫妻必會面臨的困境，即「和不同族群的愛人相處，自己究竟該保持原樣，還是入境隨俗。尤其是，孩子應歸屬父親的族別，還是母親的族別呢？」看似簡單的事情，若無相當大的文化容忍度及對自身族群文化的深刻體認，確是很難從自身文化的囿限中跳離。但撒可努對妻子說：「老婆，你可以做我撒可努的妻子，但妳終
究是阿立祖的子民。」而妻子也同意該給孩子空間，「讓他們自己去選擇要做排灣人？還是平埔人？」撒可努對自己及妻子的文化寬厚態度，我想是來自於他所熟悉的排灣族男女平權的思想。

〈獵人在都市〉這個單元敘述原住民（包括他自己）進入都市的經驗，〈台北記事〉、〈尋父親記〉兩篇都是原住民到在都市裡碰到不好的經驗，不管是上台北尋找兒子的老人，或者是年輕人上台北尋找父親，都在在透露出原住民對都市的不適應。其中也反映社會的變遷中，原住民族文化、語言的落失及原住民老人面對新時代的矛盾、掙扎。

大部分的原住民作家、藝術家在作品裡對原住民族的詮釋，大都是在表達悲哀的情結，族群必須自我認同的議題，這似乎就是原住民對命運的看法。不管是什麼樣的事件、政策、政黨，原住民族總是有很深很深的包容力去面對一切。

撒可努的作品雖然沒有脫離這樣的議題，但卻也可以看見他享受在自身文化的快樂和學習。

夏曼‧藍波安

作家小檔案

漢名：施努來

一九七五年生，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著有《八代灣神話》、《冷海情深》。曾經滿懷理想、抱負來到台灣，但是終究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熟悉祖先的生活方式也才找到自己、肯定自己。

發表作品

《冷海情深》1998

第一篇〈冷海情深〉一開頭妻子及母親對他說：「又要去潛水、射魚啦，家務事全由我一人承擔，公平嗎？」「不要天天射魚，那是不吉利的，找個工作賺錢呀！」，就可看出作者在經歷寫作這一段期間，或者一直以來，他必須要挑戰的觀念和想法。

達悟族是一個海洋民族，生活作息及祭典儀式都是和氣候、海洋一起運作的。

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在雅美語中，意謂藍波安之父，既非姓夏曼，更不是名叫藍波安。只為雅美族人依例在結婚生子後，親從子名，從此人們便須叫他「那個藍波安的父親」。

「冷海情深」一書，收錄十二篇文章，依關曉榮在為本書寫的序中的說法，本書乃是一個「戰後的達悟族父親」，「從蘭嶼到台灣再回到蘭嶼﹍」，「﹍從蒙塵到清洗與再造的軌跡」，是「（作者本身）返鄉多年的生存鬥爭」。而與這種以描述鬥爭為中心意旨的分析法相對應的是：作者自己在書中寫下，「我深深的體會到，有很多的智慧是從生活經驗累積下來的，而生活經驗如是一群人共同生活共同努力建構的話，那便是文化。」

閱讀原住民的文學著作，其實是在感受一種特殊的臨在體驗；因為使用文字並不是原住民文化的一部份，即使戰後成長的一代開始接受完整的中文教育，但中文作為一個文化傳遞的工具，它在原住民文化場域中扮演的角色仍屬有限，甚至尚屬邊緣。生活中漁獵經驗的傳承，必須靠母語，敬神的祭詞、古遠的傳說到傳唱的歌謠，更無一不是雅美母語擅場的舞台。如果說，戰後雅美族人接受的中文教育是雅美世界通向「雅美以外的世界」、吸收外來文明內容的橋樑，那麼與它反向的，則是仍能嫻熟使用雅美母語，且從事文化反思的族人，所戮力扮演探觸雅美文化內在深邃精神層
次的礦坑甬道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夏曼‧藍波安完成中文與雅美族語對照的「八代灣的神話」，試圖構築一條形式上的探勘走道；一九九七年的「冷海情深」則是另一條不再藉助母語與中文形式上的反差對比，但卻挖掘得更加堅實且更加幽深寬廣的通路；夏曼‧藍波安使用的是純粹、精鍊的中文，但開掘的卻是一個獨特的雅美的內在精神世界；作者藉著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價值衝突現象，把挖掘母族文化深邃內涵的甬道，雕鑿在自己的肉體上；藉著自己內在莫名的強大力量所亟欲尋找噴洩的出口投身海洋，寫作對雅美文化的驕傲與渴望。作者自己受台灣主流社會的教育，卻又在肌膚裡洶湧
著雅美的血液，其實就是今日整個蘭嶼雅美族人的芻像；作者對雅美文化現今困境的體認，不僅僅是消極地對美好古老文化內涵的傷逝情懷，而是立場鮮明地對台灣現代社會文明內涵表達有自我主體意義的拒斥態度；他寧可選擇藉與海洋的搏鬥而體驗智慧的內容，意謂著雅美文化中對自然的態度本來就是一場最豐富完善的生命智慧的教程，族人

們如能如實領受，生命便自然智慧完滿，毋須迷失在外來文明的狂潮中。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同意單用原住民運動的角度來看待夏曼‧藍波安的作品的緣故。因為台灣島上各原住民族與政治環境的抗爭體驗是後天的，是形式邏輯的，更是「中文經驗」的；而夏曼‧藍波安藉由寫作透露的內在經驗，卻是先天的，是內在直覺的，更是純然雅美精神的。「冷海情深」寫作者自己在海洋經驗中的眼淚、歡樂，心臟跳動的頻率；寫風雨中獨自在潮間帶洞穴裡歇息時在腦海中驀然同感的布農獵人孤獨的氣魄；寫父執輩依雅美倫理對不能容忍之事端以詩歌形式進行斥責與唱和；寫被吟唱的詩歌與唱詩的人對個人心靈的洗滌；寫對惡靈的敬畏與迴避；寫一切不
可言喻的情感。

如果說夏本奇伯愛雅（周宗經）的「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是用人類學及教會的眼光看自己的雅美族群，筆觸帶點自嘲的詼諧並善於捕捉生活世界的喧鬧；則夏曼‧藍波安則是一個嚴肅沈靜的雅美詩人，在一個雅美的生活世界中，藉著對詩與哲學的意象刻畫，沈澱了雅美人的精神風貌。

拓拔斯‧塔瑪匹瑪（布農族）

作家小檔案

本名拓拔斯‧塔瑪匹瑪，為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族人，就讀於高雄醫學院時，就縱情於文學的想像世界之中，於1981年以第一篇以自己為名的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獲得南杏文學獎小說類第二名（第一名從缺），而嶄露頭角，後又繼而入選當年爾雅的「年度小說選」、前衛的「台灣小說選」，被名作家李喬視為「一顆新星的誕生」。之後繼續發表數篇作品，其中「最後的獵人」獲致吳濁流文學獎，並以此篇名為書名於1987年出版「最後的獵人」一書，且於1989年得到台灣文化獎助基金。

高雄醫學院畢業後，放棄醫生的高薪，獨赴蘭嶼為原住民服務，致力於原住民的醫療服務，所以又陸續在高雄縣三民鄉、桃源鄉衛生所工作，目前仍在台東縣長濱鄉衛生所繼續行醫生涯，行醫生涯的歷練使得拓拔斯‧塔瑪匹瑪的生活歷練更加豐富，於1992年出版第二本小說「情人與妓女」，於1998年出版第三本小說「蘭嶼行醫記」，並獲致賴和文學獎。

作品發表

吳錦發認為拓拔斯‧塔瑪匹瑪小說的迷人之處，在於三項特質：一為奇妙的韻味，他特殊的原住民文化經驗，使得他對音律、顏色有特別的敏銳感受，行之於文字時，充滿音律、顏色之美，讓人覺得在聆聽一首山靈的歌聲，久久不能自己；二為屬於布農族豐富的族群性格和生活性，這種特性，處處表現在充滿幽默自嘲的對話中，或是生活習俗的描寫，所以看完他的小說，可感受到真實的人物，在山林中實實在在的生活，並沒半點虛偽。在瞭解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小說特性後，以下將依次介紹他的三本小說。

「最後的獵人」其故事情境的安排，是以布農族經驗而構成的，所以是以一個布農族的青年觀點，來看待布農族社會與不同文化間的衝突，以及現代化的衝擊。本書共有八篇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描述因不同於原住民的漢人價值觀所訂定的法律，使得原本為原住民自然而平衡所使用的山林資源，受到處處的干涉等問題。「最後的獵人」描述比雅日的獵人，不願和其他青年人一般放棄原住民原有的謀生技能，而被平地人驅使，仍舊過著打獵的生活，然而禁獵令頒佈、林務局對山林的管理，反而破壞整個山林資源，使得靠山吃飯的獵人不得不重新作人。「侏儒族」描述布
農族人和侏儒族人相遇、學習、掠奪的傳說故事。「馬難明白了」描寫台灣漢人所寫的歷史，如何站在漢人觀點的立場，虛假的塑造吳鳳成仁的故事，而捏造故事的假象，扭曲原住民的面貌。「夕陽蟬」用科幻手法描寫出「觀光文化」對原住民固有文化的摧殘，進而威脅到整個族群的生活空間。「懺悔之死」是對「觀光文化」故事的再延伸，因強勢族群的入侵，造成布農族原居民的悲劇故事。「伊布的耳朵」描述因出賣家族的行為，被罰以革除左耳的故事。「撒利頓的女兒」描述一個布農族人收養閩南人小孩的故事。

「情人與妓女」的取材範圍不再陷於布農經驗，不但擴及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也注意到都市原住民的遭遇，這也許和拓拔斯‧塔瑪匹瑪行醫後，接觸更多的人、事有關，因此對原住民各族的命運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此本小說共由十篇小說構成，「情人與妓女」描寫原為自己情人的泰雅族少女，淪為妓女的悲慘命運。「洗不掉的記憶」、「訪布農織布女郎記」、「安魂之夜」、「衝突」、「巫師的末日」都是描寫布農族的故事。「救世主來了」、「卑賤與憤怒」則是描寫雅美族問題。「尋找名字」探討原住民正名的社會運動。「小力要活下去」一個醫生對弱小生命的人道關懷
。

「蘭嶼行醫記」以幽默且蘊意深厚的文字，說明拓拔斯‧塔瑪匹瑪在蘭嶼驅除病痛的四年生活，並藉由拓拔斯‧塔瑪匹瑪之眼看到達悟人的純樸與天真、誠懇與樂天。此本類似札記的小說，共分為「我要當蘭嶼的醫生」、「藍色大冰箱」、「台灣大醫生的疑惑」等三卷。
參考資料
http://www.ntut.edu.tw/~s8370031/writer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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