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全球化主義者們經常製造出一些很可笑的指數，例如全球新聞透明指數、全球腐敗指數，最鬼扯的是全球幸福指數……其實這些東西本身是不可量化的。例如朝鮮人不一定沒有美國人幸福，忠國小粉紅也不一定沒有台灣共和國的人民幸福。幸福是一個主觀感受，不同的文明體系和社會物種階層之間，無法相互比較幸福與否。吃飽的豬或許比蘇格拉底更覺得自己幸福，蘇格拉底的各種痛苦反倒比豬要多很多。關鍵問題不是幸福與否，而是生命質量、生命等級的高低。你是要低級的幸福，還是高級的痛苦？如果此生只想獲得豬一樣的進食、交配、睡覺的幸福，那麼忠國絕對是理想的居住地。

網路上一則不可考的哲學故事：
　
柏拉圖問蘇格拉底：「何謂幸福？」
　
蘇格拉底要柏拉圖走進樹林中找一朵最美麗的花，但是不能回頭，並且只有一次機會。
　
柏拉圖帶回了一朵蠻美的花，蘇格拉底問說：「這就是最美的花嗎？」
　
柏拉圖說：「我看到了這朵花，我摘下了它，當然我也看到其他還有很多漂亮的花，但我仍然認為我手中的這朵是最美的。」
　
#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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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學到了一個新的分類光譜：極大化者和滿足者
　
極大化者的思維模式習慣評估所有選項的優劣，試圖搜尋更多的資訊，以求做出「最佳」的選擇。
　
而滿足者在做決定前也會評估各選項的利弊優劣，與極大化者不同的是，滿足者一旦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之物，他們就不再費力搜尋。
　
平均而言，極大化者最後做出的決定會比滿足者好一些些（畢竟他們付出了如此多的心力在蒐集與比較），但是他們也常常會因為不滿意自己的決定，而比較容易沮喪、焦慮。
　
　
這是兩種極為不同的思維模式，極大化者為了找到它心目中所謂的「最好的」東西，可能浪費了許多時間，導致工作效率低落，而最終做出來的成果，自己卻還是不甚滿意。若是他的工作必須與他人合作，則他這種「永遠都在追尋完美的路上」的想法，會影響到整個團隊的運行，導致結果難產，浪費大家的時間。
　
譬如說，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業主。做出了一個版本以後，這邊想改一下，改了新版本以後，那邊又要調一下。他覺得他是在要求品質，但其實只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跟Katia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
　
剛剛為了這張圖片上面的花，我試了很多朵，卻還是拿不定主意；Katia過來看了一眼以後，看了看我剛剛試的兩三朵，就決定選她一開始看到的那朵（也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這朵）
　
Katia是個滿足者，她不會花過多的心力在思考要選什麼，她選，然後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滿意。
　
她說：「有時候就是因為想太多才會無止盡的失望跟不悅，永遠無法滿足。」
　
　
當初在交往時我也很訝異她買東西都用現金，只有一張幾乎沒什麼回饋的信用卡，購物也不怎麼貨比三家。但是婚後她決定的幾個重大選項，婚禮布置、新家的設計裝潢等，也都是用她這樣的思維模式做出了很好的選擇／結果。
　
有一個滿足者的另一半是很幸福的，她的幸福，也連帶地提升了我的幸福值
　
　
極大化者的追求是沒有止盡的，
一個月賺十萬就要push到廿萬，資產破千萬就想要挑戰一億
　
極大化者的快樂是來自於比較的，
我買到了比別人便宜的東西，得意。
我做的這件事ＣＰ值極高，爽。
但是萬一發現別人的選擇比你還要好呢？
　
另一方面，極大化思維的好處則是給予自己前進與突破的動力，要求自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精益求精
　
在滿足者－極大化者的光譜上
如果太偏向滿足者，也許可以犧牲一點安逸與幸福值，去多挑戰自己一些；而如果太偏向極大化思維者，則應該放下那些處處都要贏過別人的念頭，讓自己過得幸福點
　
　
btw, 我家的滿足者現在已經更會精打細算了
她正在沙發上滑手機看Burberry的包包
　
我瑟瑟發抖

雖然在玫瑰園中問到什麼是幸福🌹好像不適用這一套說法😅（玫瑰太刺～應該一朵都摘不回）
柏拉圖問蘇格拉底：什麼是幸福？
蘇格拉底讓他穿越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麗的花，仍然是不能走回頭路，而且只能摘一次。
許久之後，柏拉圖捧回一朵比較美麗的花，蘇格拉底問他：這就是最美麗的花了？
柏拉圖說：我摘下了它時，認定了它是最美麗的，雖然，之後我又看見了很多很美麗的花，但我依然堅持我摘的這朵是最美的。
蘇格拉底最後對他說：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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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語錄：
「愛是神聖的瘋狂。愛的瘋狂是神給人們的最大幸福。」- 《費德羅篇》245c
「民主政治雍容地把我們的美好念頭踐踏在腳底下。它不顧及政治家的學問，也不尊重任何為人民友好的人。專制起源自民主政治。」-《理想國》558b,5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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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關鍵字： 理型論 | 對立論証法 | 共相問題 | 古希臘少年愛 | 蘇格拉底 | 理想國 |靈魂三分說 | 哲學家皇帝 | 咒術迴戰 | 創世紀 | 牛頓| Max Tegmark | Roger Penrose | 存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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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推薦書目：
Julia Annas《【牛津通識】柏拉圖》
柏拉圖《論愛論美》
柏拉圖《理想國》
柏拉圖《泰鄂提得斯》

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下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傅榆，近來獲得極大矚目。訪談時，她提到以前朋友幫她做過抽牌心理測驗，傅榆拿到的牌是叢林，意味雜亂，但朋友說，不該害怕自身的雜亂，因為會有許多可能性發生。
家庭背景是鐵藍（國民黨）陣營的傅榆，因為種種事件，包含小學時因不懂台語被排擠的心理創傷，大學時期不加思索地隨口批評陳水扁而與好友爭吵，還有319槍擊案後在系上BBS回應嘲笑集聚總統府前抗議的泛藍選民的學長，而被歸類為藍蛆蛆，乃至於研究所時讀到靈魂偶像郭立昕撰文質疑，為何至今沒有人拍攝政治議題紀錄片等等，而逐漸走向獨立思索與政治、社會運動探索的道路上。
傅榆表示，得金馬獎時的獎致詞，並非表達立場，是希望讓不同邊的人也能聽見自己的感受，不是制約式認定與想像，如此或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對話。她最大的理想與追求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對話，進而理解彼此，甚至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在318太陽花運動崛起、宛如救世主的陳為廷，以及憑著《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一書而聞名、孤狼也似地投身於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國來台學生蔡博藝，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要紀錄對象。
傅榆認為她像陳為廷、蔡博藝的母姊。陳為廷總是對他人介紹，傅榆是他的專屬攝影師。當她集中大部分心力拍攝蔡博藝紀錄短片時，陳為廷坦言有失落、類似吃醋的感覺，反之亦然，蔡博藝也有同樣的感覺。
前者後來因為性騷擾事件黯然退選，後者則是因為國籍身份在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遭受各種刁難而失利。兩位社運明星企圖進入體制的挫敗，也就讓他們光芒頓失，再加上原來蓬勃開花的各種運動風氣，赫然緊縮，力量被切斷，預期造成巨大改變的希望，轉眼落空，傅榆於是大受打擊，陷入低潮。不同背景、但都在社運裡找到歸屬感、且希望讓對話與理解發生的他們，儼然孤兒，流浪在現實的震盪之間，無所適從。
既是知名紀錄片導演、也是七日印象電影負責人的沈可尚認為，不管是什麼樣議題的紀錄片，最終都是在處理作者自身的問題。他強烈地建議傅榆必須誠實面對自身，重要的不是關注陳為廷與蔡博藝何去何從，而是傅榆自己想要何去何從。
傅榆也就被逼得要誠實面對心理的狀態、往自己的內在方向探問，而不止是凝視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驚覺，原來令自己一蹶不振的落空，是由於自己把關於問題跟對答案的想像跟期待，都放在他們身上。一旦意識到自己過度依存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就明白，她必須回到自身，必須跟他們道別，切斷臍帶也似的精神連結，必須自己出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答案。
專制是所有聲音不得大於上位者聲音，民主則是讓對話有最大可能性的機制。是以，縱使感覺失落與挫敗，傅榆仍然相信，沒有誰應該是敵人，所有人都活在共通的處境。而民主本就是遠久思維與堆積細微改變的長路，從來無法快速、立即。


小檔案
傅榆，1982年生於臺灣，紀錄片導演，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第20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入圍該屆金馬獎最佳剪輯。
父親為馬來西亞華人，來台求學、定居，即所謂僑生；母為印尼華僑，9歲已隨家人移民台灣，父母婚後都定居台灣，並生下傅榆。父母認同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雖非嚴格定義上的外省人，但自我認同極其相似；傅榆亦曾自謂，長於外省家庭中，家人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其作品有《蘇格拉底草莓論》（2006）、《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百萬格子小富翁》（2011）、《123。草莓人》（2011）、《藍綠對話實驗室》（2012）、《我在台灣，我正青春》（2013）、《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2014）、《完美墜地》（2015）、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不曾消失的台灣省》（2018）。

沈可尚，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知名紀錄片導演，現為台北電影節總監。
1999年曾以大學的畢業製作《與山》入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競賽單元，但此時他陷入低潮，因而轉至廣告界發展。在廣告界工作一段時間後，偶然有機會參與國家地理頻道「綻放真台灣」的紀錄片徵案製作，因而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沈可尚陸續拍攝《野球孩子》、《賽鴿風雲》等作品，2013年以《築巢人》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2017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總監，試圖為影展找出新的定位與各種可能。深度探討婚姻機制的《幸福定格》於2018年上映，備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