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個麻煩的概念，哲學上我們可以嘗試先分開內在自由以及外在自由。

前者不受外在因素影響，即社會、法律等強制奴役。也就是「人有沒有自由意志」，若有的話，理應可以靠個人的力量去實踐（例如康德的自律、基督教的戒條）。後者依賴外在世界賦予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雖然《世界人權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但行使自由權時依然會受到約束，在某些情況更可能被剝奪自由權。

電影《V for Vendetta》（中譯：V煞 / V怪客）中，女主角Evey 被囚禁、失去外在自由，但思想是無形且無法被囚禁或殺死的，ideas are bulletproof。

「自由意志」的概念更為複雜，探討的是人能否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假設今天我在橙汁與可樂中選擇了前者，這個決定是否真的是我能夠控制，會否受到其他意識不到的因素影響呢？可能是前一晚在電視看過橙汁廣告，也可能是從小到大媽媽教育要吃健康食品。

對此哲學家們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沙特（Sartre）指人類是絕對自由的，這種自由更是一種必然的苦難：因為「人沒有創造出自我，但卻是自由的」，所以「一旦被拋到世上，他要為他所做的一切負責」。而作為宿命論者及決定論者的叔本華（Schopenhauer）則說，「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這個哲學家們爭辯上千年的問題，在近年科學家也參上一腳，並從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的角度指出所謂「自由意志」純屬幻覺。事實上，愛因斯坦（Einstein）也受到叔本華的影響，早就表示不相信人類是自由的，因為「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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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施正鋒》努力40年 台灣民主倒退嚕 20:542020/12/10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在1979年以美麗島雜誌社為主的黨外人士選擇這一天在高雄舉辦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結束黨禁、實施民主，主事者遭軍法審判入獄，海內外反國民黨運動風起雲湧。民進黨在7年後成立，基本上是以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為主體，才有日後的民進黨。

在戒嚴時代，由於報禁、黨禁，渴望自由的靈魂沒有出路，唯一的精神寄託是不時必須面對查禁的書刊。筆者1977年到台北唸書，沒多久就有中壢事件爆發，從此民主潮流已經擋不住，美麗島事件只是終結威權體制的開始。儘管有為者亦若是，我唯一能做的是偷偷替黨外雜誌寫文章。直到1984年出國唸書，終於掙脫思想禁錮。鄭南榕在1989年為捍衛100%的言論自由引火自焚，令我羞愧不已。

康德說，動筆的自由是人權保障獨一無二的鈀，意思是說，如果沒有言論自由這枝筆當催化劑，就沒有辦法爭取其他的權利。《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揭櫫「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中言論自由包含媒體自由，可惜沒有進一步以人權法案具體規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禁止國會制訂任何法律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

中天到底犯了什麼天條，讓民進黨政府費盡心思斷其在第四台的生路？就光譜上而言，中天頂多只能算是比較傾向藍營、對中國的立場相對友善；如果說是推動統一，只要不鼓勵叛國或暴力，基本上還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說是「紅媒」則太沉重。至於「為匪宣傳」的大帽子，那是白色恐怖時期羅織的手段，過於含混籠統，畢竟我們還有《國家安全法》、《刑法》及《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範。

真正懷璧其罪的，應該是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重挫，怪罪中天推波助瀾，竟然能讓邊陲化已久的韓國瑜脫穎而出。誠然，早先容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言論遊走幾近於叛國的紅線，當下，即使嬉笑怒罵，還是有一定的分寸，何不讓觀眾自己有選擇的自由，難道要重回訓政時期？因此，零碎化的所謂「行政審查監督」，已經逾越起碼的監理，甚至於是幾近於監控，反映的是統治者極端缺乏自信。

媒體有經營者、管理者及工作者，端賴本身的自我定位，三者自有取得平衡的方式，不容政府置喙。我們厭惡黨國體制對於媒體的箝制，至於要走商業至上，還是扈從當道，海畔有逐臭之夫，如果不能包容異議，以法治之名行控制之實，蘿蔔豢養、棍棒打壓，表面上看來多彩多姿的頻道行禮如儀，百姓只能看到經過高度篩選的呈現，侈談民主，有違民主化的初衷。

所謂「過於自由」，聽來觸目驚心；努力40年，難道要重回禁錮？全面執政，換來的是民選皇帝，行政專斷、立法唯諾、司法應聲。如果人民不能相互傾訴、彼此說服，就只能拚個你死我活；難道台灣要淪為北愛爾蘭、賽浦路斯、斯里蘭卡，那種撕裂、流血、內戰的命運？

終究，言論自由是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必要條件，要是台灣內部無法跨越鴻溝，又如何跟中國和解？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1210005666-262105?chdtv

從阿奎那到康德，從休謨到邊沁，都曾經在這場道德難題的論辯中參一角，哲學家們甚至想出了更多離奇古怪的情境，試圖點出我們道德直覺中的矛盾。想知道到底有多離奇、多矛盾，我推薦你打開這本書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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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昨晚我講了辛比那件事，本來我不預準講的，但是臨時講了幾句。我在此再作補充。首先，他把兩件案來做類比，根本不能作類比。為何呢？ 如果要作類比，就要那日在急症室，有一警察在場，拿住槍，而有人和警察搶槍的時候，那個警察會不會開槍打他？而類比警察開槍打拿著刀的衝向女朋友的那個男人。這其實是一個警員的即場反應，認為他是否對他人的生命造成危險，而現場應該用甚麼合適的武力來對付。所以兩件事的性質完全不同。

第二，那件事是那個鎖了手銬，去了醫院放開了他，於是他便撲去搶警察的槍，那枝槍都沒有離開槍袋，二人在搶奪之中開了共槍。整件事就是這樣。要問的第一點，是起訴有沒有輕了？這點是可以評論的。我沒有話過這件事不可以評論。但是要留意，這只是暫時入甚麼case的file而已。在這麼短時間，律政司根本未examine，這不是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是沒有可能這麼快作出意見，決定用甚麼作檢控。你可以講警察用一條較輕的罪來檢控。如果你要懷疑那警察用較輕的罪來檢控，並去想當中的原因。任何一個有sense的人都會想到因為那是一個精神病人，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你有精神病紀錄，是告甚麼都告不入，所以警察覺得是浪費心機，告謀殺都告不入。一個有精神病紀錄的人，只會判他入精神病院。這已不需要等法官去判，而一定是這樣判。何況這樣的case有何行兇動機，他很明顯是精神錯亂有問題，是無厘頭做出來的舉動。所以第二個合理懷疑，只可以質疑這麼隨便找條罪去告，只是捉他去法庭，然後再判他入精神病院，這樣處理是否適當。一個正常的人，如果不是心中充滿這些法西斯思想，是不會懷疑警察和律政司，因為新移民而不告他襲警，用一條最輕的罪名來告他。白痴或者全心煽動仇恨的人才會這樣想的。你相信會有人這樣想嗎？

而關於講綜援那件事，現在拿綜援的是有五千人，結尾是六千人左右，加上家屬可能有萬多人。這是包括了六年的人。一年五萬人，三十萬人中有萬多人。這比香港人申請綜援，這樣還要作攻擊目標。因為你帶著康德所講的眼鏡，戴上紅色眼鏡去看世界，整個世界都紅色。

有些人跟我講法西斯的定義？那要講的是法西斯政權，還是法西斯思想。全世界都沒有了法西斯政權。法西斯政權才有權去拉人，做二次大戰前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所做的事，作戰爭侵略。但世界上有沒有法西斯思想和法西斯團體，新納粹黨、3k黨是否法西斯團體？ 法西斯思想的核心是甚麼？就是話自己族群受到歧視，而對方是壞人，所以有權去歧視他們，漠視普世價值，即人權、法治這些東西。這就是典型的法西斯思想。像光頭黨、3k黨那些就是如此。他們不排除用暴力，然後神化領袖，這些就法西斯的基本特徵。這是現代文明的公敵，是恥與為伍。這些思想煽動下來會怎樣？看看南斯拉夫、蘇丹，是否因為你是新移民就可以殺害他們。新移民是否有權可以殺人。在那些地方就這樣便殺幾百萬人。一直把對方妖魔化，但這對問題是毫無幫助，沒有人話不可以保護本土權益，做破壞香港秩序的事，可以用法律對付。如果侵犯香港人的權益，因太多移民，我們可以爭取單程證審批權。而不是不論對方有沒有做那些行為，但都把對方作為一個族群去仇視，把對方妖魔化。而這樣做也不會幫到整件事。妖魔化對方，他們也會繼續來，因為對方也把你妖魔化。結果對方更加振振有詞打壓香港，放更加多人到香港，像藏民和疆民那樣，放更多漢人沖淡本地人。而且全世界人權組織都會卑視這行為，得不到任何文明人的支持。而是於事無補。他們堅持這樣做，只是情緒的發泄，是人性卑賤的一面。在這關頭更加令到大陸人振振有詞鎮壓香港的民主，破壞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在節目中早一兩個月已經講清這底線，而這一集今日登高，明顯地觸犯這底線。我們會包容所有政見，但煽動群眾仇恨就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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