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上一封信我們講了NBA退役球員的故事，這封信我們來談一談另一群富有的人，就是那些富豪家族的繼承人。

相比起NBA球員，富豪家族的繼承人們從小就生活在優渥的環境中，有最好的條件接受教育，上一代人也會想盡辦法保障這些子孫後代的生活，但這些富有的繼承人們還是常常陷入巨大的不幸，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封信我們就以美國曾經的首富J. 保羅·蓋蒂家族的故事作為例子，談一談這個問題。

J. 保羅·蓋蒂是什麼人？
J. 保羅·蓋蒂是何許人也？ 他是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首富。如果你去過洛杉磯，可能參觀過以他名字命名的蓋蒂藝術博物館（J. Paul Getty Museum）。如果你還沒有機會去，將來到洛杉磯時一定要去那裡看看，蓋蒂藝術博物館可能是美國西海岸最好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本身以及裡面的藏品，都源於蓋蒂的捐贈。
蓋蒂發家於二戰後，1966年他的財富據估計就超過了12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當時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把他列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個人；到1976年他去世時，身價超過了60億美元。和今天很多富豪擁有的只是資產市場上的紙面數字不同，蓋蒂的資產都是真金白銀。
蓋蒂的父親算是一個小富翁，1914年蓋蒂22歲的時候，他給了蓋蒂1萬美元讓他鍛鍊商業才幹。蓋蒂從這1萬美元起家，到20年代就賺到了300萬美元。1930年蓋蒂父親去世的時候，只給蓋蒂留下了財產的5%，不過蓋蒂很快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石油帝國。
二戰之後，蓋蒂做對了一件事，成為了世界首富：1949年，蓋蒂從沙特國王手裡獲得了沙特和科威特中立區大片土地的石油開採權，當時那些土地不過是一些不毛之地而已。幾年後，1953年，這片土地中的石油被勘探了出來，很快年產量就達到1600萬桶；僅僅三年時間，蓋蒂就收穫了10億美元的財富，很快成為了美國首富和世界首富。要不是後來沙特和科威特收回了這些土地的開採權，今天這兩個國家相當一部分資源都應該屬於蓋蒂的後人。
不過蓋蒂這個人在花錢上有一些奇怪，可以說是既摳門，又慷慨。蓋蒂對自己和家人非常摳門。蓋蒂有五個兒子，但他最喜歡的小輩是三兒子生的一個孫子。1973年，這個孫子在意大利被綁架了，綁匪要求1700萬美元的贖金，一開始蓋蒂一毛錢都不願意出，後來松口說可以出100萬美元，因為100萬是他可以申請抵稅的最高金額。時間越拖越長，綁匪割下了小蓋蒂的一隻耳朵送回來，出於輿論的壓力，蓋蒂這才出了幾百萬美元贖回孫子。
但另一方面，蓋蒂在藝術收藏和支持藝術事業上卻一擲千金。蓋蒂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他說藝術品的美非常純粹，表裡如一，不會讓人失望，但人卻做不到這一點。為了收藏藝術品，蓋蒂專門雇了一個團隊幫他尋找、鑒定和收購藝術品。當時很多藝術品拍賣的記錄，都是蓋蒂創下的。
隨著收藏的藝術品越來越多，他蓋了一座博物館來收藏（就是這封信題圖中的博物館），並且配備了相應的管理基金會，也就是今天洛杉磯的蓋蒂基金會（Getty Foundation）。蓋蒂博物館在蓋蒂去世後依然秉承了創始人的做事風格，對於優秀藝術品不惜重金，又創下了很多拍賣紀錄，比如梵高的代表作《鳶尾花》、馬奈的《春天》等等。我把這兩幅畫的圖片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看一眼，肯定不陌生。

蓋蒂的子孫表現如何？
說完了蓋蒂本人，我們再來看看蓋蒂的子孫。作為首富的孩子，蓋蒂的子孫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嚴格來說，這些子孫都不太成器。蓋蒂的長子原本應該繼承家族財富，但因為壓力太大自殺了。
有人可能覺得不好理解，含著金湯匙出生，世界首富的長子，躺著就有數不清的財富繼承，哪來的壓力呢？其實，有錢的人，沒有錢的人，各有各的壓力和煩惱。擁有巨大的財富並不就意味著幸福。說個很簡單的道理：有了錢，你就需要管好錢，尤其這些錢還是從父輩那裡繼承來的，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上一封信那些NBA球員的結局，我們也都看到了。有的人能管好一百萬，一千萬，但到了一個億也許就要出問題。蓋蒂的長子面對的就是這種情況，對於如此龐大的家族財富和產業，他知道自己力有不逮，然而將來又不得不擔起這份重任，於是他選擇了自殺來逃避。
蓋蒂不喜歡他的二兒子，長子自殺之後，家族的重任就落到了三兒子小保羅·蓋蒂的頭上。蓋蒂生怕他壓力太大，對他比較放任自流，結果這個兒子就染上了一個惡習——吸毒。一個人但凡和黃賭毒沾上邊，基本不可能獲得幸福。雖然後來小保羅·蓋蒂戒了毒，但在美國社會仍然不受歡迎，最後移民到了英國。前面提到的那個被綁架的孫子就是小保羅·蓋蒂的兒子，這位小孫子被救回來後受了驚嚇，也染上了毒癮和酒癮，一輩子生活在輪椅上。
蓋蒂的第四個兒子戈登·蓋蒂被認為是最有資格繼承家業的人。他平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慈善事業上，在社會上口碑很好。然而後來他被曝出在婚外包養了一個外室，還生了三個私生子女。在當時的美國，這種做法也不被社會所認可。蓋蒂的第五個兒子12歲就夭折了，這裡就不多談了。
富豪家族如何安置巨額財產？
或許是出於對子孫的失望，蓋蒂在留給他們生活無憂的錢之後，把大部分的財產都捐了出去，主要是以信託的形式經營蓋蒂博物館，也就是前面說的蓋蒂基金會。這也使蓋蒂博物館成為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博物館。當然，這個基金會和蓋蒂的子孫後代就沒什麼關係了。
那麼蓋蒂留給子孫後代的錢是怎麼處理的呢？和美國絕大部分富豪一樣，是通過信託的方式管理的。這種方式有三個好處。
首先是在稅務上會享受一些實在的利益。美國的遺產稅很高，父母把財產傳給子女時大約要交掉一半的遺產稅，子女如果花不完再傳給第三代，還要再交掉一半。這樣幾代人下來，遺產基本上都交了稅。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可以拉平社會財富的差距。但如果你將財產放在信託中，寫清楚將來潛在的受益人和使用方式，那麼交過一次遺產稅後，子子孫孫都不用再交稅了。
其次，用信託來管理，財產可以完全按照創立者的意願來分配。比如你有兩個孩子，希望多給老二一些錢，可以在信託文件中寫得很清楚。蓋蒂不喜歡二兒子，因此在信託中給他分的錢特別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信託可以規定受益人每月以特定的方式（比如固定金額）領取收益，這樣可以防止後代中出了敗家子一次性把錢揮霍光。這可能是信託最重要的功能，因此家族信託常常成為富豪後代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保障。
蓋蒂知道他的子孫顯然不能守好家業，因此生前通過信託安排了一部分財產的傳承。為了和之前講的博物館信託區分，我們不妨把這個信託稱為家族信託。
蓋蒂算是想得很周全了，但在蓋蒂過世之後，他的子孫很快就肢解了家族信託，一次性把錢分到了各自腰包里。這件事在法律上原本是做不成的，但蓋蒂的子孫們雇了律師專門尋找當初創立信託時的文件漏洞和法律漏洞，居然就做成了。當然，他們在經濟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次性支付了巨額的遺產稅和所得稅。
不過這樣分家之後，蓋蒂的子孫就失去了未來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保護傘，每個人生活的好壞就要看他們自己管理錢財的能力了。
按照當初家族信託創立時蓋蒂定下的財產領取比例，第四個兒子戈登·蓋蒂獲得了比較多的遺產。到了1986年，這部分石油產業的價值已經漲到了100億美元，戈登·蓋蒂轉手就賣給了得克薩斯石油公司（Texac，今天雪佛龍公司的子公司），把資產變現。然而三十多年過去，這份財富已經縮水到了20億美元。雖然依然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對於蓋蒂家族來說，已經遠沒有往日的輝煌了。
今天社會上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蓋蒂家族了，然而蓋蒂的子孫們還是不斷曝出醜聞，很多人因為毒品和槍支濫用等問題早逝，家族後人彼此之間也是官司不斷。美國人講起這個家族，常常會用「金錢的詛咒」這個詞來描述他們。
2017年，好萊塢把蓋蒂家族的故事搬上了銀幕，中文名叫《金錢世界》，英文名稱更加直接——「全世界所有的錢」（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在這部電影中，蓋蒂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成為一個有錢人很容易，做一個有錢人卻很難。」這句話可謂發人深省。
蓋蒂家族的故事並不是個例，歷史上19世紀末的美國首富範德比爾特，集裝箱的發明人、20世紀中期的美國首富馬爾科姆·麥克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富豪亨特兄弟，這些家族的後人都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就使家族財富大幅縮水。
小結
這些故事時常讓我想起《天龍八部》中掃地僧講的一番話。這位老僧講，武功和德行的修行要相匹配，否則有武功而無德行，有強力而無慈悲，人就會出大問題。金庸的小說中常有對社會的隱喻，所謂武功的修煉其實可以化用到許多事情上，爭名求利，不外如是。
積攢了財富本來是好事，但如果德不配財，財富反而會變成詛咒。財富是這樣，聲望、地位等等也是如此，如果來得太快太容易，人其實很難承受。我見過不少年輕人，一畢業就加入新興公司，公司迅速發展，他們的職級也水漲船高，但自己的能力其實沒有跟上。手下管理的團隊一旦大了，經常乾砸事情，團隊和他們本人都很難成長起來。這些年輕人早年的運氣到了這時，反而成了詛咒。
對一個人來講，最安全、也最容易獲得幸福的發展方式，就是年齡、修養、能力、財富和地位同步上升。否則，即使財富和地位一夜暴漲，終究會因為修養和能力的不足而跌落雲端。人難免做一些發橫財的美夢，但當現實中遇到了種種誘惑，你不妨想一想蓋蒂家族的故事，以為自警。」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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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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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我們在面對生命當中的很多事物跟挑戰，我們都會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我是否有能力去面對它、處理它。

然而我們通常也會很忽略的是，除了「能力」以外，其實「時間、時機」可能會更為重要。

我讀到一份報告哦，這一份報告它的研究，以一千多次結腸鏡的檢查，作為研究的對象。

它發現喔，這些內視鏡的專家，去檢查出有息肉的機率，會隨著一天的推移而越來越低；每經過一個小時，檢查出息肉的機率，就會降低5%。

其實如果取樣某些早晨跟下午的時刻，他們對比了檢查的結果，就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舉個例子喔，在早上的11點，醫生每次檢查，發現息肉的平均數量，大概是1.1個。但是到了下午2點的低谷期，就算是下午的患者和早上的患者，其實是一模一樣、同一個人，但是他們檢查出息肉，也勉勉強強大概只有1.1的一半。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難道是同一個人，從早上到下午，他的肚子裡面的息肉，會減少一半嗎？

當然不是啊！是早上的時候，醫生的狀況比較好，比較容易檢查的出來。可是對醫生的主觀視角來說，他會覺得我的專業技術，都是一樣的啊！

當你聽到這裡的時候，如果你要安排自己結腸鏡檢查，你會安排在什麼時候？是上午，還是下午呢？

其實不僅是這樣，還有其他的研究告訴我們，有些醫生在下午的時段，甚至於會比較不可能從頭到尾，完成結腸鏡的檢查；可能只是走個過場就結束了。

如果擴大到其它的醫療照護，也有研究告訴我們，和早上相比，醫生在下午時段開抗生素，包含那些不必要開的抗生素，去治療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機率，會高的非常多。

為什麼會有這種草率，甚至於是濫用藥物的狀況呢？你想想看，對一個醫生來說，一個又一個的患者這樣看下來，結果就是醫生他決策的意志力，受到了嚴重的消耗跟破壞。

那比起仔細檢查這些患者的症狀，去判斷情況，是否適合做抗生素治療的細菌感染，還是採用其他的療程、治療手段；其實直接開處方、直接給他吃抗生素，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們直覺上都會覺得，跟醫生這樣子經驗豐富的專家，做治療、做會面的時候，治療的結果，在過去都會覺得那患者是誰、問題是什麼、發生什麼狀況？

但事實上，很多研究結果都告訴我們，你的檢查結果，跟你的治療處癒，其實更有可能跟你在什麼時候看到醫生？是預約醫生是在上午、還是在下午，反而有更大的關聯性。

甚至於，有一個英國的研究調查更告訴我們，在一般工作職場上面的工作者，他的一天裡，生產力最低落的時間，是下午2點55分。而當我們進入到這個時段的時候，會有一種迷失方向的感覺。

其實有一個名詞很有趣喔，叫「早晨道德效應」。這個效應告訴我們，一般人在下午，比較容易做出一些不誠實的事情。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在早上的時候，會比在下午的時候，更能夠抵擋說謊啊、欺騙啊、偷竊啊，或者是參與其它「不道德行為」的機會。

所以，其實無論是在醫療，還是職場人士的這些研究報告，再再的告訴我們，真正的關鍵除了「能力」以外；往往「時機、機間」，是一個我們更需要考量的部分。

談到這裡就讓我想到，在我多年教學的過程當中，我有一門課叫做「高難度對話的策略思考」。

這一門課呢，是讓大家學習，當我們面對真實人生當中的很多事件、轉變，跟衝突的時候；這個時候，除了我們一般認為的，不管是能力的提升、資源跟籌碼的聚集，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部分，叫做「時間」的判斷跟考量。

就好像是下棋一樣，一般新手或者是不會下棋的人，往往是取決於對方做了什麼事，而自己跟著做什麼事。

但是，一個真正會下棋的人，他會知道「佈局」很重要；然而「佈局」在真實生命裡面，就是「時機」的關鍵。

就好像是，如果你是一個領兵作戰的將軍，在戰場上面對敵人，你覺得比較具有關鍵影響力的，是在於大規模作戰裡面，多增加一些兵力；還是在於敵後的情報工作，讓你取得了一個關鍵的訊息？

雖然這些訊息，不會讓你在戰場上面，多任何一個士兵；但是卻可以左右，並且決定你在這一場戰爭當中，是否能夠獲勝的關鍵。

所以，回到今天分享的部分，無論你有沒有進我的教室，無論你有沒有緣分參與我的「策略思考」課程。然而這一門課，其實在我的設計裡面，是一個進階的學習。

也就是你必須先參與過，我的「CIA通達力」課程，或者是參與過我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你才有機會來參與「策略思考」的學習。

會這樣設計，有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就是我希望大家先把基本動作學好。然而這些「策略思考」的情報工作，才會對你產生具體的幫助。

但是分享這一段內容，我衷心的希望就是，當你在面對自己的處境，努力的去聚集能力、聚集所為的「How(如何做)」的層面的時候，你永遠不要忘記，有一個更重要的關鍵因素，叫做「When，何時」。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我在內容裡面提到的「高難度對話的策略思考」，下一期課程是在6月15號開課。

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這一期課程的名額已經快要額滿了。所以如果你是曾經參與過「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或者是「CIA通達力」的課程的朋友，那麼歡迎你，可以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錯過這一次，就要等到2019年底，才有機會再來學習了；很期盼能夠在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