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Wings?怎樣Monograph?】 導言 (聯經Wings,Monograph系列編輯委會/吳豐維 陳宜中 葉浩 曾國祥):
──獻給更美好的未來 ‧哲學與政治
每年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四,是「世界哲學日」。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定立這個日子,賦予了哲學這歷史最悠久的人類...
【如何Wings?怎樣Monograph?】 導言 (聯經Wings,Monograph系列編輯委會/吳豐維 陳宜中 葉浩 曾國祥):
──獻給更美好的未來 ‧哲學與政治
每年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四,是「世界哲學日」。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定立這個日子,賦予了哲學這歷史最悠久的人類知識探索活動嶄新且重大的國際使命: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從而學習如何共存,攜手尋求國際社會當前所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環境的共同挑戰。
且看二○一二年世界哲學日當天,科教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Irina Bokova)的發言:
面對錯綜紛雜的當今世界,哲學思考首先需要我們謙卑下來,從自己立場退後一步,參與理性的對話,並針對我們所無法左右的挑戰,共同提出應對的措施………我們遇到的困難愈大,愈需要通過哲學來理解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哲學的多樣化是我們培養兼具包容與寬容的全球公民意識之最大財富。面對無知以及不寬容的泛起,哲學有助於相互理解。
我們會發現,哲學不但被賦予了一個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永續發展的重任,也肩負著促進全球公民意識的使命。
哲學之所以能承擔、回應人類共同問題的首要理由,在於作為一種反思活動,以自身想法或錯誤為前提,因此在智識上必須謙卑,再展開與異己的真誠對話。一方面分析、挑戰人類共同未來的重大問題之癥結所在,一方面排除自己的盲點,並確認彼此的看法與價值排序,從而確立可能的出路與選項。
政治(Politics)一詞淵源於古希臘的「城邦」(Polis)概念,對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等人而言,對政治的探討就是對正義國度的追尋。
現代主權國家的政治發展出比過去更複雜多元的面貌,研究者思考的政治現象涵蓋巨觀的統治原則到微觀的身體規訓,而致力於思索政治「應然面」的政治哲學因此有其急迫性。舉凡新科技帶來的各種倫理議題、全球暖化與貧富差距的加劇、國際間的互動原則以及經濟危機時的互助合作、共同和平的維護與人類尊嚴的捍衛,乃至戰爭期間與之後重建過程的正義,全都涉及了「自由」、「平等」、「正義」等核心概念。
結合了上述兩者的政治哲學,正是對政治的本質與其相關概念的系統探究,關乎自由、平等、民主、主權、權威、正義、意識形態..等等。儘管這世界的現象流變不息,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掌握政治哲學的基本面貌,掌握一切最根本思考的基礎。 ‧政治哲學的翅膀
對亞里斯多德這些古代哲人而言,政治哲學的必要無庸置疑,因為它與人類理性動物的本質以及幸福人生的追求密不可分。
我們如果無法掌握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與論述,恐怕難以清楚把握二十世紀迄今的重大社會變遷,諸如:法西斯政權的崛起、極權體制裡的平庸之惡、冷戰的意識形態對峙、全球青年的造反與叛逆、種族與性別平等的追求、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逆襲、宗教基本教義與極右派勢力的崛起、數位利維坦與監控社會的誕生..等等。在愈趨渾沌的時代裡,我們愈需要政治哲學的洞見。
政治哲學將促進我們表達自身立場和參與國際對話的能力,善盡我們身為國際社會或世界公民社會一分子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學素養的普遍提升,能夠讓一國之內意見相左甚至對立的公民進行理性的對話、走出對立,且能在清楚各種選項以及價值排序的前提之下,尋求真正的共識或適當的妥協。
本叢書正是在如此背景與期待下誕生,分為兩系列,第一個系列以思想家為主題。意在為讀者開啟一扇門,深入一個思想家的人生與思想歷程,見證一個心靈的偉大,見證一個時代的發展。
第二個系列則以觀念為主題。柏林曾引述德國詩人海涅的話語,指出觀念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個文明,因而用觀念史的眼光、以觀念為軸心,考掘與爬梳政治哲學中的核心概念,考察它在跨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與影響,得以讓我們掌握哲學漫長的歷史演變、內涵,分析人類共同未來的重大問題之癥結所在。 ‧人類真的可以活在一個沒有政治的世界嗎?如果不可能,那什麼才是更好的政治?
無論最終的解答是什麼,我們都需要為自己的想像力安上翅膀,而那雙翅膀就是思想的洞見。當人們開始想像集體美好的可能,政治的哲思就開始了運作,政治哲學就不再是多餘的頭腦體操,而是一種必要。
一九七一年,在反體制的熱潮裡,約翰‧藍儂吟唱出了他的(Imagine),要眾人認真地想像一個沒有宗教、國家、戰爭與私人財產的未來。
雖說我們可能也如藍儂唱的那樣,始終是個「夢想家」(Dreamer), 但在清楚各種選項以及價值排序的前提之下,尋求真正的共識或適當的妥協,確是歷來夢想家,也是未來夢想家們鍥而不捨追求的最完美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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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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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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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日社論2021年04月08日(100蚊花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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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一石激起千重浪,美國財長耶倫公開呼籲就企業所得稅制訂全球最低稅率,這不僅是政府與跨國巨企之間的問題,更是一場牽涉歐美矛盾,以及發達世界與新興國家的大博弈。疫下美國債務急增,拜登提出2萬億美元基建計劃,欲找美國大企業幫手「埋單」,又擔心唯獨美國加稅,會削弱美企的國際競爭力,制訂全球最低稅率,變相逼其他低稅率地區加稅,是其魚與熊掌兼得之計。美國巨企在各國鑽空子避稅,歐洲早欲向它們開刀,華府卻大力阻撓,全球最低稅率看似是歐美共識,實際是各有所圖;香港和不少新興市場以低稅率吸引投資,全球最低稅率出台,必起衝擊。
蘋果頭條
極權之下,不少醫護都放棄穩定的事業及收入選擇離開,包括在公立醫院工作近20年的註冊護士阿May(化名),及已屬管理層的陳醫生(化名),各自帶着家人移民。在香港他們不愁工作收入,但要在外地做回老本行,兩人都說沒有把握。面對未知的前路仍要硬闖,只因香港已失去民主自由,寧願舉家出走,也拒絕留港做「順民」。原來要離開土生土長的地方,只是數分鐘的決定。去年傳出要推出「港版國安法」後,阿May立即致電移民顧問查詢,收線後思索一會,轉身便知會丈夫及兒子,「我都係決定一齊移民」,丈夫及兒子只回應一個「好」字,出走的決定「快過買菜」。
東方正論
有句法律格言是這樣的:遲來的正義並非正義。意謂受害一方的法律救援若不能及時到來,那跟沒有補救措施一樣,正義無法彰顯,法律只是形同虛設。這句格言用來警醒司法審訊必須快而及時,否則只會對受害者造成傷害。壹傳媒黎智英涉刑事恐嚇東方報業集團男記者案,律政司拖延上訴,最能反映這句格言的真義。拖延逾半年,昨日終於傳來入稟上訴的消息,惟暫未有聆訊日期。遲來的正義最終結果如何,全城拭目以待。
星島社論
與騰訊(700)同行二十載的大股東、南非傳媒企業Naspers子公司Prosus,昨日宣布將減持騰訊股票,是Naspers自二〇一八年口頭禁售期屆滿後,再有套現動作。Naspers旗下上市公司Prosus計畫減持最多一億九千一百八十九萬股騰訊股份,相當於騰訊已發行股本的百分之二,套現超過一千一百億港元。受消息拖累,騰訊美國ADR昨晚曾跌超過百分之九,折合港元曾低見五百九十五元,較本港收市價跌逾百分之五。
經濟社評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面世以來一波三折,爭議不絕,最新在血栓陰霾下出於「嚴謹審慎」,煞停了兒童測試。有港府專家顧問指,本地既有的兩款疫苗已足以全民接種,表明不建議採購這款或有安全隱患、對南非毒株低效的針劑。相反,復星/BioNTech的復必泰復打以來反應踴躍,未見市民猶豫,當局的首務是提升手上疫苗的接種率,眼下尚有餘裕慎思能否和應否放棄阿斯利康,引進市面其他針劑、以至第二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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