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和跨性別問題，源自美國人過於傳統的觀念及原則？- 李怡

美國人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說企業家的財富過多。他們不關心企業家創造了多少財富、解決了多少就業，為消費者帶來了多少商品和服務。他們就盯著富人的財產，覺得掙這麼多錢肯定是不公平的。從前的平等，是權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們卻要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

如果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你會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如果讓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就合理嗎？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如果連富人都保護不了，它還能保護窮人嗎？在那樣的社會，除了手裡有權的人，沒有人能致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一百多年來，人們嘗試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但沒一個成功的。相反，那些相信烏托邦畫餅的國家，無一不是貧窮落後，通往奴役之路。

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另一危機。

保守主義者從捍衛美國基督教傳統的角度，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而民主黨人認為時代不一樣了，應該允許自由墮胎、自主定義性別。隨著宗教傳統的式微，婚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愈來愈低。

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平等法案》。這項法案明確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場所歧視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LGBTQ）。這項立法將允許男性的變性者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比賽，和允許跨性別者使用與其身份相符的設施，即根據本人的性別認知使用廁所。

這讓信仰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對女子運動不公平，對女性使用廁所帶來威脅。

原文：經濟通

#社會 #文化

【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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