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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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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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列主義的徒孫-中共

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史，是令人沮喪的。相比於美國革命開國先賢的人格高尚，共產革命好像一開始就長歪了。列寧的人格，除了簡樸和勤勞外，一無是處。冷酷、欺騙、行事狡詐、脾氣暴燥、言語霸凌他人、沒有任何道德約束、任意輕賤人命，一心一意，只有共產革命，擋在他全球革命面前的，全用血腥暴力推掃而過。

華盛頓會和幕僚激辯要不要把英軍間諜處死，列寧則偷偷下令把沙皇一家大小秘密槍決。華盛頓軍隊困頓潦倒，仍然命令軍隊不得行搶農家，列寧面對饑荒，則拿槍逼迫農民交出糧食，不惜打死農民，饑荒時，農民得到外國援助，列寧則轉頭把農產品賣到國外賺外匯。華盛頓的軍隊士兵服役期滿，華盛頓只能求國會加錢，拜託士兵留營，列寧則把不願參軍的人，全家大小綁起來當人質。華盛頓堂堂正正和英軍對決，並用富蘭克林外交手腕，取得法軍支援，列寧先秘密拿了德國百萬馬克，推動革命，然後為了從歐戰脫身，割讓大片土地給德國，但還是很怕德軍入侵，最後乾脆把首都從彼得格勒，遷回德軍鞭長莫及的莫斯科。美國開國先賢，碰到治理問題、財政困境，開了制憲會議，重修憲法，並循民主途徑，取得人民授權，列寧則在國會開議的第一天，就派軍隊看守，第二天就把民選國會給關了，集權於共產黨，俄羅斯因此七十幾年沒有民主選舉。

但比較美國革命和俄國的共產革命，沒有太大的意義，時空不同、歷史背景迴異。雖然如此，了解列寧革命的始末，還是對了解今天的世界大勢有所助益，至少對列寧之後的共黨統治對世界造成的傷害起源，有充份的了解。因為列寧之後的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卡斯楚這些魔頭，全都學習了列寧的統治手腕，所以我讀了列寧。Victor Sebestyen這個英國史學家，用了最新公開的史料，寫作了「列寧」一書，令人沮喪歸沮喪，但寫得相當仔細、流暢而好看。

革命的困難，從列寧的一生看得出來。就算所有條件齊備，東風不來，就是不成。而列寧入監、流放西伯利亞、流亡歐洲各地、和同志鬥爭而分裂、和秘密警察交手，這些革命成功前的任何一個失手，就可能沒有了列寧，而沒有布爾什維克革命。但列寧強運，所有這些逆境都克服了，連革命後立刻發生的內戰，他都贏了，讓他打敗了西方支持的白軍，而一統俄羅斯。

Sebestyen說，列寧一生的準則就是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只要有結果，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但這個「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不是只有革命家要自問，是所有從事政治的野心家，都要時時檢視。我們知道，純潔如小白兔不能搞政治，但是手腕骯髒的底限在哪裡？像是「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類的問題，就是手腕骯髒與否的標準。「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的問題好答，因為如果你和沙皇一樣，那為什麼要支持你這個換湯不換藥的革命？

但就連這麼好答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都答壞了，因為他們比沙皇還壞。

但對列寧來說，比沙皇還壞，沒有問題，為了達到共產烏托邦，所有的手段，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合理化。半夜敲門抓人、對跪下的人背後行刑，這些KGB秘密警察的惡行，都是列寧時代發明來恐怖統治人民，維持政權的手段。對列寧來說，只要擋在他的革命面前，誰都可以殘忍地殺害。但列寧拿到了所有的權力，他可以用結果論來合理化過去的惡行了嗎？不行，因為共產主義是個空想出來的烏托邦。都有了所有的權力了，為什麼達不到豐產、均富、平等的共產天國？因為這不是人性運作的方式。面對饑荒無能為力的列寧，打劫農民逼迫納糧，仍然得不到解決饑荒的結果，於是轉頭發明一個假想的敵人-「富農」。就是這些富農的存在，偷偷把糧食藏起來了，人民才沒飯吃。雖然打死了富農，仍然沒有糧食，但階級敵人的發明，鞏固了列寧和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共產主義天堂沒來，列寧也知道。列寧臨死前幾年，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幾乎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新引入私人財產，允許農民積存糧食，商店開門，金錢恢復為交易媒介，沒了共產，俄羅斯反而變得繁榮。列寧不再推行馬克斯的政策，對列寧來說，革命最後剩下的，就是蘇維埃的一黨專政、獨裁者的一人專政。理想國達不到，再回頭看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不是笑話一場嗎？只是這場笑話，換來的是千萬人的無辜喪命，還有一個破敗的國家。

沒有植基於人性，僅憑一個浪漫思想為主張，所進行的革命，最後都是暴力式的結局。一方面是革命家的事與願違，不願改弦易張，最後都只能加碼恐怖統治，法國大革命如此、布爾什維克革命如此，連毛澤東的農民起義也如此。另一方面，這些浪漫革命家，他們想要革命的社會，都是一個落後而野蠻的社會，要這些落後的社會，跳過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進程，一蹴可及，會撕斷和傳統的連結，空把社會丟向一個無邊的深淵，而沒有任何實質的改革成果。這樣的落差，更激化革命家的急迫感，而必得加速暴力進程。共產社會最後都淪為大躍進、大屠殺、大清洗，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英國和美國的革命，並不基於浪漫思想，在意義上，算是「保守主義」的革命。配合思想啟蒙和特殊的封建型態，英美的社會，慢慢發展出政治自由的環境，政治自由賦予思想自由、經濟自由，並且強化個人責任。創造發明，因此有了動機和保護，更是加速社會的發達。這一切都相輔相成，因此美國的革命家，不是亡命之徒，想孤注一擲，他們是紳士拿起刀槍，保衛己身的自由與財產。所以美國的革命家，沒有「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他們的教養，和他們的宗教信仰，讓他們有十足的道德根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情操高尚，也不因革命事業困難，而向下沉淪。

可以說，美國的社會型態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給了美國革命世代一個安全的環境，從容地改革制度。而一個成功的美國民主制度，回頭過來，示範給英國看民主的可行，而讓英國，及大英國協裡的白人國家，成功的從君主立憲制，逐步轉換成真正的民主，而讓君主只有名義主權，沒有實質君權。漸進式的民主革命，成就了美英的民主霸權。

列寧的共產國際，輸出革命，但卻在革命發生地，一再製造人間悲劇。而另一方面，美國一如開國群賢所冀望，在二十世紀變成了真正的人類民主自由的燈塔。美國的強勢軍事實力，更把先前沒得感受美英民主制度的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工業強國，變成了民主自由的國家，共享並促進人類的繁榮。

美國用北約駐軍壓下德國，用美日安保壓下日本，讓他們不會在軍事上，重蹈覆轍。德國和日本，算是在軍事保護傘下，沒有別的選擇，不得不進行民主革命。但這寧靜的民主革命，畢竟是美國人半強迫的，並不像台灣和南韓，是用人民的血淚換來的。沒錯，許多人不清楚，台灣和南韓在八零年代的民主化，在實質上，是一場光榮革命。這一場光榮革命，並不需要像列寧、毛澤東一樣，把新社會和舊社會完全切斷，而是在舊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地緩慢改革。因此台灣和南韓的民主，是像美國一樣，是社會先到位，政治才發生。而台灣和南韓，之所以可以有這樣的保守主義革命，也還是因為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及自由市場。

民主自由，是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才有辦法孕育、茁壯。

後共產黨的中國，從每一個角度來看，都充滿了風險。共產黨的七十餘年統治，並沒有打造出一個可以讓民主和自由有安全發展的空間，人民共和國還與美國為敵，更把民主的保衛者給往外推。一旦獨裁失敗，中國的社會，最好的情況，就像是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有鬆散無力的中央政府外殼，讓各地自行發展，而無害於世界。不好的情況，可能是如同蘇共垮台後，一陣混亂後，強人登場，中國再度陷入悲慘帝制。又更不好的情況，是連年內戰，億萬人流離失所，沒一個了得。

中國要走向民主、自由，難。因為民主自由就算在中國誕生了，也沒有美國這樣的角色，可以照料它長大，注定早夭。

共產黨如果真要保住中國人的香火，而不是以己身政權保衛戰而高壓控制人民，還有一條路。不要再和美國為敵，要像國民黨一樣，慢慢地把政治權力放手，讓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逐步發生。慢慢地朝民主、自由的方向走，穩穩地走，十幾、二十年後，也可以是場中國的不流血光榮革命。

但這些話，多半是對牛彈琴了。要列寧的徒子徒孫，看懂這些人類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那太難了，還是搞搞階級鬥爭，爽快多了。共產黨，從列寧革命成功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人類的禍害，早死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