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昨天正式公布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未來將以「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改造園內威權象徵，移除前總統蔣介石銅像，破除園區整體的崇拜軸線，也會將公共空間還給民眾，預計明年將方案細節向社會說明，並提交行政院。
　
對於促轉會終於踏出這一步，願意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議題，我是持正面肯定的。甚至我必須說，現在的步調實在太慢、太沒有效率了。
　
促轉會在 2018 年 5 月正式成立，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清除威權象徵、重建不義行為遺址。因此，促轉會早在 2018 年 11 月就提出「中正紀念堂轉型 5 原則建議」，但卻遲遲沒有展開實際行動，就這樣又過了快 3 年的時間。
　
今年討論促轉會延任時，包含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和許多專家學者們都喊話，呼籲促轉會別再將中正紀念堂轉型議題丟給文化部，更不應該忽略促轉會的核心任務，甚至淪為資料整理的庶務機關。
　
轉型正義的腳步，不該再繼續拖延。
　
事實上，中正紀念堂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威權象徵之一，偌大的園區矗立在北市最精華的地段，長期以來，都是台灣進行轉型正義及都市規劃討論時的核心焦點。
　
一直以來各界確實也有拆除、重建的建議，但最常見的論述，幾乎都是透過「解放空間轉型」、「保留原建築後重構論述」等作法，進而達到「空間解嚴」的目標。
　
這樣的做法在全球的轉型正義歷程中非常常見，像是德國將納粹集中營轉變為人權紀念館、智利將過去的刑求場所或秘密監獄轉化為人權教育場址，這些作為，重點是將威權象徵物移除，將空間還給民眾，並且將歷史清楚呈現。
　
威權遺緒不會因為象徵物移除而消逝，我們也不應該去刻意遺忘那段過往，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重述那個空間的價值和意義，用省思的觀點，重建屬於我們的歷史記憶。
　
轉型正義不是報復，而是一個國家在經過民主轉型後，對於過去威權體制造成的壓迫，確立責任、服膺正義甚至是走向和解共生的過程。
　
很可惜的是，威權統治的主事者中國國民黨，在經歷民主轉型之後，仍無意面對過往的錯誤和壓迫，幾位黨主席候選人為了博取選舉版面，紛紛對這件事表達意見，表示「這是因為不敢面對國民黨對中華民國、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胡搞瞎搞」。
　
趙少康先生甚至表示，應該改成反共公園，這樣的說法讓我啼笑皆非，回頭看看前幾天國民黨主席選舉辯論會中，甚至還有候選人提出「邀請習近平來台灣」、「兩岸和平統一備忘錄」的訴求，現在的國民黨，還敢說自己傳承蔣中正的反共精神嗎？

朱立倫先生還提到「那要不要拆除手機裡的台積電晶片？要不要拆除中山高速公路？要不要終止中鋼冶煉？要不要拆除桃園國際機場？」讓我更是滿頭問號，提出這種完全混淆概念、顛倒是非的說法之前，建議還是多了解轉型正義的意義，否則難免貽笑大方。

我呼籲，促轉會應該要加速相關方案的具體配套規劃，並且盡快促成公眾討論，讓社會能夠正視過往傷痛、凝聚新的共識，同塑一個共好的台灣社會。

一個人是否要為自己70年前所做的選擇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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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某一天，平凡的德國老先生奧斯卡．葛朗寧（Oskar Groening）（見圖）參與了一個集郵年會活動。他在過程中與旁人聊起政治，一名與會者跟他說，「納粹大屠殺」是子虛烏有，因為「那麼多的屍體根本不可能一次燒毀」，連毒氣的作用也一概否認，隨後遞給他一本大屠殺否定者撰寫的宣傳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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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朗寧當下不置一詞，隨後回家詳讀了這本冊子，他很快發現內容全是胡扯一通。作者帝斯．克里斯多弗森（Thies Christophersen）煞有其事地宣稱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全是虛構，而且此說還被「新納粹主義」奉為圭臬。然而，葛朗寧最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當時就在最為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裡頭管帳。他以一個納粹的身分「親眼」看見了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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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後，葛朗寧開始公開自己對集中營時代的種種回憶，向大屠殺否定者正面交鋒，並且接受歐美電視台採訪。當時的他，認為自己只是想將真相說出來，但並不認為自己有必要為此負上刑責，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殺害任何人，只是一個小職員。換言之，他充其量只是一台機器裡的小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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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約翰．德米揚魯克（John Demjanjuk）案在德國開了先例，這位在美國生活的滅絕營守衛，在2009年被移送到德國受審。在過去，像是這類最低階的納粹往往不會面臨任何刑責。實情是，在戰後，除了最高階的納粹高官之外，其它大多數的納粹分子都沒有面臨任何刑責，因為當時德國司法院99%的司法人員都是納粹黨員，遑論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有親友與長輩是納粹。百廢待舉之下，沒有德國人願意耗時去討論咎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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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數十年過去了，納粹黨員一代代死去，納粹之惡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也透過大眾傳播、學校教育等管道，帶給德國人更深刻的反思。許多德國轉型正義提倡者開始意識到，如果再不把那些曾經參與暴行的人揪出來，一切就來不及了。坦白說，德米揚魯克既是活該，但運氣也不佳。因為許多比他更高階、手刃猶太人的納粹多半早已隱形埋名，成為美國社區裡澆花、唱詩歌的慈祥老爺爺、奶奶，順利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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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奧斯卡．葛朗寧之所以成為眼中釘，正是因為他太過高調，經常四處宣揚集中營經歷。許多人讀到這裡，或許會覺得他是情有可原，但別忘了，承認大屠殺的存在，不等同他曾經檢討過自己在時代之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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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高齡93歲的他被送上法院審判，一眾同樣高齡的猶太受害者也親自前往法院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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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帶來了前所未有爭議，無論是堅定的反納粹主義者，恐怕也無法篤定堅持自己原有的信念。例如，一個只是負責在集中營裡管帳的人，真要為大屠殺負上責任嗎？一個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要為70年前自己的行為付出全部的代價嗎？一個主動站出來打擊新納粹主張的人，難道真的罪無可赦嗎？最後可能大家最核心的疑問就是，奧斯卡．葛朗寧到底有沒有認知到納粹的行為是一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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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修．修謝（Matthew Shoychet）執導的紀錄片《奧斯威辛集中營會計 The Accountant Of Auschwitz》（2018）完整梳理了奧斯卡．葛朗寧一案的前因後果，還原了他當年在集中營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深入回顧高潮迭起的德米揚魯克案對後續德國轉型正義提倡者所帶來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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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無疑是針對這項議題最精彩的紀錄片之一，除了史料整理的詳盡程度，它同時提出了相當多具有爭議的問題，並且有效的並陳兩方說法，交由觀眾論斷是非。不論德國目前的做法是否極端，從這過程之中，可以看見德國在轉型正義上一題投入的思辨，可謂相當成熟。事實上，不是只有德國存在如此黑歷史？德國人為何至少願意把這件事放在檯面討論，其它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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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針對納粹分子的追捕仍在進行之中，曾在集中營任職的納粹黨員目前最高齡的已近百歲，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仍然設法想要保住清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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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相關劇情片題材感到興趣的朋友，推薦可以延伸觀賞的是保羅．索倫提諾（Paolo Sorrentino）的《重金搖滾男的奇異旅程 This Must Be The Place》（2011）、瑪格麗特・馮．卓塔的《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Hannah Arendt》（2012）、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的《我記得 Remember》（2015）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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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本片的案外案，片中的納粹之孫萊納．霍斯（Rainer Hoess）被揭露根本是個騙子！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334562714693311

#國民黨政府線民深入校園長老教會

#名單遮蔽名字但會議資料連結在內文

#來看看線民的說詞有多麼類似
#政府只是來諮詢我 #我也是被關切的對象

星期二促轉會舉辦「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發表會。

會議手冊裡面附的「#校園安定系統之佈建運用情形」這幾天引起不少公共討論。

稍早促轉會已將會議手冊全文上傳至該會網路，可以下載了：

👉 https://www.tjc.gov.tw/news/252

這次整個發表會，重點在於完整描繪威權戒嚴時期的 #壓迫體制圖像。裡面有許多調查成果，都相當讓人震驚，包括：

#對長老教會佈建高達1169人實施監控

調查顯示，1977年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後，威權政府隨即成立「八一九專案」。

佈建高達1169人在長老教會實施監控，密度達到每個教會至少佈建一人。

當牧師在台上佈道、教友在台下禱告，身旁就會坐著一位線民！

國家並嘗試控制長老教會的國際組織活動，影響教會內的選舉。

#國民黨如何滲透國家組織

以蔣介石的《總裁批簽》為檔案基礎，報告描繪國民黨如何全面藉由黨組織滲透國家機器。

以黨領政、讓軍隊國家化、干涉包含監察權的憲政機關，也控制民間的產職業團體、鎮壓政治事件、鎮壓後再強化控制。

#佈建綿密網絡控制校園

從手冊中「1. 某一年份的校園佈建工作檢討報告」來看：

那一年國民黨政府在校園中有「一般佈建3450人」、「重點佈建685人」、「支津佈建142人」。

換言之，可能同時超過四千人在監控校園！監控者除了師生，包含校園大大小小的行政人員，甚至舍監、工友、花匠、教師休息室工友。

#線民的說詞或辯解

促轉會依照檔案名冊，訪談了當年曾擔任調查局線民的人。有些人選擇裝瘋賣傻，當促轉會問起當年線民曾監控過的知名人士，例如李文忠、林佳龍、劉一德，他們假裝毫無印象。

有趣的是，有些當年的線民面對訪談時，都採取了類似的說詞或辯解：

#政府來找我是來諮詢我
#聊聊沒關係
#也是被關切對象
#絕對沒有拿錢

促轉會的報告整體顯示，我們對於威權政府壓迫體制的圖像，已經慢慢掌握輪廓。

我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應該邁入下一階段： #檔案公開應用與 #人事清查處置。

#檔案公開應用

目前有越來越多政治檔案被徵集、移轉至檔案管理局，逐步在進行整理與數位化。

但涉及監控的政治檔案，涉及線民的真實身分、被監控者的個人隱私、檔案相關人等名譽。

未來要全面公開，雖然已有《政治檔案條例》作為基礎，但可能還需要很多配套工作。

譬如比較德國🇩🇪的做法，是否只有檔案當事人能閱覽完整的檔案？

學術研究者、政府機關、媒體記者或一般社會大眾，閱覽檔案的規定各自為何？除了被監控者，監控者有沒有 #意見註記附卷澄清 的權利。

通常而言，不論是監控者或被監控者，若曾經或現在擔任越重要的政府公職，檔案的公共價值、歷史意義越重要，個人的隱私權會受到較多的限制，檔案更應該公開應用。

#邁向除垢與人事處置

看各國轉型正義過程的模式，當檔案逐步公開應用、真相逐漸明朗，也應啟動威權時間加害者的人事清查處置。從既有研究來看，大概有幾種模式：

✒排他型（exclusive）：禁止與過去政權有一定關聯之人，擔任政府特定職務；

✒融入型（inclusive）：賦予與過去政權有一定關聯者「第二次機會」，只要主動揭露過去所涉情節即可；

✒和解型（reconciliatory）：當事人主動揭露與過去政權之關係後，再進行相關的比對查證，以驗示其陳述聲明之正確性；

✒混合型（mixed）：組合前述三種類型之不同要素。

真相是邁向和解的基礎，不論後續如何明定制度化做法，現在各機關儘速徵集移轉檔案，補足歷史拼圖，是完整真相的第一步。

可惜目前大量的情治細胞，都還隱身在檔案中。應該盡速公開，才能尋求歷史真相。

邀請大家一同閱讀相關會議手冊與研究報告，我會在立院持續努力監督。

#實質監督
#提出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