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商朝政治制度｜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商王朝的職官有中朝任職的內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別。內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務官和內廷事務官。最高的政務官，是協助商王決策的「相」，又稱「阿、保、尹」。王朝高級官吏統稱卿士。三公，則是因人而設的一種尊貴職稱，並不常設。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記載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禱鬼神的祝，掌記載和保管典籍的作冊（又稱守藏史、內史），武官之長的師長，樂工之長的太師、少師。內廷事務官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官員，主要是總管的宰和親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項具體事務，有百工之長的司工，掌糧食收藏的嗇，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獵的獸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車的車正，為商王御車的服（又稱僕、御），侍衛武官亞，衛士亞旅，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國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國首領的侯、伯，有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衛邊境的衛。

商代在實行貢納制度的同時，還有勞役租「助」，就是要求農人助耕公田（籍田），收穫皆為統治者所得，其比例約佔農人收穫的十分之一。殷紂王加徵賦稅，用以充實鹿台和鉅橋。

一、商朝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

1、商朝的形成與疆域

商人的始祖契的母親是簡狄，據說她是見玄鳥墮其卵，吞食而生契。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他又是一個族群的始祖，這說明他正處於從母系向父系時代的過渡期。契與夏禹、周棄大約是同時代的人。曾被帝舜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的子孫便以商為氏族名號。

商族在夏代為諸侯，契的六世孫冥就做過夏的治水官。在成湯建國前，商族為尋求生存空間，自契至湯八遷。到契的八世孫上甲時，戰敗有易人，商族得到了發展。至契的十四世孫成湯時，商族力量強大，最終打敗夏桀，滅夏。湯乃踐天子位。

商朝從商湯建國到帝辛(紂)亡國，歷十七世三十一王。共496年。時間約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其疆域以今河南全省、河北南部、山東西部、陝西東部為中心。商代的歷史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從成湯到雍己歷十四王，國都在西亳，即今河南偃師縣屍鄉溝的商城遺址。中期從仲丁到小辛，歷十王。此時由於王族內部爭奪王位，國力削弱，致使多次遷都，到南庚時遷於奄，即今山東曲阜。晚期從盤庚到帝辛，經十一王。遷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西小屯村。據粗略估計，商朝初期人口大約為400-450萬人，至商朝晚期增至780萬人左右。

2、商朝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

從社會分層看，主要分為王族與貴族、平民宗族與奴隸家族。其中王族與貴族都居住在城市及統治中心區。平民則分佈居住在城區內或四周。有手工業家族，商人家族，更多的是農民家族。中國古代奴隸與古希臘、羅馬奴隸制不同，他們主要不是生產奴隸，而是家內奴隸。從居住空間看，商王族居住在統治中心區，只是派親信到各地巡視監督。各地諸侯方伯也都居住在自己的領地內，通常是些相對小些的城，管理著自己的族眾。而真正的農民則居住在田野村落中。當時的手工業者大都居住在王畿或其他小城內。中國商業不發達，手工業者始終都主要為統治者服務。他們的手藝都是世代相傳，父職子繼。王族到平民乃至奴僕，都是以家族為基本生存單位，而且是世代傳承，很少流動，社會階層極其穩定。

二、政治婚姻制度與王位繼承制度

商朝流行族外婚，一夫一妻制基本形成。「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成故曰姻」。自婚姻制度形成以來，就與政治聯姻密不可分。商族開國之主成湯，聽說伊尹長而賢，便派人到他的氏族有侁氏去請，但有侁氏不許，而伊尹也想歸屬於商湯，於是，商湯就請求娶有侁氏的女子成婚，而把伊尹作為媵臣一併嫁到商族。這樣不但密切了與有侁氏的關係，還得到伊尹這位能臣。此外，商還通過與有干國聯姻，強化了干國(河南濮陽市東北)的政治隸屬關係。其他臣屬於商的各地族氏方國，也都經常主動嫁送女子與殷商結親，這種結親方式被稱為貢納，有的是出於政治義務，有的則是自願。但有的則是迫於王威。如卜辭記載：「呼取女於婪」「呼取鄭女子」等。與此同時，商王族女子也要外嫁他族。古代「婦人謂嫁曰歸」，如《詩·大雅·大明》有言：「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厥祥，親迎於渭。」大邦即殷，商王帝乙將王族少女遠嫁周族文王，就是想利用血緣姻親紐帶維繫商周之間的臣服關係。由此編織出由宗親和姻親盤根錯節的政治金字塔網絡。如果說夏朝的政治聯姻還是為了團結強大異血緣諸侯國的話，那麼，商時的政治聯姻已基本確立了以商族為宗法核心的父權家長制地位。

為了子孫的繁衍，為了疆域的鞏固，歷代王族一貫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度。「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娶妻多少已成為王朝興衰的標誌。凡國力強盛，則「重國廣嗣」，娶妻亦多。不僅可靠子孫之眾管理國家，也可後繼不憂，不愁沒有接班人。商代的聯姻邦國越多，它的根基也就越牢固。殷商以武丁娶妻最多。

在商王的后妃制度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有的王不止有一個法定的妻子。像仲丁有2位法定配偶，祖丁有3位，武丁有3位。凡法定配偶所生的兒子，都有權繼承王位。因此，商朝還沒形成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而是「父死子繼」配合「兄終弟及」。王位繼承制，凡兄弟行皆以長幼為序，兄終弟及，幼弟死後，王位應對復歸於長兄之子繼承。這個制度在中丁時期被打亂，中丁父輩有小甲、大戊、雍己三人為王。中丁為大戊之子，雍己死，按慣例王位應由小甲之子繼承，但「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從而削弱了商王朝的統治。到小乙時，乾脆以幼弟之子繼位，故小乙給其子武丁。康丁以後，后妃制度改變為一王一妻制，並實行直接傳長子制度。因此，商代王位繼承制度雖有兄終弟及現象，但其主幹仍是以傳長為常法。

三、商朝的行政體制

商代的疆域由兩部分組成，商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部分和諸侯方國的領地。其中，商王直接治理的部分稱為商、中商、中土、大邑商等。諸侯方國管轄的領地在王室周圍的稱為四土。在商王身邊治理王畿的官，稱為「內服官」，而諸侯方國臣屬王室，其主要活動在王畿外的諸侯國之內，稱為「外服」。這些官吏即是王室的外服官。

商朝內服職官稱為殷百辟，或百僚庶尹。表示其設官之多。商朝官吏多以尹為名，尹有治理、正長之義。庶尹相當於甲骨文中的多尹。

內服

屬於中央王朝的職官。商王之下，百僚之上有一人總領其事，輔佐商王。如成湯時的伊尹，便被湯「得之舉以為己相」。武丁時的傅說(悅)被「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內服職官可分為四類：

(一) 政務性職官。有掌管農業的「藉臣」，掌管畜牧業的「牧正」，掌管手工業的「多工」。

(二) 軍事性職官。商代文武不分職，凡是官皆可出征為將。但因古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側重軍事的武職已出現。商代軍隊以師為最大編制單位，師長是武職中地位較高者，在甲骨文中的多馬、史、戍、衛、射等都是軍事性職官。

(三) 宗教文化類職官。即卜、巫、史等。商人非常相信天神，每事必卜。所以，在商王身邊專門有一群從事占卜的人。甲骨文中稱為「多卜」。即當今學者們所稱的「貞人集團」。巫也是職司神鬼的。古時卜和史不分，常常祝宗卜史連稱。在祭祀時，史主掌向神的禱告詞，還掌封官冊命之事，甲骨文和商代銅器中有「作冊」，是掌冊命的官。「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四) 宮廷內職官。商王所居稱為寢，甲骨文中有王寢、東寢、西寢等名稱，在安陽殷墟發現商王宮寢基址五十多處，是王的居所及宗廟遺蹟。主管宮室的官稱為寑。宰也是主王宮事務的官吏。冢宰即王家事務大主管。武丁在未得傅說前，曾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商朝的內廷官常握有實權，出任重吏。比如商王曾命自己身邊的寢去「省北田四品」，即視察北方土地，劃分其等級。這是非常重要的職任。而臣或小臣，本是處理王宮及王室事務的執役人員，這些人也多擔當軍政要務。如管事耕藉的「小藉臣」、管理眾人的「小眾人臣」、管理牧馬的「小多馬羌臣」。這些小職官後來演變成管理某些部門的專職官。

四、商朝的軍事制度

商王是軍隊的最高首領。無論是他親自出征還是授權與將領，都必先稟告或受命於祖廟。儀式非常隆重。商王親征在甲骨文中稱「王自征」、「王往征」「王征」。王以下武官有：師、馬、亞、射、衛、戍等，商朝武官的各級領導指揮系統。

商朝的軍隊由三個部分組成：王室軍隊、諸侯國軍隊和貴族武裝。商軍的主力是王室軍隊。甲骨文稱為「王師」諸侯國軍隊即在師前冠以某侯名。如「雀師」、「犬師」、「吳師」等。族軍則是貴族的私家武裝。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它們也常出征衛戍。這些貴族的私家武裝在春秋戰國時迅速壯大，成為各諸侯國稱霸的主力軍。

戰車仍是打仗的主力核心。但此時的戰車已至300輛。步卒編制稱「行」，分左、中、右編制。軍隊稱為師或旅。據甲骨文記載，武丁時出征臨時徵集的兵員甚至多達一萬三千人。原始徵兵方式是臨時性的擊鼓聚眾。到武丁時，則將居民按軍事建制編制起來，戰時只需命將於廟，就可率軍出征。到商末，據《殷本紀》記載，商紂發兵17萬人抵禦周武王。其中有50餘國的軍隊，而商王室的軍隊從其編制上推斷應有6萬人。

編入「王師」中的成員，稱為「邑人」，即居住在王都及附近的平民。考古人員從安陽殷墟中發現大量中小平民墓葬，其中的男性成員多陪葬有兵器。王室統領的中央軍，無論是在數量、素質還是裝備上，都優於地方諸侯與方國的國軍和族軍。

五、商朝的司法制度

《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據傳商時的刑律達三百條之多，說明商代的法律已比較完備，後世重刑法的荀子都說：「刑名從商」。後世將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周代的《九刑》合稱為「三辟」。辟即法。三辟即三種法律。

商代的法律具有神判和神罰的特色。成湯伐桀時，就聲稱自己是「致天之罰」。盤庚對反對遷都的人說「故有爽德，自上其罪汝，汝罔能迪」，(你們若有失德行為，我的祖先神在天上就要給你們懲罰，你們就活不長了。)商王要用刑，也得先占卜，經占卜後行刑，表示這是上天的判罰。

商代的法律同樣體現出農耕文明國家以孝治天下的統治特色。《商書》曰：「刑三百，罰莫重於不孝。」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我們已經看不到湯刑三百的完整面貌了。從保存下來的零星史料中，我們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罪名：

不孝之行。我們的祖先因長期過著累世聚居的生活，鄉村的安定團結是整個社會得以長治久安的基礎。在血緣聚居的鄉村，子女如果不孝，整個家族就不得安生。且在家不孝父母，出門也不會聽長輩的話，甚至會犯上作亂。所以，國家對不孝的處罰最嚴厲。因為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不從誓言。《尚書．湯誓》中，成湯在動員將士出征討伐夏桀時說：「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顛越不恭。《尚書．盤庚》中，盤庚對臣民說：「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迂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不吉不迪即不善良不和順，顛越不恭好作壞事，不服從帝王命令。暫迂奸宄乃詐偽奸邪犯法作亂。這些罪都要處以極刑——割鼻、滿門抄斬、斷子絕孫。

臣下不匡。即臣子不對國君進行匡正勸諫，也要施以刑罰。勸諫範圍包括「三風」、「十愆」。「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十愆」即：歌舞不時，貪於貨色遊樂、田獵、輕侮聖人議論、拒違忠直規勸、疏遠有德長者和與頑劣之徒朋比為親等。臣下若對主上這些行為視而不見，就是失職，就要處以墨刑：在臉上刺字。

棄灰於公道。「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認為此處罰實在太重了。孔子則認為，這種重罰是為了讓人們建立公德，了解治國的道理。在公道上棄灰，若恰遇過路人，使其滿面皆灰，其人必怒，易生鬥毆。如在鬥毆中出了人命官司，則按法要滅三族。所以，不如塞其根源。

商代的刑罰分死刑、肉刑和徒刑三種：

死刑又分以下幾種：⑴族誅——滅族。「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劓殄即斷絕，育指童稚。連兒童都不放過。⑵大辟——砍頭。⑶炮烙——將銅柱上塗上油，下面用炭火加熱，置人其上，人爛而墮火而死。⑷脯醢刑——把人做成肉醬、肉乾。《史記．殷本紀》記載：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願與紂淫亂，紂怒，不僅殺了九侯女，還把其父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站出來據理力爭，商紂把他的肉作成肉乾。⑸剖。《史記．殷本紀》載：「比干極力勸阻商紂王作惡，商紂王大怒，說：『我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就把比干的胸剖開，把心掏出來。

肉刑的種類有：⑴刖刑——砍掉一隻腳。甲骨文中多記載對逃亡的奴僕施以刖刑。傳說殷紂王對早上涉渡淇水的人都斷其脛——小腿。沒有任何理由，只是奇怪他們為什麼不怕水冷。⑵宮刑。男子去勢——割去男子生殖器。使之不能生育後代、斷子絕孫。⑶劓刑。割掉鼻子。⑷斷手。棄灰於公道則斷手。⑸墨刑。臉上永遠帶著刑餘之人的印記。

徒刑。拘繫作苦役。武丁時著名的輔佐傅說，據說就是一個身穿囚衣、用繩子繫著、在傅險地築城的苦役。相當於戰國時的「城旦」。戰國法律，通姦者要被處罰作城旦。

囚禁也屬於徒刑類。商紂就曾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北)，當時商代的監獄。商王室在各地都設有監獄，囚禁奴隸和罪犯。

六、商朝的財政制度

商朝的土地制度為擬血緣群體共有制。從名義上說，商朝的所有土地都是以商王為代表的王族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由商王作為全國的父家長分配給同血緣貴族和異血緣貴族使用。由這些號稱為「子」的次級父家長們管理自己的族眾。所謂的私田，就是各自為了生存而佔有的田地，所謂的公田，就是要供養各級官吏而上繳的租賦。當時的農民都以血緣族群的方式累世聚居在世代相傳的土地上。原始社會時，他們自種自吃。進入文明社會後，不管誰當頭，都得交田租。開始是勞役地租，集體耕種的一村農民，要先耕種公田土地，那上面生長收穫的糧食要供養王室或侯伯。他們也有自己的頭。通常都是年長者，每日坐在村口，早上監督村民出去種地，晚上檢查他們帶回多少柴禾。還要監督婦女集體製衣。這些人就是秦以後的地方三老。往往都是由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

村民除了交納糧食之外，還要服勞役，如修路、築城、參加圍獵等。戰時還要隨主人出征，並自備裝備、口糧，這就是後代的賦。各地貴族把農民上交的糧食除留自己享用外，還要上交給王室一部分，並負擔提供軍事力量及王室建築勞役的任務。

商王族也有自己的土地，名為「王莊」，面積相當大，諸侯國中也有王族田地。耕種王莊之田稱作「藉田」，開發王莊之田稱作「裒田」。王族派專門的官令尹、小藉臣、小眾人臣等管理監督大田耕作。王莊的收穫物儲藏在專門的倉庫內，甲骨文中稱為「廩」——倉廩實而知榮辱。商王也時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視，稱為「省廩」。當時，這些倉庫中的糧食只用於商王族眾的供給，官吏和軍隊都各自由自己的土地所出自行解決供給問題。不由國家統一負擔。

其餘則是各地侯國和方國向王室交納的貢品。有牲畜、野獸、貨幣、穀物、奴隸、美女、占卜用的龜甲、獸骨等。開始這些貢物是各地方勢力向中央表示臣服的進獻，後來，王權加強，或商王荒淫無度時，這些貢賦就變成中央強制收取的賦稅。

外服官指商人所封的諸侯或臣屬於商王朝的方國。《尚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在甲骨文中有侯、伯、子、男、任等稱，都是商代諸侯。諸侯領地散佈於王畿之外，他們有自己的職官和軍隊，是自給性較大的政治實體。諸侯承認商王朝的宗主權，並要對商王室盡一定的義務。主要有：

1、戍邊。2、隨王出征，討伐叛國。3、向王室納貢。4為王室服役。此時的中央與地方諸侯的關係，要比夏朝時緊密而嚴厲多了。如諸侯不服從商王命令，則要加以懲罰。例如：商王文丁十一年，就殺了周族首領季歷，紂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都是王權行於諸侯之證。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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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樂山大佛，全名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樂山市市中區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之處，是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整座佛建成於唐朝，先後歷經3位負責人，耗時約90年才最終完成。大佛整體開山而建，而發髻等部分結構則為後期添加。大佛在建成時，外側曾有木閣加以保護，但後來已經完全損毀。樂山大佛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維修，在民國時期曾被楊森所屬士兵在軍事訓練中部分擊毀，但隨後又由他人集資修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樂山大佛得到妥善保護和維修，1956年8月16日公佈為四川省第一批歷史及革命文物保護單位，即嘉定大佛。1980年7月7日公佈為四川省重新公佈的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即樂山大佛。1982年2月24日列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2月6日，峨眉山—樂山大佛作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樂山大佛的具體始建時間並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僅記載了一個大致的唐代「開元初」，最早是由貴州僧人海通和尚主持修建的，修鑿的佛像為彌勒佛，其目的是為了減弱該河流交匯處的水勢。佛像開建後收到了人們大量的捐物捐資，當地的官員因此曾向海通和尚索賄，海通和尚拒絕，稱「自目可剜，佛財難得」。前來索賄的官員仍然強行索賄，海通和尚便自挖一隻眼睛，將這隻眼睛放在盤子裏遞給該官員，該官員此後再無針對大佛的索賄行為。海通和尚去世後，大佛的修造一度停止。開元二十七年（739年），章仇兼瓊擔任劍南節度使，為重修大佛而捐出了20萬錢的俸祿，大佛得以再次開工。天寶五載（746年）時，章仇兼瓊調任戶部尚書，大佛的修造再次停滯，這時的大佛僅修鑿到膝蓋位置，膝蓋以下並未鑿出。貞元元年（785年）時，韋皋擔任西川節度使，大佛得以第三次開工，期間韋皋專門捐出50萬錢俸祿作為資金。貞元十九年（803年），樂山大佛修造完成，整個工期前後歷時約90年的時間。為此韋皋專門撰寫了《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記》，並將其刻在了大佛龕窟右側的臨江崖壁上。建成後的樂山大佛成為了世界上最高的大佛，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彌勒佛坐像。
剛建好的樂山大佛屬於凌雲寺的內屬佛像，其外表塗有顏料，鑲嵌有寶石，部分地方還貼有金箔，大佛的外面還建有木閣加以保護。唐末和五代十國期間，大佛的相關維護工作並沒有明確記載，到北宋初年，樂山大佛已經損毀，佛身長滿青苔，外面的木閣也已塌毀。宋仁宗在位期間，大佛曾有一次大規模維修，外側的木閣也重建。此後大佛的相關毀壞和重建的記載一直缺失，而其原有的所屬寺廟凌雲寺也曾多次毀於戰火。1898年，樂山大佛的體表已經年久失修，外面覆蓋了大量的青苔，木閣已完全損毀。1914年，凌雲寺的僧人曾經對大佛進行維護。1925年時，大佛右眼的眼角出現一處非常大的矩形坑穴，鼻子和右耳已經全部缺失。對此，樂山當地的軍閥陳洪範出資幾千元維護大佛。由於缺乏有效的技術，在這次維護中，大量的樂山當地的紅砂石被開成石條，直接做成面套覆蓋在了大佛臉部，五官部分由於難於修復而直接採取了描畫的方式，最後再用紅砂將大佛的面部全部塗紅，經過修繕的大佛面目全非。同年，楊森率軍將陳洪範驅離樂山，楊森下屬的部隊隨後將樂山大佛當做炮靶子進行軍事訓練，大佛修建完成不久的紅面罩的左眼部分在這次訓練中被打出一個大洞。這處大洞於1927年被當地的一位居士出資修復。1930年至1933年期間，樂山大佛再次大修。在這次大修當中，之前被加裝的紅面罩被敲掉，已經嚴重損毀的鼻子部分用搭建木質三腳架的方式修復。樂山大佛依山體而鑿，露頂開龕，佛像為倚坐雙手扶膝式的彌勒佛，總高71米，頭寬10米，高14.7米，耳長7米，眼長3.3米，鼻長5.6米，嘴寬3.3米，頸長3米，肩寬24米，手部中指長24米，腳背寬9米、長11米，其中右耳和鼻子部分為後來的維修中用木質結構塗灰修補上去的。頭上有1021個螺髻。大佛的佛身各部分比例勻稱，整體嚴格按照佛教《造像度量經》上的記載和要求施工，形態端嚴、鎮靜，完全符合唐代造像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