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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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京關捷

封建皇帝，大多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很少談得上愛情的。但研究清史，會發現從太祖到溥儀，十二個皇帝幾乎每一位都有熱烈的愛情故事。清朝是個多情的王朝，或許這也是納蘭詞與《紅樓夢》產生的背景。恰逢今天是2月14情人節，我們來看看清朝的愛情故事。請看——
　　
努爾哈赤最愛阿巴亥。
　　
孝烈武皇后(1590年—1626年)，烏喇那拉氏，名阿巴亥，烏拉部滿泰貝勒女，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清太宗皇太極繼母。孝慈高皇后去世後被立為大妃，為努爾哈赤生下三子，即第十二子阿濟格、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

皇太極最愛海蘭珠。
　　
海蘭珠(1609年11月11日-1641年)，博爾濟吉特氏，清太宗皇太極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孝莊文皇后的姐姐。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撒爾19世孫女。天聰八年(1634年)，時年二十六歲海蘭珠入宮。而早在天命十年(1625年)，她年僅十三歲的妹妹布木布泰(即孝莊文皇后)就已嫁給了皇太極。海蘭珠在此之前是否婚配，前夫何人，無考。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冊封五大福晉時，封為關雎宮宸妃，為四妃之首，僅次於姑母哲哲。皇太極將海蘭珠居住的東宮賜名為「關雎宮」。「關雎」一詞取之於《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篇》，詩序注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中以水鳥和鳴比喻配偶，表現男女之間的真摯愛情。和其他四宮的宮名相比，關雎宮這個名字含義更深。海蘭珠的封號和她所居宮室的名稱，充分表達了皇太極對海蘭珠的由衷讚頌。宸妃深受皇太極寵愛，兩人感情極深。崇德二年七月初八日(1637年8月27日)，宸妃生下皇太極第八子。皇太極為此大赦，這是立太子時才會有的舉措。他們母子最受皇太極寵愛。但此子未命名，就於崇德三年正月廿八日(1638年3月13日)逝世，不滿週歲。崇德六年，宸妃逝世，年三十三。謚號敏惠恭和元妃。
　　
順治最愛董鄂氏。
　　
孝獻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世稱董鄂妃，真實名不詳。滿洲正白旗人，內大臣鄂碩之女，費揚古大將軍之姊，順治帝貞妃族姐。順治十三年(1656年)，董鄂氏入宮，深受順治帝寵愛。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封為賢妃。僅一月有餘，順治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為理由，晉封她為皇貴妃。陞遷速度之快，中國歷史少見。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董鄂氏在承乾宮病逝，年僅22歲。董鄂氏是順治帝一生最鍾愛的女子，死後追封為皇后，合葬清孝陵。謚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
　　
康熙最愛赫舍裡氏。
　　
孝誠仁皇后(1654年02月03日-1674年06月06日)赫舍裡氏，康熙帝原配妻子，滿洲正黃旗人，輔政大臣索尼孫女，領待衛內大臣噶布喇之女，索額圖侄女，妹平妃。入宮後賢良淑德，統領六宮，輔助康熙皇帝治內，受孝莊太皇太后喜愛。康熙八年生嫡子承祜，康熙十一年二月承祜夭折，四歲未序齒。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誕育胤礽時因難產崩逝，得年僅有二十一歲。由於她與康熙帝感情深厚，康熙帝非常思念她，加上太皇太后的恩准，立皇二子胤礽為皇太子(滿洲祖宗家法生前不立太子)。康熙在她去世後賜謚號仁孝皇后。後因原謚號與聖祖謚號出現重字，於雍正元年改謚，及後乾隆、嘉慶年間累加謚，曰孝誠恭肅正惠安和淑懿恪敏儷天襄聖仁皇后。
　　
雍正最愛年氏。
　　
年貴妃，即敦肅皇貴妃(1690年-1725年)年氏[1]，雍正帝妃，湖廣巡撫、後加太傅、一等公年遐齡之女，妃長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妃次兄：原授一等公、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侍世宗藩邸為側福晉，康熙五十四年，生皇四女。五十九年，生皇子福宜。六十年，生皇子贈懷親王福慧。雍正元年五月，生皇子福沛。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貴妃。雍正三年十一月，年氏病重，晉封為皇貴妃。十一月二十三日薨，謚號為敦肅皇貴妃。
　　
乾隆最愛富察氏。
　　
孝賢皇后富察氏(1712年3月28日-1748年3月11日)乾隆帝第一任皇后，鑲黃旗人，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女，郡王傅恆姊。

史載：皇后恭儉，平居冠通草絨花，不御珠玉。乾隆對其「每加敬服，鍾愛異常」。乾隆十三年，隨帝東巡，行舟於德州崩，乾隆深為哀慟，作《述悲賦》悼之。
　　
嘉慶最愛喜塔拉氏。
　　
孝淑睿皇后(1760年10月02日—1797年3月5日)，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總管內務府大臣、副都統、承恩公和爾敬額之女，嘉慶帝的第一任皇后。乾隆三十九年，賜冊為皇子永琰嫡福晉，年十五歲。乾隆四十五年，生永琰第二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生永琰第二子綿寧(即道光帝)。乾隆四十九年，生永琰第四女(即莊靜固倫公主)。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永琰。永琰改名顒琰，是為嘉慶帝。嘉慶元年正月，冊立喜塔臘氏為皇后。二月甲辰，其父和爾經額追封三等承恩公。嘉慶二年二月初七，病逝，得年三十六歲。嘉慶二年五月，謚孝淑皇后。嘉慶八年十月，入葬清西陵之昌陵地宮。道光、咸豐累加謚「孝淑端和仁莊慈懿敦裕昭肅光天祐聖睿皇后」。
　　
道光最愛鈕祜祿氏
　　
孝全成皇后(1808年3月24日-1840年2月13日)，鈕祜祿氏，名不詳，曾祖父為乾隆朝駐藏將軍成德，祖父為穆克登布，父親為清朝蘇州駐防將軍、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爵、贈一等承恩侯、晉贈三等承恩公頤齡，滿洲鑲黃旗人。她是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寧的第三位嫡妻、即位後所立的第二位皇后(1834年起在位)，清文宗咸豐帝的生母。
　　
鈕祜祿氏不管生前死後都極受道光帝的寵愛及重視，從全貴人開始(實際冊封時未冊為全貴人而直接進位全嬪)、3個月後升全妃、一年後以17歲稚齡超越所有老資格嬪妃成為僅次於孝慎成皇后的全貴妃、而後皇貴妃，直至母儀天下的皇后。她於盛年暴崩，死因不明，至今眾說紛紜，成為清宮疑案之一。她生前完全不用憑藉子嗣的晉封速度堪稱清宮罕見，當皇后後鐵腕治後宮也說明了道光帝對其非比尋常的愛重支持，她死後其子奕詝(後來的咸豐帝)能順利擊敗其他皇子最終繼承大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道光對她愛屋及烏。也因為孝全成皇后與道光帝感情極深，自她去世後道光便未曾再立皇后。
　　
咸豐最愛慈禧。
　　
孝欽顯皇后(1835年—1908年)，葉赫那拉·杏貞，清朝皇太后，咸豐帝妃嬪，同治帝生母。她以聖母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或臨朝稱制，為自1861年至1908年間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中國帝制時期少數長期當政的女性。
　　
同治最愛阿魯特氏。
　　
孝哲毅皇后(1854年7月25日-1875年3月27日)，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修撰、翰林院侍講、封三等承恩公、累部官戶尚書崇綺之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冊為皇后。孝哲幼承父教。亦工書，能左手作大字。光緒元年乙亥二月二十(1875年3月27日)寅刻崩，時距穆宗崩才七十餘日，五月上謚曰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憲天彰聖毅皇后。九月，暫安梓宮於隆福寺。五年三月二十六(1879年4月17日)，合葬惠陵，升祔太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宣統帝入嗣穆宗，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加上尊謚恭端，全謚：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恭端憲天彰聖毅皇后。
　　
光緒最愛珍妃
　　
恪順皇貴妃(1876年—1900年)，即珍妃，他他拉氏，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鑲紅旗人，光緒帝妃嬪，也是最為受寵的妃子。
　　
光緒十五年(1889年)與姐姐(瑾妃)被入選宮中，封為珍嬪，後因慈禧太后六旬萬壽加恩得晉珍妃，光緒二十年因忤太后，降為珍貴人；次年復升為珍妃。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慈禧太后出逃不想帶著珍妃而被投井殺害，享年二十四歲，被慈禧太后表面上追封為恪順皇貴妃，草草下葬在別處，後來她姐姐瑾妃做了太妃，統領後宮，才把她葬回她原本就該葬的地方——崇陵妃園寢。她容貌出眾，性格中有那麼些傲氣，即使是在自己被慈禧推下的那一刻。這一切，不過是封建王朝那悲情故夢罷了，她死後文面上殊榮再大，這女子終究是將魂送給了已經冰冷的紫禁城。
　　
溥儀最愛譚玉齡
　　
譚玉齡(1920年—1942年8月14日)，溥儀的祥貴人，貴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後，改姓譚。
　　
1937年，溥儀對婉容不滿並打入冷宮，為了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擺設和玩物，由親屬介紹當時正在北京中學讀書的譚玉齡來到長春與溥儀結婚，住在緝熙樓樓下西側。溥儀封她為祥貴人，當時溥儀32歲，譚玉齡17歲。譚玉齡入宮後與溥儀的關係很好，深受寵愛，溥儀經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譚玉齡聰明能幹，溫順賢惠，待人接物十分穩妥。但與溥儀過了5年如漆似膠的日子後，22歲的譚玉齡卻一命嗚呼。關於譚玉齡的死，至今還是個謎。
　　

這其中努爾哈赤與阿巴亥、皇太極與海蘭珠、順治與董鄂氏、光緒與珍妃的愛情故事一唱三歎，常常是文學藝術家關注的重點。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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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國絕色美人，入獄6年，出獄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71年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一批女囚從大門走出，她們神情麻木，臉色憔悴，身上的衣服懶懶地搭著，可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卻很不一樣，她的衣服樸素卻很乾淨，雙眼明亮，腳步不急不緩，優雅的姿態仿佛剛剛赴宴歸來！

她一生的所言所行，至今想來都讓人震撼不已！

她，就是鄭念！

她家世顯赫從小就被嬌生慣養，而她命運多舛，中年喪夫，晚年喪女，更經歷了長達6年的監獄生活，可她非但沒有被成功「改造」，更沒有改掉一身的「小資毛病」，出獄後，這個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15年她出生在北京，原名姚念媛
祖父姚晉圻，是清末民初大儒，逝世後，總統黎元洪以其「學術精通，道德純備」明令國史館爲之立傳，父親姚秋武官至將軍！

她有著優渥的家境，生活富足，國內外都有存款，平日裏傭人伺候，她曾寫道：「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因著那懨懨的暑氣，包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裏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沿牆一排書架，滿滿是中外經典名著」！

她有著出衆的外貌，在天津南開讀中學時，她曾四次登上過《北洋畫報》封面，而當年名聲大噪的趙一荻（趙四小姐）也才只登上過一次《北洋畫報》她的身邊，宦子弟追求無數，成爲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

她還受過最好的教育，曾在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就讀，後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並取得碩士學位。

在倫敦留學期間，她和中國學生鄭康琪互生情愫，結婚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於是她陪著丈夫到雪梨長居，此間誕下一女梅平，最心愛的人相伴左右，生活富足而安逸，這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時光！

她本可以繼續這樣幸福下去，卻偏偏和丈夫異口同聲選擇了回國，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她和丈夫毅然回到當時的上海，夫妻倆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新的中國做貢獻，可是她怎麽都沒想到，正是這個愛國決定，會讓自己及家人受盡非人的折磨！

42歲，丈夫因病去世，中年喪夫，她非但沒有消沈，反而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幼小的女兒，爲了紀念丈夫，她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爲鄭念；即思念之意。

精通英語的她，被聘爲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顧問，她每天周旋于公司、政府之間，努力工作，以維持生活的原有品質，她住的仍是花園洋房，傭人數名，家裏陳設明清古董。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生活水准的不過十來戶，一位英國朋友曾稱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自己也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准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爲了營造一個溫馨舒適的家，鄭念費盡苦心，即使只身一人，也勇於承擔家庭的重擔！

失去心愛的丈夫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亂世的洪流，將她卷入萬丈深淵！

文革初期，紅衛兵時時上門審訊，她預感風暴將近，情況眼看著一直艱難下去，她首先想到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傭人們，爲了替我的傭人著想，在紅衛兵對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了他們，她斷然拒絕了傭人們與她共患難的要求，毅然決定獨自承受命運的暴風雨。

心中有仁，眼裏有愛，不因富貴而喪失同情心！

不久後，這場她預料中的風暴果然來了，家世顯赫，留學背景，還供職外商公司，無論從哪方面，她都注定無法在這場浩劫中幸免！

一個早晨，她正坐在家中，三四十個陌生人破門而入，亂砸一通，面對這些來勢洶洶的陌生人，她鎮定自若，甚至還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爲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等數十件珍品，善良的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迹」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卻悠然地吩咐廚師爲她准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牛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的喝著咖啡，甚至還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麽。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空了，女兒驚慌失措，她卻鎮靜地說：「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爲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爲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産並不是最重要的」。
面對飛來橫禍，卻從容不迫，名利財富，視作過眼煙雲！

後來，女兒被關進牛棚，鄭念則被指控爲英國間諜，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開始了長達6年半的牢獄生涯！

在那個理性與法制，全數崩潰瓦解的時代，一切都變得荒謬，毫無道理可言，爲求自保，身邊最親的人都可以誣陷，所有人都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她，一直在做自己！

她的牢房爬滿蜘蛛網，牆壁因年久失修而泛黃佈滿裂縫，床是粗陋的窄木板，她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接觸過也沒想像過，世上竟會有這麽一個簡陋又肮髒的地方！

生活環境發生這麽大的轉變，人的情緒是很容易崩潰的，她卻在有限的條件內，盡可能地保持著體面乾淨，她聰明地用毛主席語錄中「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可恥。」向難纏的看守借來掃把和清水，將整個牢房來了個「大掃除」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上，防止睡覺時灰塵掉落，用針線將兩塊毛巾縫起來，給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甚至裁了一塊手帕做成遮眼罩助眠！

哪怕風雨摧殘，也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不因絕境而自暴自棄！

無論面對多少次審訊，她都始終堅持自己是無罪的，高壓之下，連她的親弟弟，也因無法承受精神折磨，交出所謂「證據」，而「背叛」了她，可她仍舊毫不動搖，在交代材料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而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她也有過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她就主動挑釁看守員，結果無疑都是一陣拳打腳踢，可她卻覺得很高興，看守都罵她是「瘋婆子」，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念，因爲「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在理性和邏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世界裏，她要如何爲自己爭辯呢？
細細思索過後，她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開始刻苦學習《毛選》一邊鍛煉活躍腦力，一邊從中獲取辯論的依據，結果，她對於毛選的熟悉程度，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沈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難以支撐站立之時，她擔心自己因爲神志不清，而讓造反派有機可乘，甚至還自己編了一個運動操，精神與肉體，一個都不能垮。

每個人都害怕，一場突如其來的永夜，只有少數人會爲這場漫長的寒夜，儲備足夠的精神食糧，直到獲得救贖，而她就是那極少數的人之一！

因她始終不肯「認罪」，她的身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特製的手銬深深嵌入他的肉中，將她手勒得血肉模糊，有位送飯的女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卻是，怎麽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因手被反铐，她無法正常飲食，每一次如廁都異常困難！拉褲子側面拉鏈時，手腕都會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她本可隨意些，直接不拉拉鏈，可她甯願使傷口加深，也不肯失去體面，她說：我覺得這樣，太落魄太失體面了，對我的抗爭精神不利！

她不僅堅持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爲劉少奇辯護，她說：「在我看來，文革僅僅是一場爲自己澄清名譽的鬥爭，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像花崗岩一樣堅強！」

她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用近乎決絕的毅力相信，終會有人會看到真相，還她清白！

因爲衣服爛到不能再爛，她便托看守給她拿衣服，看守拿了一件她女兒的棉襖給她，一看到那棉襖，她就一時懵了，這是文革那年她爲女兒做的，然而現在她已入獄6年，爲何女兒的衣服還是新的，是不是這孩子已經出事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忙問管理人員，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實話，她在對女兒無盡的思念和猜測中，忍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在心裏，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發誓一定要活著出去，爲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漫長的六年半，在無人交流的孤寂中，在對女兒的極度思念中，在病痛的數次侵襲中，逐漸接近尾聲！

1973年，鄭念提前釋放出獄，可她竟然拒絕釋放，強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在報紙上公開賠禮道歉！

最終她平反出獄了沒有「揭發」任何人，更沒有承認任何莫須有的罪名。
在真個血腥濃重的文革中，她的手上沒有任何血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與良心！

出獄後的鄭念，已經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可依然被衆人監視，她不信她女兒是自殺，秘密調查她的的死因，經過重重困難，她最終查到了真相，原來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然後扔下樓，讓人以爲是自殺的。後來她爲女兒洗冤，親手將凶手送進了監獄，15年後，凶手刑滿釋放，依舊兒孫滿堂，而她卻淒清孤寂，無人相伴！

女兒去世的噩夢，不斷折磨著她的精神，她再也無法忍受，決定離開，決定再也不再重返傷透她心的故國。

出國前，她向國家，捐贈了家中僅剩的文物，不帶走一絲一毫，文明在野蠻的暴力下流失，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

65歲高齡的鄭念，踏上客輪，漂洋過海，只身前往美國，在甲板上，一向堅強她，忍不住淚流滿面，離開生養她的故土，她說；「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如她所說：「罪不在她」！

到達美國後，她以極強的適應能力
克服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每天清晨起床，都以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一天，一個人購物、做菜、駕車、看病！

她年紀大了，身體常伴隨病痛，可依然鬥志昂揚，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驕傲地活給自己的命運看！

每個寂靜的夜裏，那些關於丈夫和女兒的回憶，都刺得她生疼，在如此巨大而漫長的煎熬裏，72歲高齡的她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那年，是1987年！

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也成了八十年代
中國「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一經推出，就風靡歐美，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轟動整個西方世界，有人說：這本書教育了西方讀者整整三代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她致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80歲時，她還精神抖擻地穿梭於各大高校做演講，和學生們一起談論東西方歷史，鼓勵海外遊子努力學習，雖然離開祖國，但她卻從未忘記祖國，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讓他們能夠在海外學習減輕一些負擔！

一生浮沉，經歷過多少絕望，可看她老年的照片，看不到絲毫歲月孤苦的痕迹，無論身處何種命運的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人生的美，去創造生活的美！

她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Let the past rest，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著那個希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
我在監獄裏，雖然那麽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著你的目標奮鬥！

鄭念很美，這份美，來自血與骨中，那洗不去的堅韌與芳華，她總是溫柔地笑著，笑著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化爲了生活的調味品，美麗奪目，透過歲月的煙塵，清晰地浮現，惹得人人驚歎！

2009年的一天，她在浴缸裏摔倒起不來，被送入醫院後，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她面色平靜，淡淡地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2009年11月2日，中國真正的名媛鄭念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她的骨灰，和丈夫、女兒合葬於太平洋，一家三口，至此終於團聚了！

大多數人以爲的名媛，是名牌堆身，錦衣玉食，可她卻讓我們懂得了，真正的名媛，是在於竭力維護自己的風範，在汙穢的塵世，保持儀態的高雅，靈魂的高潔，以最柔軟又最固執的姿態，守著最強硬的底線不放棄，即使面對淫威，淪爲階下囚，衣衫襤褸，依然有她的傲氣與尊嚴，即使近百歲的年紀，依然優雅美麗，清醒獨立！

這才是當之無愧，堂堂正正的真名媛，讓我們一起致這位不凡的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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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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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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