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節錄自 王婉諭）——
理想的社區服務，重視的是病人、照顧者與家庭的整體生活。藥物與住院能協助穩定疾病，離開醫院之後，則需要有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到宅深度服務、社區據點型服務、居住服務、家屬支持服務、同儕支持服務、危機支持服務、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等服務等來承接。這些服務在國內外，其實都有具成效的經驗，但是，仍極度缺乏中央政府在政策與經費上的支持。
　
目前所謂的中央所提出的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事實上也只是一再地將壓力下放給第一線的社工人員，導致資源及人力上嚴重的分配不均，也凸顯了政府長年以來不夠重視心理衛生政策的問題。
　
去年，在我們所舉辦的​《精神衛生法》的修法公聽會中，第一線醫療人員表達實務上所面臨的困境，是面對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家屬的束手無策、以及民眾對社會安全的關注，精神醫療從業人員夾在其中，往往進退兩難。
　
甚至在協助強制住院治療的業務時，因涉及病人人身自由的拘束，後續陷入訴訟糾紛的處境。因此，無論是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或其他替代處遇的審酌與決定，我們認為都應由司法單位為第三方裁定，衡平「病人自主」、「醫療需求」、與「社會安全」的重大爭議。
　
還記得 蔡英文 Tsai Ing-wen 總統先前在就職演說提及：「精神疾病、藥癮與家庭暴力等問題，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事，更是政府的事。當家庭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時，政府就有責任介入協助」。
　
然而現實是，目前積極介入的狀況恐怕仍遠遠不足，亦或是方向錯誤，長年缺乏完善的心理衛生機制，導致危機因應與處理機制仍然相當不足，精神疾病病人與家庭照顧者，需要的社區支持服務，更是付之闕如。

遺憾了然後呢？遲不修法的《精神衛生法》，什麼時候才能補破洞？　
　
這幾天屏東發生了一件震驚社會的矚目案件，一名具有傷害前科的男子在超商攻擊店員，造成了年僅 30 歲的店員受到嚴重傷害，根據報導指出，該名男子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經啟動強制就醫程序。
　
此時此刻，我最關心的是被害人以及家屬們，是否得到足夠的支持與協助，度過這一段難熬的時間？
　
被害人雙眼受創，往後恐怕仍要面對諸多困境，而且，頓時失去了工作與經濟收入，接踵而來的，是手術及照顧的龐大費用，然而犯罪被害人補償金的審議平均長達半年之久，這段期間他們的經濟支持是否足夠？
　
除了身心的重創，接下來被害人即將面對的是漫漫的司法過程，這些他們所面臨的不幸困境，我們的國家除了事發當下的慰問及遺憾之外，後續必須要提供更多的保護與支持。
　
類似的案件在這幾年間不斷上演，然而，每當發生精神危機事件時，除了遺憾、憤怒，社會大眾更想知道的，是我們的政府和社會還能做些什麼，來避免這樣的悲劇一再重演？
　
此次屏東傷人案的行為人其實已有長期就醫的記錄，但是卻反覆地往返於「病房」與「家門」之間，在社區中沒有足夠的支持機構與網絡，能夠成為病人在社區中生活的支點。
　
這也再次凸顯了我們一再強調在社會安全網中的嚴重問題，除了醫院與返家之外，中間的轉銜機制、甚至是離院前的評估，都相當缺乏。
　
理想的社區服務，重視的是病人、照顧者與家庭的整體生活。藥物與住院能協助穩定疾病，離開醫院之後，則需要有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到宅深度服務、社區據點型服務、居住服務、家屬支持服務、同儕支持服務、危機支持服務、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等服務等來承接。這些服務在國內外，其實都有具成效的經驗，但是，仍極度缺乏中央政府在政策與經費上的支持。
　
目前所謂的中央所提出的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事實上也只是一再地將壓力下放給第一線的社工人員，導致資源及人力上嚴重的分配不均，也凸顯了政府長年以來不夠重視心理衛生政策的問題。
　
去年，在我們所舉辦的​《精神衛生法》的修法公聽會中，第一線醫療人員表達實務上所面臨的困境，是面對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家屬的束手無策、以及民眾對社會安全的關注，精神醫療從業人員夾在其中，往往進退兩難。
　
甚至在協助強制住院治療的業務時，因涉及病人人身自由的拘束，後續陷入訴訟糾紛的處境。因此，無論是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或其他替代處遇的審酌與決定，我們認為都應由司法單位為第三方裁定，衡平「病人自主」、「醫療需求」、與「社會安全」的重大爭議。
　
還記得 蔡英文 Tsai Ing-wen 總統先前在就職演說提及：「精神疾病、藥癮與家庭暴力等問題，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事，更是政府的事。當家庭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時，政府就有責任介入協助」。
　
然而現實是，目前積極介入的狀況恐怕仍遠遠不足，亦或是方向錯誤，長年缺乏完善的心理衛生機制，導致危機因應與處理機制仍然相當不足，精神疾病病人與家庭照顧者，需要的社區支持服務，更是付之闕如。
　
進入立法院後，針對精神衛生相關的議題，我們質詢了無數次，也積極地提出政策方向、召開多場公聽會及記者會，更在全國各地以及校園內進行倡議以及對話。終於在去年底，我們整合了各界的意見提出《精神衛生法》全案修法版本。
　
但，讓人不解的是，已經多年未修的《精神衛生法》，早已不那麼符合現今的社會情勢，行政院卻遲遲不肯提出相對應的版本，更別說在委員會有任何排審、修法的跡象。
　
修法只是補起社會安全網的其中一個環節，但如果連這個環節都不肯做，要如何讓民眾相信政府的決心？
　
取而代之，卻是在每當類似的事件發生時，只能看到行政官員出面表達遺憾、抱歉、會努力。
　
一次次的事件，往往是社會中出現了許多漏洞之後造成的結果，我希望我們的政府除了遺憾之外，能給予社會大眾更實質的具體改進措施，才有可能避免下一個悲劇發生。

顧防疫守護大家安全，政府也努力捍衛全民的人權。

根據 #自由之家 最新的報告，台灣的自由度亞洲第二，並肯定我們「不濫用手段的情況下，以驚人效率遏制武漢肺炎與強權威脅」，這是對台灣民主防疫最大的讚譽。

另外，行政院對於現行法律關於精障犯罪者的強制監護最長五年的規定提出修法，取消此一期間的限制，未來若經評估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疑慮，檢察官可向法官聲請延長。既保障社會的安全，也保護被告的健康。

精障病患除需適當的治療外，作為這次修法的配套措施，我們納入更多元、分級的處遇。而且在處分執行完畢後，也能銜接提供患者所需要的治療、照護服務、甚至是就業就學輔導等，讓社會安全網健全一點、社會才會安全一點。

#有政府 #請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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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2 月 31 日下午司法院大法官即將針對「性侵犯強制治療」宣示解釋是否違憲，無論釋憲結果如何，我希望相關部會都已做好相應的準備。而因為本次釋憲的結果也和未來保安處分修法的方向有關，我也想在此就現行監護處分的執行，討論一下實務上會遇到的困難。

保安處放的制度需要通盤檢討
一般來說，精神病患者不論有無犯罪，理論上都要接受治療，但病患要接受治療到什麼程度，那治療病患究竟是誰的責任？聽到病人多數人都會覺得是醫生，但如果他有犯罪的狀況，主管機關應該是法務部、或者是法院。
過去曾發生過的案例，包括患者在強制就醫過程中攻擊警察、或在火車上和列車長爭執，結果警察被刺傷過世，對社會大眾來說這都會覺得很不公平、很不捨。除了牢獄的處分外，患者應該也要接受保安的處分，但現行保安處分的執行上也遇到一些困難。
像高雄凱旋醫院是台灣第一個有司法精神病床的醫院，收治很多病患，但曾發生醫事人員遭受恐嚇，甚至轉院的病患寫信威脅醫生、或是在院內發生衝突的，也有的評估報告建議病患不能繼續留在這裡，但最後無法變更執行處所，只能繼續留在那裡治療。

責任都在醫事人員身上
這等於我們把入監服刑的壓力，包含醫療的責任，全部放在醫事人員這方身上，部分犯罪者，也因為無法負擔醫療費用，變成醫院自己想辦法負擔。
我在這會期也提出了《保安處分執行法》的修正草案，希望未來的條文能包含幾個重點 :
1) 提供執行彈性：檢察機關成立評估小組，經評估、鑑定後由檢察官按受處分人情形，指定其中一款或數款執行方式。比如這間醫院真的不適合患者了，是否有個評估的機制，能讓患者轉換。
2) 評估續執行否：由評估小組每年鑑定、評估繼續執行或變更受處分人監護處分執行方式之必要。
3) 復歸社區銜接：檢察機關應於監護處分執行結束前 2 個月，召集受處分人戶籍所在地網絡單位，召開社區處遇銜接會議。
4) 補足戒護人力：由法務部於監護處分執行機構派駐戒護人力；另由檢察機關監視受處分者之社區行動。這某種程度來說，已進入民防或社區鄰里之間的守望相助了，當然最重要的是把戒護的人力補足。
5) 執行所需費用：執行監護處分所需費用，由法務部編列預算支應。支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定之。以及包括健保還有住院所需的相關費用，希望可以透過立法，讓行政部門一起來補全這個部分。
希望未來類似狀況的新聞可以越來越少，減緩社會大眾的焦慮，補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3Q！

2020-12-22，總質詢，行政院 蘇貞昌院長，法務部 蔡清祥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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