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甄嬛傳》中的烏拉那拉氏皇后不同，皇后在雍正心中的份量很重，還引薦弘曆與其生母鈕祜祿氏謁見康熙☺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 二

歷史春秋網

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張居正之事，坊間多有著述，故不詳敘)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而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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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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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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