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咪講笑！同Freddie Mercury同Billie Eilish 齊名！獲得誠品認證！我是一個文青！

TLDR：屯門牛呢，真係睇好嘢都慢人一步，睇戲又多垃圾。所以要有馬蘭頭獎學金

1. 實情係屯門誠品，已經有貨。都話日日去睇，我仲發現搬咗位，原本係在啲財經書度，而家已經literally 「上神枱」，同Freddie Mercury同Billie Eilish 齊名！雖然暫時我都未見有任何人拎起嚟睇。實情咁耐以嚟都冇！

2. 又，真係的，明明銅鑼灣，太古同尖沙咀誠品都一早有，屯門就要再遲啲。真係鄉下地方資訊不便。「啲小朋友都要遲兩個星期先接觸到啲高質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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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真係唔好睇少呢樣嘢，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村上春樹？好多人都知道佢開coffee shop/酒吧，收工在廚房寫嘢。亦都有啲人聽過個契機係明治神宫野球場（我都去過朝聖），養樂多燕子隊

4. 但再之前呢？村上春樹係關西人，京都伏見出世，但神戶讀高中。佢唔止一次提過，神戶改變佢好多。神戶係個海港，易接觸外國文化（你見仲有異人館），佢就在嗰度睇好多西洋文學。

5. 我話睇書都慢人兩星期，當然只係講笑。「而家屯門都有Donki」「仲有Mirror」。但，你可以留意下，屯門戲院（屯門戲院並唔單指「屯門戲院」）上嘅戲，都真係同「市區」唔同。唔通會上《惡與他們的距離》？主要都係上「長相屍手」之類。有人話歧視，有人話市場考慮，「啲屯門牛就係睇垃圾」，乜都好，客觀結果都係一樣。喂，呀影帝林家棟，都公然恥笑去巴倫紐睇戲嘅人啦。2015年咋喎，香港人好尊重本地電影咩？（而不幸地，套《點對點》我都有睇，但居然唔係在巴倫紐！正如導演話頭，根本巴倫紐冇上呢套戲，全新界得葵芳新都會上，我就在嗰度睇）

6. 你都唔好話冇影響，我講兩件事你知。第一，好少同人講，當年我買樓，係有諗過買駿發花園嘅。咩話？駿發花園在邊？點解我會想買？「駿發花園咪會樓下上《惡與他們的距離》」。最後點解冇買？唔係因為冇錢（我有咁窮？況且我講緊2013年），而係因為懶，同埋我諗真啲，「我買完百老匯電椅中心搬走我咪仆街？去廟街聽數波波定食煲仔飯？定學麥路人郭富城咁去聽楊千嬅唱歌？」。第二，當然係因為我懶。租開我老母（真係我老母，唔係助語詞）屯門嗰樹好地地，咪買埋佢。係呀，買架，咪撚以為佢送畀我。電視框？框你老母（呢度就助語詞）。創屋苑尺價新高添呀！虎毒不吃兒呀。「不過冇人拎支槍迫你買」「況且之後都升咗好多」「所以真係唔使怕高追，咪縮數話咩等調整」

7. 一念任天堂，一念海天堂。一念八天堂，一念朱天堂。如果我當初買咗駿發花園？而家我係咪好有文化我就唔知，「但應該執多幾球嘢」

8. 講返，我變成「港片之鬼」，你估係偶然？並唔只係因為我細細個鍾意睇港產片。喂我年代啲小朋友，個個細個都睇港產片架啦，但大咗佢地自然就會覺得好check，我溝過N條港女，都以自己唔睇港產片為榮，我最鍾意都係我問佢睇乜戲，答曰「我個人冇乜所謂不過唔睇港產片」，充份反映到港女嗰種自以為嘅優越感同懶撚係considerate，多撚謝喎。不過我都冇諗住同佢去睇港片，因為我主要係為上床。到後來睇港片先有得上床，就係後話，只能講句十年河東，十年煩西

9. 我之所以到中學都不停睇港產片，主要係因為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徐一刀。四十歲以上嘅麻甩佬應該聽過。根本就係香港全裸監督村西徹，佢進軍海外時吳宇森都未去荷里活。佢就係自己親身上陣，同「五十嵐」一齊拍愛情動作片

10. 但關我乜事？我又唔係蘇B（一個徐一刀有份用嘅演員）。主要係，徐一刀係我同學嘅舅父。咁佢就畀好多免費戲飛我地睇，當然唔係睇佢嘅戲（當時我中二咋），而係可以去睇任何戲。我唔知係咪只係港片，但肯定嗰時咩 凱都呀， 巴倫紐呀，仲有「屯門戲院」，都好多時係上港片。

11. 我仲記得我第一套用佢嘅飛睇嘅戲，就係《水滸傳之英雄本色》，李克勤唱主題曲，梁家輝做林沖，徐錦江做魯智深，劉青雲做大茄，但最正係豹哥單立文做高俅個仔去淫辱林沖老婆王祖賢。

12. 另外仲有《風塵三俠》（梗係柏安妮嗰套），仲有套日本人拍但廣東話配音嘅《三國志》（1990年代初，已經好過《三國無双》N倍，可見周顯揚真係食撚屎的，係呀，我又要好波過美斯先可以評論？）等等。可見我嘅中學年代，就係咁渡過。

13. 然後你諗下，埃汾太（名校女生嘛）。人地呢，午飯去Pacific Place食嘢—仆你個街到我在金鐘返工我都仲嫌貴呀！另外有個朋友仲誇張，中學年代，去「有馬」日本料理午餐。

14. 朋友同我同年，但你老味，我地年代在屯門？日本嘢？「就係去八佰伴食熱海麵屋」，好撚難食的，難食過味千。當然我好後來先知道，熱海係地名（大佬呀，嗰個年代冇維基百科，又冇一年去十次日本），而八佰伴第一間店，就係在熱海。

15. 至於我嘅名句（其實係朋友講），「嗰時食百人一朱已經覺得自己好撚high」，sorry，呢個係去到出嚟做嘢嘅事。仆你個街，我去到教書嗰時，兩皮嘢個月，都係同成班搣時去荷里活（梗係鑽石山啦，好彩未去旺角荷李活）食百人一朱咋！（話時話，就快又七夕，有冇人未聽過七夕搣時嘅教事？）

16. 睇到呢度，你心諗，有冇咁誇張。都真係有的。例如我估我好似去到2000年，即係，大學畢業，我先知咩係Tiramisu，「開頭以為日本嘢」。而家啲小朋友，幼稚園茶點都食喜知次一夜干啦！

17. 真的，as a 學霸，我博聞強記嘅能力，叻過好多「名校」嘅普通學生。但行出嚟就係冇嚟貴格，食幾多貴格燕麥片都冇用。「即係余文樂咁」，真係好多年先洗到嗰種新界牛嘅味。

18. 你話冇影響？有機會我細寫。但當年我去in Oxford獎學金，邊個in我？係李兆基，冇錯係四叔。仲有楊鐵樑。同埋羅德丞（唔係羅傑承），同埋一條牛津嚟嘅鬼。喂，我見到都變秦舞陽，腳震震啦。最記得鬼佬問我點解地盤啲鐵係工字型，我都答唔出，但其實我係知嘅。（BTW，當年我報N展，真係好彩冇收我）．後來當然獎學金拎唔到，做唔到乜乜學人，返去港大繼續have fun stay poor．四叔變咗亞洲股神。楊鐵樑變咗教英文。羅德丞？選唔到特首，冇耐死撚埋了。（原來都隔咗十年）

19. 事後諗？如果我醒少少嘅，我應該話畀四叔知，我阿麻係順德大良人。我成日返去的。拿，呢啲咪分野。但冇計，歷史沒有如果，洛賓2010年球單刀如果入咗？

20. 寫咗好多，都唔係咩獅子山下可歌可泣。你心諗，而家扁平化咗好多啦。而家屯門都上到NetFlix嘛，屋企都睇到 德國飛機吸血片啦，有得上網，拉近晒啦。

21. Yes and No．但其實，個世界，都係向比較有錢嘅人傾斜嘅。我甚至覺得，我幾幸運，我年代都仲可以叫做「上流」，即係一個普通家庭（唔好講到自己赤貧啦，至少有錢去睇戲）嘅屯門仔，都仲有得發下圍。而家？未必冇，但大家心知，越嚟越難。

22. 最新嘅趣聞，英國A Level，一半人A或A+。因為多咗Teacher assessment，fuck that 教師好專業唔偏私。但有乜所謂？好似阿婆賣紙皮咁，你會噴水上去，我又自然會計返你平啲。英國好嘅大學，更加大條道理自己搞admission test，甚至乎用自己嘅discretion—冇錯，就係傳說中嘅去緬甸做義工。點解啲名人富豪仔女都入到名大學？真係叻啲？你話呢？

23. 寫咁多，冇錯，最後都係講「馬蘭頭奬學金」嘅理念。呢個年代呢，你做屯門牛又冇錢嘅，真係比較大鑊。可惜我暫時都仲係只有理念，未有好多錢，更重要係未有執行力。但，總會搞到出嚟。

（＊）又，我都係早排先知，司馬相如唔係真名，正如河國榮崇拜張國榮，佢因為崇拜藺相如先叫自己司馬相如。正如司馬遼太郎，都係因為崇拜司馬遷（應該唔包括腐刑嗰part），但自愧不如亦係自謙，先叫自己司馬遼太郎。

似乎姓司馬嘅都啱呢味嘢（司馬遼太郎又會姓司馬啦！）。不過司馬賽兒，就唔係因為鍾意馬賽所以變咗馬賽。主要係鍾意波圖。講返，上季法甲馬賽第5，冇歐聯踢，所以要等波圖歐聯分組賽第三，先有機會馬賽對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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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結論，我正式畢業、正式登出臺大，剛拿到熱騰騰的畢業證書。

行人寥寥，樹影搖曳，再次回首臺大校園，感懷流年似水，六年時光就在聲息中飛速而過了。今天終於拿到畢業證書，心中才較為踏實了。這年來為了學業奔走，日夜孜矻，莫敢自遑。不能說有多少智識上的長進，但收穫頗豐，學術上的產出和軼事趣聞，讓人感到美麗而安穩。是較人虛長幾歲，但也不算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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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幸運，能在二十三歲的尾巴拿到第四個臺大學位、第二個臺大碩士，要談客家精神，大概已經發揮極致，畢竟只繳兩份學費。過程就像買菜送蔥，知識也讓人恬淡、平靜、滿足。除了份內的事，我也和師長同學有些著作，目前期刊一篇、研討會三篇，至於努力中的還有兩三個。回首過往，至少不是混過來的，但求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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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年來也遇到許多困難險阻，但幸有貴人相助，我銘感五內。雖然研究所雙主修制度推出三載，所辦、研教組和圖書館卻沒有預期到有人可以在制度內達標，從學分認定、畢業考試申請，到論文繳交，都是經過密切聯繫，想出解決方案。他們替我排除萬難，我點滴在心。剛從研教組職員手中慎重地接過證書，「你是臺大第一個喔，恭喜。」比起頭銜和證書本身，以經驗譜寫歷史，參與制度臻善，其實更令人滿足自信。希望後繼的學生，走的比我順利、比我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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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臺北六年，誠要感謝爺奶父母及親族照拂，舅舅舅媽安置，讓我毫無後顧。倘若有聲名、有令譽，我要將一切獻于爾等。研究所兩年，我非常感謝恩師宏浩的知遇，他嚴格正直、真誠自然，不吝給予指教，我學到很多，是我大學四年所遠遠不及。此外我在師門也悠遊自在，老師除了指教，也願意給我各種支持和關照，讓我見名於共著期刊，首現SCI是莫大的榮典，我不勝感激，師恩難報。還有朋友、同學及愛人在精神上的扶助，同樣也是莫大的鼓舞，我亦是心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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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修論文煩躁，偶爾看奧運消息，令人振奮，國人無不為之喝采，選手的沈澱與積累，著實不易。但比起能夠分高下、競輸贏的場合，學術生活可能就沒法那麼熱血，甚至還有些枯燥。宏浩師曾經跟我說，學術做得好，你越要忍受孤寂。到頭來能跟你聊上話的，可能真沒幾個。相較萬眾矚目的威武，學術的競逐更像燃燒自己、創造知識，在幽冥中護持青燈，於黑暗裏匍匐前行。這種使命感無法獲得普羅大眾的共鳴，但於自我成就上，同樣具有豐富的建設性，精神已然十分富足。因此，看奧運也成為另一種鏡射，使我鞭策自勵。很高興在東奧結束前，碩士生涯也告一段落，不過研究生涯卻不會因此中輟。很喜歡做實證，不只因為實證可以玩玩資料、代代模型。實證是用積極的方法，做入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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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段掌故，校長張伯苓找經濟系主任何廉辯論，他詰問何廉：「為什麼要建立這些商品的價格指數？你可以了解什麼？」何認為，透過價格指數的建構，有助於中國的科學建設。張伯苓卻批評，這樣的做法無疑是「用顯微鏡找大象」。在張的語境下是批評，我卻認為，「用顯微鏡找大象」就是學術的精神、學術的態度。用嚴謹細膩的方法，去探究看似無疑的問題。胡先生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大抵如是。更況民生商品是一個入世問題，要了解中國百業趨勢，價格指數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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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這個故事，其實與我的論文有關，做的是農地價格指數。我與老師協力，利用配對法和Lasso，共同提出一個建構農地價格指數的新方法。農地價格指數在臺灣鮮有所見，我們的研究在方法上也解決了選樣偏差、特徵眾多所造成的多重共線性等等。在農地方面，無疑是大的斬獲、好的貢獻。我國歷來重農桑，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慎重地、小心地回答了。能夠參與如此神聖的事，我戒慎、感激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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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順遂可期，而學術的過程中本身就充滿痛苦。這幾年來，我很能感同深受。但「學術溺水」實難透過求助收效，我唯一意識到的是，只有自己能夠真正幫助自己。直言之，自我排遣是研究生生活中的要事。雖然領域是計量經濟，文本中矩陣、算式、表格遠多於情感豐沛的文字，但人文的精神不能偏廢。我很感激，在這段時間裡，董橋小品相伴，陳之藩和周作人的散文也在一旁，高陽小說引人入勝，他們為我注入精神活水，是沛然莫之能禦的。此外，有珍饈美酒左右，也令人飽滿幸福。林語堂喜歡吃香港鏞記燒鵝，甚至為他題寫菜單。胡適熱愛馬丁尼，他有自己的秘方。老民國的金絲眼鏡高高穩穩地架在鼻翼上，一身鐵灰白柳西裝，案前不放筆墨紙硯，而是佳餚一桌瓊漿一壺，處處顯露學者的講究、學者的體面。我也好吃，愛肥前屋、吃麵屋武藏，享用浙菜必點韭黃鱔糊，點心要福州芋泥和布朗尼。偶爾也下廚，烹角煮、燒獅子頭，雖然無關學術，卻同樣在漫長的征途裏平添不少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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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幸運，自己境遇好、運氣好，讀書可以讀的多，朋友交的雅。早歲得公器得頭銜，活到24歲還算不賴。董橋自謙坐穩一個又一個位子，那是僥倖，不是才情。不過董公是真實力，而我的情況大抵如前。最重要還是感謝所有協助我的親族師長、同僚與友朋，我永矢弗諼，只是暫時無以報厚恩，人生旅途再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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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未來的規劃，可能先遷西湖鴨母嶺，安頓一番。承蒙恩師垂愛，我會續任研究助理，繼續完成未竟的研究。沒意外的話年底會先做兵，其他的事可能就走走看看。疫情可怖，卻也留給我時間想想，可能也不全然壞事。早歲許身公共事務，後來才漸漸覺得底子太薄、本領太小，政治工作是需要精密的計算而非算計。大衛伊斯頓對於政治的定義是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如果不先學好計量、學好數學，其實也是忝居所司，令人惴慄。不過，學優才有資格分配，這是橫亙中外之理。薩伊德把知識分子刻畫的很清晰，他不斷強調知識份子的應該具有「良知」，也要和權威對抗，致使知識份子具有邊緣性。這種想法實與傳統相若，政治是推己及人，大概就是「君子不匱，永錫爾類」。無論身在何處，都要精進智識、懷抱溫柔，繼續影響周遭的人，這是我時刻提醒自己的。此一矜持，近來歲月格外受用。我的研究生生涯就要告一段落，黨代表也面臨卸任，由衷希求於此之際，同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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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疫情當前，首要是多保重自己，願神恩能永顧，祈使體膚長健，萬事安康。謹守防疫規定之外，也別忘了幽默感，偶而逾矩的言詞、煽情的畫面也非不可，不要悶壞氣壞才好。話說多了，再講下去，可能要比我論文篇幅還長。總之我們還會再會，願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相遇，成為照耀幽暗的微明，繼續邁步，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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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在辛丑孟秋
筆于福州山麓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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