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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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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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