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

【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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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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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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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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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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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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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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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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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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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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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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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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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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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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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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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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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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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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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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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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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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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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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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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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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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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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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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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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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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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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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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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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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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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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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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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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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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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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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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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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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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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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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如何陪伴家中凡事都愛抱怨的長輩？

受到COVID-19的影響，從五月進入三級警戒至今已經一個月了，最好的防疫就是不要出門，但也因為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拉長，平常不太會去留意到的問題也都一一浮現。

“對對對、你們以前的時代最棒了，都沒有流行病也沒有這些社會亂象。”
“能不能請爸爸媽媽不要再看新聞了，他們平常有那麼愛抱怨嗎？”
“天吶、拜託別再來教我妳當年是怎麼帶小孩的，這週已經講第三十七遍了！”

關於家庭問題，我一律建議不要同住就好，但在現實上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執行。撇除了平常的親情道德情緒勒索外，在這疫情下也不適合搬家或是往外移動。面對愛抱怨又愛拿過去跟現在做比較的家人，該怎麼做才能夠不傷害他們同時也讓自己耳根子清靜呢？

“想必奶奶從前比較有錢，因為到現在她還會回想當年的好日子。（中略）…奶奶總覺得從前好！她在從前也年輕一些，太陽在從前也溫暖一些，鮮奶油在從前也不那麼快變酸——都是從前好呀！”《白夜》杜斯妥也夫斯基(1848)

心智的成熟與生理年齡無關，而是受個體自小到大的成長環境所影響，得寵的孩子、經常被拿來比較的孩子、長期遭到漠視的孩子，特別容易形成優越情結且影響個體的一生，用個較容易理解的名詞來解釋的話就是：巨嬰

他們的特徵是特別喜歡強調自己的能力，但因為某種不可抗的因素才讓他們無法發揮所長；或是拿曾經的豐功偉業（即使只有一件）講一輩子，好像這一生都無法再有所突破；也可能是抱怨現在的人事物都大不如前，只有他們的年輕時期是黃金年代。

“並不是只要歲數增加就會成為大人，成為大人必須具備三項條件。”《幸福之書》，岸見一郎，台北市，春天出版，2021年。

一、 能夠決定自己非決定不可的事。
二、 自己的價值自己決定。
三、 不以自我為中心。

將自己的失敗怪罪在大環境的衰退，或是為自己的未來去占卜、求籤，問他人「你覺得我應該要....還是要...比較好？」。

不具備為自己做決定的能力，是因為缺乏了對自己人生負責的勇氣；把自己該做的選擇推給他人幫忙決定，或是將自己的不願意改變解釋為「因為OOO所以我才無法改變」，這樣一來，人生的不順遂就可以說全都不是自己造成的了。

不去改變所要承擔的結果，就是因自己的無能為力而產生的自卑感。人類會透過尋求優越感來彌補自己的自卑，心智還不夠成熟的個體則是會透過貶低、怪罪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又稱優越情結）。

當然，改變是需要勇氣的。個體必須要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才能夠從中獲得勇氣；價值並非是他人給予自己的評價，而是由自己去定義的。成熟的個體會將自己的能力貢獻於社會群體並從中獲得優越感（又稱貢獻感），當能夠將自身能力貢獻給他人，明白「我有能力幫助他人」時，就能夠從中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面對讓自己感覺不舒服的環境時，其實我們大可以選擇改變。但改變往往伴隨著不可預期的風險，雖然有可能會讓自己變好，但也可能讓情況變得比當下還要更糟，因此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不去改變。

「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商君書．戰法》

我們的成長環境多半都是不斷地在競爭，因此雖然從小就聽過「勝不驕；敗不餒。」這樣一句經典名言，但大多數人只能夠做到表面上的不驕傲與不氣餒；在內心深處還是會為自己比他人優秀感到得意，也會為自己不如他人而感到自卑。

每一個人都需要去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並不是圍繞著自己，只要處在社會當中，人就不會總是一帆風順，而挫折也是人的一生當中會持續出現的固定戲碼；面對心智尚未成熟的巨嬰，其對待方式同正向教養孩子，幫助他們重新開始訓練對自己的價值認同，成為真正成熟的個體。

一、接受他們的情緒但不要去附和他們的抱怨。

我們可以接受他們對於自己的某些能力不如從前而氣惱，但不要去附和他們的抱怨，附和會更加強化它們的巨嬰特質，使他們堅信自己現在的不順遂都是他人造成的。當他們在抱怨現今環境有多糟糕並不斷提起自己的當年勇時，可以嘗試著去引導他們回顧自己的過去，並從中發現自己的其他能力。

例如抱怨著現在的小孩都沈迷電玩，小小年紀就戴起厚厚的眼鏡，他們從前都是玩踢毽子啦、打陀螺啦，哪有什麼近視問題；不要嘗試跟長輩解釋近視可能是遺傳或是其他因素，可以表現出驚喜的反應詢問「爸爸現在還會打陀螺嗎？」。

當然，可以猜想得到十有八九早就不會打陀螺了，長輩唯一寶刀未老的能力可能只剩下打你而已。

二、幫助他們尋找自己的價值。

問這些的目的並不是要長輩真的現場表演打陀螺，而是從這個角度將話題帶離抱怨；可以接著詢問以前的陀螺跟現在的差別在哪？以前的孩子真的都是自己做陀螺來打嗎？甚至可以問問他，現在還能不能自己做個陀螺出來；趁著居家防疫期間帶著孫子玩點手工藝啊。

鼓勵長輩做陀螺的目的，是讓他們明白退休後的自己還能做其他事；在製作過程中也能夠想起自己孩提時期那些愉快回憶，成功將陀螺做出來還會帶來滿滿的成就感，若能夠增進祖孫感情或是讓孫子遠離那些電玩，長輩就能夠從中獲得貢獻感。

就算孫子不感興趣也沒關係，幫他們拍攝些製作過程以及遊戲中的照片影片放上社群網站。網路使用者那麼多，總會吸引到感興趣的孩子們，甚至釣出有共同回憶的同輩群，讓長輩的社交圈得以向外發展，並從中不斷地發掘自己的價值。

以上只是舉例，讀者們可以自行去思考能夠如何幫助家中的長輩；成熟的第三項條件「不以自我為中心」，個體要去學習接受他人的協助同時，也要去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協助他人而非一味地索取。

當我們在幫助長輩尋找自己價值的同時，就是在做「協助他人」這樣的社會貢獻。說到底人類終究是群體生物，我們必須靠著互相信任與合作，才能共同打造出一個越來越好的環境。

抬高自己、貶低他人、怪罪政府、撕裂族群等等的這些行為，都只是巨嬰的表現。即使想法與立場不同，成熟的個體還是會尊重彼此的差異。成熟的個體能夠坦然接受自己不會是完美的，他人也不會是絕對差勁的；他們能夠互相截長補短，透過合作來創造出雙贏局面。

合作互惠，才是健康的人類社會應該有的共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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