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公在兵荒馬亂中與家人失散💔後來，他為了延續香火，決定再度娶妻生子，花三十兩銀子買了一名女子。女子到了袁家後，卻始終垂淚😢一問之下才知道，她與丈夫恩情甚篤，因為太窮、欠債太多，丈夫為了讓她活命才將她賣給袁公。袁公聽了，深為同情、感動。第二天，他派人將女子送回去，不僅沒要回賣身錢，還送一百兩銀子，讓他們做小生意，維持生計💰故事還沒完，因為袁公獨自一人，夫妻倆想說找個人照顧他，便買了個男童送到袁公家，沒想到男童的身分居然是……😲😲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9月10日
#知史討論
「明宣宗以後，衛所制度逐漸走向衰弱。正統八年 (1443年)，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郭智上奏： 『廣東沿海地方衛所城堡於要害之處，專備倭寇。比聞都司衛所官不得其人，貪污暴虐，玩法欺公，或侵用公糧，或賣放軍士，或私下海捕鮮，或令營幹家務，以致軍伍空闕，兵備廢弛。脫遇警急，何以應用 ……』而大鵬所城也『屯籍紛亂，額軍存者十僅一二，又皆老羸憊疾奴隸將領之門 而已』。衛所制度衰弱，邊備廢弛，倭盜更是猖獗，且廣東海岸線綿長，『沿海地方，無處不可通倭，則隨處皆當戒嚴』。 衛所軍士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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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取材自林則徐親撰的銷煙日記，每天帶你瞭解當年今日的歷史事件。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知史討論的資料來源：鴉片戰爭博物館官網學術欄目《明「衛所制度」與大鵬所城建城》，作者：黃文德，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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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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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清史 陳捷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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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2020「春花秋月」歌仔戲演出介紹
　　　　　　　
訪問：蔡瑜真、 許群莉
　　　　
由團長蔡瑜真編導《春花秋月》是以晚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位皇帝的年代為背景，藉詩人李商隱的仕途和愛情故事，來彰顯有情有義的善良民俗。
　　　　
李商隱父親早逝家境貧寒，幸得到牛黨令狐楚之助高中進士，並和令狐楚之兒子令狐绹結為至交。
　　　　
因緣際會又認識李黨武將王茂元之愛女王晏媄。兩人因著詩賦墜入情網。
　　　　
文宗時期，牛李兩黨勢均力敵，商隱和晏媄雖然互相愛慕，商隱背負令狐家族之恩，放棄這段愛情。
　　　　
（寫李商隱為了是非，可棄兒女私情）
武宗時期牛黨得勢，令狐綯欲借商隱之手舉發李黨大將王茂元藐視君王之罪。此時商隱不願執筆，而和令狐綯恩斷義絕。
　　　　
（寫李商隱守正有報恩之心。寧可受恩人之責，也不願誣陷無辜）
宣宗登基，重新啟用李黨，商隱和晏媄得以結為連理，年年祭拜恩人令狐楚之墳。與令狐綯再次相遇修復舊時情誼.
　　　　
（ 寫李商隱雖無仕途仍然顧念舊情報舊恩）
本劇藉歌仔戲美藝，寓善良風俗，用最美的詩詞歌賦，同溫瑰寶之美，共徜徉於唱唸中，反映世態炎涼，演繹一場貼近人心，令人激賞的藝文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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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專訪：蔡耀慶 研究員
　　
　　台灣地區繪畫發展，四十九年後渡海來台的書畫家帶來不同於以往閩、浙的氣象，這群書畫家中，溥心畬先生獨具面目，影響後世甚遠。溥先生逝世至今逾半世紀，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別精選館內典藏及徵集海內外藏品二百六十件，匯集先生所作詩、文、書、畫作品，以「遺民之懷」為題，辦理溥心畬藝術特展，回顧其藝術成果。
　　溥儒，字心畬。民前16年（1896年）出生於北平，民國52年（1963年）逝世於台北。這位著名的書畫家、詩人、文人，誕生於恭王府，曾祖父為清宣宗道光皇帝，祖父是恭親王奕訢的舊王孫，堂兄為宣統皇帝溥儀。自幼在皇宮中勤讀詩書，奠定其深厚文學修養基礎，筆下所揮灑、體會的世界，足堪玩味。在清王朝風雨飄搖時期，不待王孫夢醒，恭王家族特權便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一去不復返。從其一方常用印，印文曰：「舊王孫」，幽默中雜以辛酸，自豪中帶點自嘲，足以想見其人生經歷的波瀾起伏。
　　所幸先生不在意家道破落，潛心學習詩文、書法、文學藝術，隱居於北京西山戒檀寺，讀書習畫，寄情於山水之間。期間又以詩文、書法為功底，悠閒平靜地臨摹了不少宮廷和王府珍藏的收藏，詩、文、書、畫等四藝均能有所發展。由於對歷代名家都能學習與尊重；對技法的深研與繼承；對文化核心價值的融會與昇華，先生各種畫科都能兼備發展。山水、花卉、人物、草蟲、仕女、鞍馬、走獸、神怪、菩薩、翎毛，無不精擅，亦足為當世之宗主。這樣的創作，不是以批判傳統、斷裂過往為代價，乃是在熟稔傳統後，匯集個人的理解加上生活的滋養，逐漸演化、蛻變成的個人面貌。來台之後，先生並未擔任官方職務，而是應當時師大美術系系主任黃君璧的聘請，講授國畫課程，開始設帳授徒及售畫維生。他古文學造詣極深，有詩集與四書經義集體，毛詩經等十餘種學術專著行世，其中《寒玉堂書畫論》正是他研究繪畫的感悟，
　　此次特展以「遺民之懷」四字為題，取自先生在台時期寫給友朋的信箋詩稿，不難想像此四字應該有著特殊的意義。「遺民」二字，起源甚早，周代，武王克殷之後，有伯夷、叔齊，因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宋朝養士最厚，南宋滅亡後，許多讀書人不仕，以侍奉蒙古人為恥。明代知識份子階層亦是以重氣節為人格標準，許多明代學者亦以侍奉滿清為奇恥大辱。對古之後裔、亡國之民，原鄉與他鄉之間，究竟「何處是故鄉」？既是前朝的皇家子民，又是離開故土的飄盪之身，對先生而言，或許傳授經學書畫，延續此精緻文化，不以世俗之利為求，才是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