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世界自殺防治日」，請和我們一起重視，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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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新北市去(2020)年的自殺死亡人數為635位，在自殺通報人次與占率方面，24歲以下，總共有2,475例，占率高達42.8。其中14歲以下的通報人次為641，占率為11.1，若再納入25～44這個年齡層，44歲以下占率高達76.6，顯示自殺防治工作的推動與再改進，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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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世界自殺防治日」的今天，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召開「校園專輔待改善 心理健康不漏接」記者會，說明台灣現行青少年校園心理健康促進促施所遇到的困難，並提出建議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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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記者會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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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邱顯智委員首先表示，根據去(2020)年死因統計報告指出，自殺（蓄意自我傷害）已連續第 4 年成為國人主要死因第 11 名，死亡人數雖較 2019 年減少 5.3%，但今年上半年全台自殺通報數，也比去年同期多了 3 千人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殺已經成為 15-24 歲、25-44 歲兩個年輕世代的第 2 大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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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檢視過去衛福部的承諾，邱顯智委員強調，據「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所設立的自殺防治目標，政府近年成績不盡理想，也未達成 2020 年的中程目標，自殺防治工作長期而言未見顯著改善，政府應該持續精進、有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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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長王婉諭委員接著表示，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因此，防治工作是跨領與跨團隊的巨大工程。然而，目前自殺防治策略與教育部三級輔導機制，實務執行面仍存有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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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殺通報系統 #亟待跨部會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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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醫院端的第一線人員反映，衛政自殺通報系統與教育端的校安通報系統，長期以來橫向聯繫狀況不佳。王婉諭委員已於今年 3 月針對此情況進行質詢，促使兩部會決議將衛福部的自殺通報系統介接到學生學籍資料、休退學狀況，但目前尚未落實。另外，囿於各級學校之輔導紀錄表單格式不一，且各級學校之輔導系統尚未整合，因此仍無法介接受通報學生是否接受過輔導諮商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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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視學生輔導需求 #輔導人力資源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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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相關報告指出，自殺身亡個案當中，高達 67% 未曾尋求校園三級輔導資源，顯示各級學校輔導資源與學生需求間顯存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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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委員進一步說明，目前負責三級預防的各縣市輔諮中心，組織型態為隨時可能被裁撤的「任務編組」性質，且礙於地方財政，專輔人員採一年一聘約聘制、調薪幅度低、專業人力薪資與自費市場落差過大，再加上行政工作負擔重，導致流動率高等情況時有所聞。而負責二級預防的專業輔導老師及相關人員，同樣存在人力不足及行政工作負擔過重，以致影響輔導效能及學生接受輔導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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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學端專業輔導人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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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召陳椒華委員就大專院校的部分指出，現行《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1200 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 1 人，但實際上大專院校內部的諮商輔導體制同樣存在人力缺口，以及有難以專業久任的嚴重問題。
陳椒華委員說明，因為目前一年一聘的方式，除造成專業輔導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外，他們還需要從事無關輔導諮商專業的行政業務，加上專輔人員長期待遇不足，與人力不穩定等問題 ，都是大專院校在學生輔導上成效不佳的原因，也明顯影響學生接受輔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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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統計，每年休學的高中職生有近 2 萬人，大學生更是高達 8 萬人。而在疫情期間，這些離開學校的學生，也可能同時的失業，而變成「雙失」的年輕世代。然而「雙失」的年輕世代因為離開校園，因此無法獲得學校系統的心理諮商資源，其自身的經濟狀況，也難以負擔心理諮商所需的費用。因此，整個社會或是家庭與醫療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承接這樣的需求，是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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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椒華委員呼籲，教育部與衛福部應積極研擬因應措施，協助離校後的年輕世代，仍有適當管道，能及時獲得諮商或治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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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醫師表示，儘管從去年統計來看，台灣同日本、韓國情況，自殺人數略有下降，但疫情期間，國人工作就學和民生經濟都受到影響，自殺防治仍不可輕忽。另外，去年台灣 0-14 歲族群的自殺人數卻反而上升，擔憂恐有「年輕化」的趨勢，而 15-24 歲去年狀況雖有好轉，但自殺通報數還是上升，有 1 萬多人試圖自殺，他們事後是否有被關心跟協助，需要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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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強調，這群出生在網路通訊發達的 Z 世代，在遇到情緒問題時，往往不會尋求協助，平均而言，Z 世代的憂鬱症和自殺風險都在增加。今年年初，有位 17 歲高中生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希望精神與心理疾病的知識能納入課綱，教育部也確實應該思考讓大家更能認識精神疾病，察覺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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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也分享校園自殺防治有三個面向，分別是自助、助人、求助，同學要能認識自身心理狀況，並學習與同儕間的陪伴與支持，學校也應暢通求助管道，建立穩定的專輔資源和人力。青少年的自殺防治工作，需要大家繼續關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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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政府應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共同守護兒少心理健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尤其在校園三級輔導機制中，接受諮商輔導個案，往往都需要長期深入的服務，因此，教育部須正視專輔人力流動率高、專輔人員行政工作繁重、專輔人力實聘率無法符合應聘數量等問題，讓專業人力得以專業久任，提高輔導效能，都需要政府重新檢視及提出因應措施。

自從五月份疫情爆發以來，因為3＋11相關爭議，我鮮少對外發文，但對民眾的服務從來沒有停歇。對於3＋11的爭議，如我之前所說，我為機組員開協調會，出發點是擔心機組員身心狀況導致飛安疑慮。對於相關決策與疫情關聯，除了指揮中心多次說明，我也相信行政院與監察院分別進行的調查，會釐清相關爭議，我也會盡全力協助相關爭議釐清。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關心和鼓勵我的朋友，我會繼續做好我的工作，今明兩天我也想向大家報告這幾個月我們的工作成果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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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工作成果報告（2020/02-2021/07）

✅ 深化民主，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防範紅色滲透
進入立院後，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與建構防範中共滲透的防禦工事，是我與過去在街頭守護民主的夥伴們共同努力、不敢懈怠的重要工作。我一上任，就積極處理中研院士應為本國籍，以及中研院外文名稱正名討論的開啟。接著，包括成功推動影音串流平台OTT要合法納管才能落地、數位身分證要先立法再實施等，都是為了要防範中共在科技、媒體、教育、學術等領域的紅色滲透。

深化民主
除了防範紅色滲透，我努力推動深化台灣民主，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民主台灣。我提出了憲法增修條文草案，一方面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行職權，二方面強化人權保障，將社會權、文化權入憲。為了去除威權文化，我提出「宣誓儀式民主化」三法案，希望未來台灣民選公職不用再對國父遺像敬禮。

針對平等參政，我也提出選舉公共化的修法，期待經濟資源不再成為人民參選的門檻。看到香港人爭自由所遭受的迫害，我也提出「跨國全球人權問責」法案，希望能讓台灣為國際民主自由同盟盡一份力。

✅ 團結！看見每一位勞動者的辛苦

作為一個教育領域的勞動者，我希望能補上勞動權益的拼圖缺角，也希望能協助解決非典型勞動工作者的困境。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我與15個工會勞團共同呼籲職災保險專法(我提出本屆立院第一個草案版本)、公益揭弊法、勞動教育促進法、最低工資法、性工法中陪產暨親職假等五大勞權法案，應盡速立法或修法。我的辦公室也提出了相關法案。

我也協助了包括外送員、專櫃銷售人員、駕駛、教師、護理師，以及藝文工作者爭取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

✅ 讓各領域的女性都能平等發展

投入婦運超過三十年，我是性別運動的終身推動者。進入立院後，我與婦女團體站在一起，持續努力修法處理權勢性侵、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遭遇雇主性騷擾求助無門、弱勢女性處境包括月經貧窮，以及還國際慰安婦正義等議題。

性別議題深入社會文化，從人身安全的侵害到厭女現象的日常，以制度與政策確保界線是最根本的。我的團隊積極協助在不同領域中的女性所面對的環境不友善，目前有具體處理的包括運動領域、科技領域，以及金融領域。針對政治領域，我也提出了行政院組織法修法版本，明定未來政務官任命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親子友善，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友善家庭
台灣社會的家庭樣態非常多元，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推動從孕育孩子、誕生、養育到求學每個階段的改革，希望讓各種家庭樣態中的每一位家長都能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我提出陪產親職假、七天有薪家庭照顧假、補正幼兒園虐童罰則漏洞，也實質透過質詢、溝通與預算審查，敦促政府提升幼托公共化與家外送托比率。

友善親子環境
我也推動了包括圖書館、藝文場館與故宮的兒童近用與親子友善環境；積極協助家長一起努力改變小孩可能遇到的霸凌或性別刻板就學環境。從親子共讀、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教學的把關到教育部家庭教育網站內容的檢討，我與團隊積極努力，與家長們一起打造親子友善環境。

✅ 責無旁貸！做助人工作者的後盾

出身社運，我一直感謝「助人工作者」支撐台灣社會各個角落人們的辛勞！因此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與這群人並肩作戰。

我的辦公室處理過社工、護理師、醫師、心理師、照顧人員等助人工作者所遇到的不合理的對待，其中包括醫師面對的天價違約金、專輔人力的不足、照顧人員應有全新疫苗照顧假、日間精神復健機構納入紓困4.0等協助與爭取，我跟團隊都是日夜兼程全力以赴。

我的團隊最近成功為台北榮總的護理師爭取到加班費，感謝退輔會因此建立了全國各地榮總系統護理師「事後申請加班」的合理程序！

✅ 性別平等不能退守，攜手同志對抗歧視

婚姻平權法案為台灣建立了人權立國的國際形象，但因為保守勢力的抵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對同志家庭權益的保障仍不完整：同志配偶無法共同收養、部分跨國同志配偶仍無法在台灣成家等，仍需持續推動。

此外，這個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與偏見並不會立刻改變，過去這一年多內仍然發生友善同志的童書繪本「國王與國王」被抹黑以及大學「性別平等專題研討」邀請反同言論講師等事件。

我與團隊除了緊急協助處理了多起歧視同志的案件，也督促教育部在推廣教育、社會教育、師資職前培訓、教師在職進修、教科書審查、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面向，都必須避免針對同志的偏見與歧視；也要求包括體育、國軍、金融業、勞動職場各領域推動性別平權措施。

✅ 推動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教育：
守護學生權益、保障學生自治，落實校園民主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參與者，我認為校園民主就是讓年輕人成為學習主體，展現自己想法的重要過程。因此進入立院後，我就與新世代學子緊密互動，從制度面協助解決學生權益不受保障的困境，包括檢討黑心校規、健全學生申訴機制、補足學校諮商輔導資源、縮小數位落差以及完善學校飲食教育。

我跟團隊在處理學生求援的議題時，都會反覆確認各種社經背景、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氣質、族群、身心狀況的學生會面對如何不同的處境。未來任期中，還有二個議題需要全力以赴的：十八歲公民權入憲，以及讓黑心校規真正從校園消失。

✅ 一步一腳印，服務各地民眾不分區

我的團隊常常說我辦公室是名副其實的「不分區」立委，地方選民服務有我從政以來深耕的台北市大安區、有我認養的花蓮、還有我的老家淡水和故鄉雲林等地；也跟各地友善議員合作，將地方問題但屬於中央權限的議題，和各部會討論與處理。

過去這一年半來，我們辦公室成功協助各地民眾處理問題，例如成功協調各單位，完成台北車站街友家當安置處理，讓北車環境整齊，同時也保障街友生存空間。

其他還有督促道路標示改善完成、促使衛福部醫院移除埋設於民眾土地上會造成汙染之管線、使大學重要地震帶研究取得場址、爭取地方閒置公家宿舍作為居民活動場所、敦促大學校園改善校內危險斜坡道、召開協調會處理地方瀝青廠長期空氣噪音廢棄物污染問題等。

民眾的小事，就是民意代表的大事，我和團隊會繼續為地方服務。

✅ 轉型正義，讓台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

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是在威權教育與對抗威權中長大。我一直相信，只有當國家願意公開威權時期壓迫的真相，社會也不會選擇迴避，才會有真正的和解。

進入立院後，我努力促成政府一步步公開威權時期的各種檔案，包括：擴大解密並開放政治檔案、推動威權時期大法官解釋會議紀錄公開，以及促成國安局長承諾正視威權時期國安局過錯等。

在這麼多的政治案件中，讓我念茲在茲的是林義雄案與陳文成案的真相釐清與究責。直到這一刻，當年國家有系統介入的真相仍未能完整公開與被究責。我會繼續努力，因為唯有真相與究責，台灣社會才能得到和解與正義。有了歷史正義，這個國家也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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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簡要問政報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附圖中的具體內容。

讓我們一起加油，為弱勢、為公益、為台灣，繼續風雨同路。

有記者曾問我，在佳龍擔任交通部長時最有感的施政是什麼？我當時不假思索回答，應該是改善偏鄕交通不便的問題吧！

台灣的國土面積不算大，但交通可及性的城鄉差距卻很明顯。偏鄉地區的地理位置、人口結構與生活條件上，與都會區的發展型態有極大的差異；都會區的交通治理思維無法套用在偏鄉。政府有責任提供偏鄉國人就醫、就學、就業等「基本民行」，因此，讓偏鄉的民眾都能擁有高品質的公共運輸，落實「行的正義」，一直是我致力的方向。

長久以來，政府投注大量資源在高鐵、台鐵、高速公路等城際運輸，而大都會內也有捷運、公車、計程車、公共自行車等多元大眾運具可供選擇。然而，在偏遠地區，卻有長者、孩童需要步行一小時才能走到公車站牌，等著搭公車就醫或就學，通勤的時間甚至遠超過搭高鐵往返北高。

在這樣的窘境下，屏東高齡八十多歲的旭海阿伯，開著私家車服務當地長者的就醫、代購；然而像這樣的善心義舉，若收取費用補貼成本，卻會面臨違法攬客的法規爭議。

偏鄉交通服務需要政府的力量，政府必須要揚棄官本位，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我曾到台東縣延平鄉視察交通部推動的「噗噗共乘」計畫，在原鄉部落提供「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先了解切合居民生活的需求後，再由政府推出誘因，鼓勵返鄉青年提供預約式的交通服務，讓在地資源服務在地，銜接公路客運到部落的最後一哩路。

接著交通部著手鬆綁法規、整合資源，放寬偏鄉交通服務的經營資格與門檻，輔導民間團體或個人合法，在特定條件下許可白牌車投入偏鄉交通服務。去年底在屏東縣滿州鄉首次推出「幸福巴士2.0」計畫，首度由民間社福團體一粒麥子基金會經營，整合衛福部長照服務、教育部學生接送、原民會職業訓練補助、地方政府敬老卡點數，運用科技平台串連資源及服務，結合交通平權「人本」、官民資源「整合」及法規「鬆綁」等政策創新，出現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改善民眾生活，也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偏鄉面臨人口老化與流失、隔代教養等問題，要發展地方創生及觀光來改善，必須先健全交通鏈結。但政府無論在體制、預算、人力，都不是全能的；因此，除了造橋鋪路的建設之外，透過體制或法規的調整創造誘因，與社會各界協力，才能將偏鄉的交通服務作根本性的改良，而不偏廢於單一的治理方式，並保有當地的生活型態。

由上而下的管理，在地人難以投入，若能透過滾動式法規調適、跨部會整合，連結民間資源，利用數位匯流和萬物聯網的時代，才能將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串連起來。未來也可善用平台和資料經濟成為創新服務的驅動力，整合錯置的資源，活絡在地，發展產業，才能創造新的價值永續發展。
　
感謝聯合報系願景工程「體檢行的正義」，引領社會各界許多省思，偏鄉的交通平權是重要的課題，盼政府與各界持續關注。
　
台灣尚是年輕的國家，在治理層面需持續進行民主深化、並創新治理模式。唯有從「官本位」改變為「民本位」，才能改變治理的思維，把每一個人民當主人，也才能服務到每一個人民。把「行的正義」落實在偏遠不便的地區，才是進步政府的表徵。
　
✅全文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5548416
　
　
🔺照片是去年12月在屏東參加幸福巴士2.0記者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