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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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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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文集《靠岸》第八章 心中的山

山說 雲動鳥動人動
總要有些什麼不動
才會讓旋轉飛舞的你們
找得到家
～隱地，《山說》。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一座山。一座可以標的的山；一座可以仰望的山；一座可以依靠的山；一座可以指引回家之路的山。

那怕跋山涉水，攀山越嶺，那怕背山帶水，迴山轉路，那是座心中的山，矗立在故鄉的那一端，無論你離了多遠，回頭仍能望見那疊嶺層巒的蒼翠；無論你離了多久，它仍能在夢裡回到眼前，一如你未曾遠離。

那麼，對父親來說，一個在17歲時，隨著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到台灣的漁民之子，那座仍時時在夢裡呼喚的不動之山在哪呢？那座可以指引返鄉之路的山，究竟是什麼樣的山呢？在那段天翻地覆、顚沛流離的戰亂年代，豈止是雲動、鳥動、人動，除了不動的島和遺留的記憶，整個世界都在移動，年少的父親，只能帶著滿腔的愁苦，揮別了他的出生地－大陳島，飄洋過海，隨軍來到台灣，重新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光陰如白馬過隙，一甲子的歲月，倏忽而逝，垂垂老矣的父親，不知何故，經常在夢裡回到那座出生之島，慈祥的曾祖母、操作船帆的祖父、背他上學的長工、通風報信的海盜、私塾的老師、青梅竹馬的玩伴，一一在夢境裡迴旋流轉；而壯闊的落日景色、夜空的滿天星斗、海面的皎潔月光、波光粼粼的海上如搖籃般輕輕飄盪的竹筏舢船，一幕幕、一景景，竟格外清晰地在每晚的夢境呈現，父親在山嶺、林間、溪徑、海濱，以及狂風呼嘯的風裡，奮力奔跑、盡情跳躍，最後，他遠遠望見一處山崖上，有棟二層建築的樓房，在落日的餘暉中，映出悠長的影子，那正是父親的家，無論雲動、鳥動、人動，無論天搖地動、地裂山崩，那個家始終紋風不動，夜夜在父親的夢裡，靜靜與父親對望著，人世的滄海，歲月的桑田，都被摒除到夢境之外了。

原來，那個家，正是父親心中的那座山。

父親在上大陳島的家，就座落靠海的小山崖上，推開向南的前門，在眼前展開的，是一片碧藍的海洋，雲朵悠閒地飄過，浪花拍擊著海岸，千帆點點，海風陣陣，帶著鹹味的空氣，隨著呼吸，充填在父親的胸臆之間，時不時挑動著父親思鄉的情懷。

站在山崖往前眺望，與上大陳島僅一水之隔的下大陳島，以臥龍之姿，橫陳在藍色的海面上，披覆一身蒼鬱的林木，呑吐著日月的風華。散佈在周圍大大小小的島礁，日復一日數落著潮汐，發出喧騰的聲音，獨獨這島，卻像入定之僧，又像沈睡了千年的龍，無論朝代多少更迭，抑或人事如何變遷，總也喚不醒，這座從天上遺落人間的仙島。

「那是一間二層樓、石牆瓦頂的獨棟樓房，以台灣的算法，一層大約有八十坪吧！二層就差不多一百六十坪。當初改建時，很多木料和花崗石，都還是從大陸專程運來的。」父親回憶說：「我們家門前還有一塊很大的曬穀場，不論是曬穀、醃魚、曬鰻魚乾、做大陳年糕，一年四季，總見長輩和長工們，在這塊地上穿梭忙碌。」

在當時的上大陳島，像這樣二層樓的房子，以現代人的評價，可謂是超級「豪宅」了，因為大部分居民住的都是石頭堆砌、茅草覆頂的簡陋平房，絕少有蓋到二層樓的房子。然而這座在當時人眼中的大宅邸，全家人所分配到的住居空間，卻不寬綽，不只是因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親以及父親三個姊妹、四個弟弟，一家十來口都住在裡面；而宅內大半空間，還得要用來堆放草穀、各種農漁具、搗米的石臼、釀酒的罈子、醃製的魚菜等等；尤當國共戰事緊迫時，羅家這棟踞高面海的二層樓房，更成了後來國軍借住、設指揮所的最佳選擇。

「剛開始是游擊隊，也就是反共救國軍來我們家借住。」父親說。

1949年前後，國民黨戰事失利，國民政府撤遷台灣，部分國軍兵力佈署於舟山群島、大陳列島等江浙沿岸島嶼，有一些地方的游擊隊組織，配合國軍軍事活動，襲擾共軍。

祖父羅啓明和一些游擊隊的頭目熟識，每當他們來大陳島進行補給休整時，熱情好客的祖父，便主動邀請他們暫住在家中，祖父總是把一樓的客廳讓出來，十多位游擊隊員便在客廳打地鋪，並且由祖母負責打理他們的飲食起居。

1950年4月，海南島淪陷，5月，中共第三野戰軍對浙江舟山群島發動總攻，在喪失制空權的12萬國軍被迫撤離舟山群島，而其中一部分的軍隊，就轉進到大陳島。

此時的大陳島，成了國軍在浙江沿海的唯一據點，戰略位置更為突顯。1951年6月，胡宗南被派來大陳島，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翌年，國民政府在大陳島設立「浙江省政府」，胡宗南親任省長，國軍正規軍第67軍也調防大陳島，於是這個總面積僅1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島，軍民合計人口竟達36000人之譜，幾乎是1：1的比例。由於軍營宿舍不足，島上家家戶戶，幾乎都分配軍士官兵借住，整島重要的地理位置，也都架起砲台、拉起鐵絲網、構築防禦工事，在可能被搶灘的海岸，甚至還埋下地雷，處處皆見荷槍實彈的士兵巡邏守衛，一股戰爭即將爆發的肅殺氛圍，籠罩了整個大陳島。

自從國軍主導了整個大陳島的防務，羅家的「豪宅」再次被相中徵用。

「游擊隊每次來家裡，也只借住一樓的客廳，一樓的房間還是我們使用，而且為時不久，國軍則把整個一樓都佔用了，包括我在一樓的房間也讓出來，全家人都被趕到二樓住。」父親說：「但和游擊隊十幾個人在家裡打地鋪不同的是，國軍進駐家裡的，只有五、六個似乎是重要軍職的軍官，他們還在一樓做了簡易的隔間，既充當宿合，也當做辦公廳使用。」

父親因當時正值年少，眼見家裡被軍官長期佔用一事，非常氣憤，加上一家十來個人擠在二樓，生活起居難免會發生聲響，而小孩子打鬧嘻笑，也會發出擾人噪音，住一樓的軍官若覺吵雜，還會生氣罵人。有一次，父親實在氣不過，便把二樓的樓板撬開了一個洞，故意把二樓的灰塵與垃圾掃進洞裡，弄得一樓烏煙瘴氣。

「你幹什麼這樣？」樓下的一位軍官被父親的舉動惹惱，大聲喝斥。

「那你幹什麼佔我們的家？」父親反嗆回去。

那位軍官大概不想和小孩子計較，也就沒多說什麼，只是氣呼呼地走到房外抽菸去了。

其實軍官佔住家門的日子，也不全然只有衝突面，一來住久了也就熟了；二來，不高興也不能怎麼樣，只能彼此包容，努力和平共處。

於是隨著共處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父親漸漸調適自己的心態，開始能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家被佔用的事。

「有幾位軍官對我其實也不錯，他們住進家裡來以後，也帶來了一些新鮮有趣的事物，許多東西，像我這種封閉在小島上的小土包子，一輩子都沒看過。」父親說。

有位軍官就在他的房間裡放了一台留聲機，經常播放優美的音樂，或者男音、女音唱著流行歌曲，父親對這個「會自己唱歌」的機器，感到驚奇不已，他想破了腦袋，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轉盤，放進一張圓片，然後讓一根針札著這個轉動的圓盤，盒頂上釀了金屬大喇叭花的東西，就會唱出好聽的歌。

那位軍官曾經耐心地向父親說明留聲機會唱歌的原理，但不管怎麼解釋，父親就像鴨子聽雷一樣，完全無法理解，只當這台機器是被施了魔法一般。多年以後，父親到了台灣，曾有一段時間，他到台北打了三年的零工，雖然沒存多少錢，卻硬生生買了一台留聲機，日日把玩觀賞，這幾近他人生中最奢侈的出手，就是少年時對留聲機存在的新奇印象，有很大的關連。

而另一樣讓父親覺得像是外星球產物的，就是腳踏車。

「叔叔，這是什麼東西？」父親第一次見到停在家門的腳踏車時，忍不住好奇心，詢問一旁的軍官。

「這是腳踏車，可以騎著它到處走！像騎馬一樣！」軍官笑答。

「你騙我，這東西只有二個輪子，一坐上去就會倒，立都立不直，怎麼可能騎著它到處走？」父親不相信軍官的話。

「那我騎給你看吧！」家門口是一個偌大的曬穀場，軍官立刻跨上腳踏車，在曬穀場繞起圈子。

父親看得瞠目結舌，他不明白，是怎麼樣的機械原理，讓只有二個輪子的車保持平衡？這種驚訝的心情，等同於我們現今若在路上遇見變型金鋼一樣的驚異吧！

軍官本想讓父親學騎看看，但年少的父親，根本就不敢碰觸這個像機械怪獸的東西，直到後來去了台灣，才終於學會騎腳踏車。

「還有一次，我在削地瓜時，不小心把手指上的一大片肉削去了，當場血流如注，痛得不得了，當時住在家裡的醫務官，立刻用碘酒幫我消毒包紮！」父親歷數記憶中的往事：「那時候，不只國軍來到島上，也來了一些美軍。他們開山挖路，協助國軍構築防禦工事。」

在當時，美國確實有以「西方公司」的名義，協防大陳島。在上大陳島，美軍駕駛開山機到處挖山開路，羅家有一大片田，從山頂到海邊，是一梯一層的梯形田，那是曾祖父羅洪亮費了多年心力開墾出來的，美軍開山機在山頂拓路時，大堆大堆的爛泥亂石都往山下推落，一整個壓壞了這片從曾祖父時代就開墾出來的農田，後來家裡再無人力進行整田，只能任其荒廢。

「不像台灣現在，什麼事都可以抗議，什麼事都要求補償，那時候，田地被壓壞會很心疼，也很生氣，但淳樸的民眾，也只能默不作聲地概括承受。」父親嘆息。

美軍有時還會駕駛運補機在島上空投白米、彈藥、醫療用品等物資，其實當時海上運補並沒有問題，這些空投任務，可能只是為了訓練所需，只是空投的物資滿天飛拋，時而壓毀農作物、砸壞室外的生活器具以及民家的屋頂，像羅家的屋頂，就曾被美軍的空投箱子，砸破一個大洞，嚇壞一屋子的人。

不過，這些空投的物資，帶來給島上居民的，並非全是壞事，父親的兩個弟弟，有一次就檢到一整箱機關槍子彈，二個人把整箱彈藥抬到美軍基地，換了一堆糖果回來，開心極了。

有時候，小朋友非常調皮，撿到子彈並沒有送還，而是把子彈的彈頭拔出，將火藥倒在地上，累聚成小塔狀，點火看它轟然爆燒，像過年放煙火一樣。也有一些米糧在空投時括破了包裝，白米散落一地，看到的老百姓會一擁而上，爭相撿拾地上米粒，回家熬粥，一家人吃一頓噴香的米飯，在當時窮困的大陳島，可是件奢華的事。

父親娓娓道來和大陳島駐軍互動的往事，說到興起，雙手不斷在空中比劃飛舞，而他左手食指上，一個隆起的疤瘤清晰可見，那正是當年父親在削地瓜削傷的手指，醫務官幫他止血包紮後，仍留下終生的疤痕。

這個在父親左手食指上隆起疤痕，約莫一公分長寬，像顆時光膠囊一樣，依附著父親的手指，每當父親打開這顆膠囊，年少的回憶如江河湧出，恍如昨日般，歷歷在目，點滴心頭。

這幾位軍官在羅家一直住到1955年2月大陳島撤退。

「他們終於離開了這個家，只是，我們也離開了。」父親說。

「那棟二層樓房的家，後來怎麼樣了？」我問父親。

「不知道，我沒回去大陳島過，但聽曾回去的老鄉說，那房子已經被拆掉，什麼都沒留下了。」父親落寞地說。

樓房雖然拆了，記憶仍在；人雖然離了，島卻屹立不搖，而父親的心中之山，猶然佇立上大陳島的那片山崖上，並時時在父親的夢裡呼喚著，指引回鄉的路。

懷鄉文集《靠岸》第八章 心中的山

山說 雲動鳥動人動
總要有些什麼不動
才會讓旋轉飛舞的你們
找得到家
～隱地，《山說》。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一座山。一座可以標的的山；一座可以仰望的山；一座可以依靠的山；一座可以指引回家之路的山。

那怕跋山涉水，攀山越嶺，那怕背山帶水，迴山轉路，那是座心中的山，矗立在故鄉的那一端，無論你離了多遠，回頭仍能望見那疊嶺層巒的蒼翠；無論你離了多久，它仍能在夢裡回到眼前，一如你未曾遠離。

那麼，對父親來說，一個在17歲時，隨著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到台灣的漁民之子，那座仍時時在夢裡呼喚的不動之山在哪呢？那座可以指引返鄉之路的山，究竟是什麼樣的山呢？在那段天翻地覆、顚沛流離的戰亂年代，豈止是雲動、鳥動、人動，除了不動的島和遺留的記憶，整個世界都在移動，年少的父親，只能帶著滿腔的愁苦，揮別了他的出生地－大陳島，飄洋過海，隨軍來到台灣，重新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光陰如白馬過隙，一甲子的歲月，倏忽而逝，垂垂老矣的父親，不知何故，經常在夢裡回到那座出生之島，慈祥的曾祖母、操作船帆的祖父、背他上學的長工、通風報信的海盜、私塾的老師、青梅竹馬的玩伴，一一在夢境裡迴旋流轉；而壯闊的落日景色、夜空的滿天星斗、海面的皎潔月光、波光粼粼的海上如搖籃般輕輕飄盪的竹筏舢船，一幕幕、一景景，竟格外清晰地在每晚的夢境呈現，父親在山嶺、林間、溪徑、海濱，以及狂風呼嘯的風裡，奮力奔跑、盡情跳躍，最後，他遠遠望見一處山崖上，有棟二層建築的樓房，在落日的餘暉中，映出悠長的影子，那正是父親的家，無論雲動、鳥動、人動，無論天搖地動、地裂山崩，那個家始終紋風不動，夜夜在父親的夢裡，靜靜與父親對望著，人世的滄海，歲月的桑田，都被摒除到夢境之外了。

原來，那個家，正是父親心中的那座山。

父親在上大陳島的家，就座落靠海的小山崖上，推開向南的前門，在眼前展開的，是一片碧藍的海洋，雲朵悠閒地飄過，浪花拍擊著海岸，千帆點點，海風陣陣，帶著鹹味的空氣，隨著呼吸，充填在父親的胸臆之間，時不時挑動著父親思鄉的情懷。

站在山崖往前眺望，與上大陳島僅一水之隔的下大陳島，以臥龍之姿，橫陳在藍色的海面上，披覆一身蒼鬱的林木，呑吐著日月的風華。散佈在周圍大大小小的島礁，日復一日數落著潮汐，發出喧騰的聲音，獨獨這島，卻像入定之僧，又像沈睡了千年的龍，無論朝代多少更迭，抑或人事如何變遷，總也喚不醒，這座從天上遺落人間的仙島。

「那是一間二層樓、石牆瓦頂的獨棟樓房，以台灣的算法，一層大約有八十坪吧！二層就差不多一百六十坪。當初改建時，很多木料和花崗石，都還是從大陸專程運來的。」父親回憶說：「我們家門前還有一塊很大的曬穀場，不論是曬穀、醃魚、曬鰻魚乾、做大陳年糕，一年四季，總見長輩和長工們，在這塊地上穿梭忙碌。」

在當時的上大陳島，像這樣二層樓的房子，以現代人的評價，可謂是超級「豪宅」了，因為大部分居民住的都是石頭堆砌、茅草覆頂的簡陋平房，絕少有蓋到二層樓的房子。然而這座在當時人眼中的大宅邸，全家人所分配到的住居空間，卻不寬綽，不只是因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親以及父親三個姊妹、四個弟弟，一家十來口都住在裡面；而宅內大半空間，還得要用來堆放草穀、各種農漁具、搗米的石臼、釀酒的罈子、醃製的魚菜等等；尤當國共戰事緊迫時，羅家這棟踞高面海的二層樓房，更成了後來國軍借住、設指揮所的最佳選擇。

「剛開始是游擊隊，也就是反共救國軍來我們家借住。」父親說。

1949年前後，國民黨戰事失利，國民政府撤遷台灣，部分國軍兵力佈署於舟山群島、大陳列島等江浙沿岸島嶼，有一些地方的游擊隊組織，配合國軍軍事活動，襲擾共軍。

祖父羅啓明和一些游擊隊的頭目熟識，每當他們來大陳島進行補給休整時，熱情好客的祖父，便主動邀請他們暫住在家中，祖父總是把一樓的客廳讓出來，十多位游擊隊員便在客廳打地鋪，並且由祖母負責打理他們的飲食起居。

1950年4月，海南島淪陷，5月，中共第三野戰軍對浙江舟山群島發動總攻，在喪失制空權的12萬國軍被迫撤離舟山群島，而其中一部分的軍隊，就轉進到大陳島。

此時的大陳島，成了國軍在浙江沿海的唯一據點，戰略位置更為突顯。1951年6月，胡宗南被派來大陳島，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翌年，國民政府在大陳島設立「浙江省政府」，胡宗南親任省長，國軍正規軍第67軍也調防大陳島，於是這個總面積僅1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島，軍民合計人口竟達36000人之譜，幾乎是1：1的比例。由於軍營宿舍不足，島上家家戶戶，幾乎都分配軍士官兵借住，整島重要的地理位置，也都架起砲台、拉起鐵絲網、構築防禦工事，在可能被搶灘的海岸，甚至還埋下地雷，處處皆見荷槍實彈的士兵巡邏守衛，一股戰爭即將爆發的肅殺氛圍，籠罩了整個大陳島。

自從國軍主導了整個大陳島的防務，羅家的「豪宅」再次被相中徵用。

「游擊隊每次來家裡，也只借住一樓的客廳，一樓的房間還是我們使用，而且為時不久，國軍則把整個一樓都佔用了，包括我在一樓的房間也讓出來，全家人都被趕到二樓住。」父親說：「但和游擊隊十幾個人在家裡打地鋪不同的是，國軍進駐家裡的，只有五、六個似乎是重要軍職的軍官，他們還在一樓做了簡易的隔間，既充當宿合，也當做辦公廳使用。」

父親因當時正值年少，眼見家裡被軍官長期佔用一事，非常氣憤，加上一家十來個人擠在二樓，生活起居難免會發生聲響，而小孩子打鬧嘻笑，也會發出擾人噪音，住一樓的軍官若覺吵雜，還會生氣罵人。有一次，父親實在氣不過，便把二樓的樓板撬開了一個洞，故意把二樓的灰塵與垃圾掃進洞裡，弄得一樓烏煙瘴氣。

「你幹什麼這樣？」樓下的一位軍官被父親的舉動惹惱，大聲喝斥。

「那你幹什麼佔我們的家？」父親反嗆回去。

那位軍官大概不想和小孩子計較，也就沒多說什麼，只是氣呼呼地走到房外抽菸去了。

其實軍官佔住家門的日子，也不全然只有衝突面，一來住久了也就熟了；二來，不高興也不能怎麼樣，只能彼此包容，努力和平共處。

於是隨著共處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父親漸漸調適自己的心態，開始能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家被佔用的事。

「有幾位軍官對我其實也不錯，他們住進家裡來以後，也帶來了一些新鮮有趣的事物，許多東西，像我這種封閉在小島上的小土包子，一輩子都沒看過。」父親說。

有位軍官就在他的房間裡放了一台留聲機，經常播放優美的音樂，或者男音、女音唱著流行歌曲，父親對這個「會自己唱歌」的機器，感到驚奇不已，他想破了腦袋，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轉盤，放進一張圓片，然後讓一根針札著這個轉動的圓盤，盒頂上釀了金屬大喇叭花的東西，就會唱出好聽的歌。

那位軍官曾經耐心地向父親說明留聲機會唱歌的原理，但不管怎麼解釋，父親就像鴨子聽雷一樣，完全無法理解，只當這台機器是被施了魔法一般。多年以後，父親到了台灣，曾有一段時間，他到台北打了三年的零工，雖然沒存多少錢，卻硬生生買了一台留聲機，日日把玩觀賞，這幾近他人生中最奢侈的出手，就是少年時對留聲機存在的新奇印象，有很大的關連。

而另一樣讓父親覺得像是外星球產物的，就是腳踏車。

「叔叔，這是什麼東西？」父親第一次見到停在家門的腳踏車時，忍不住好奇心，詢問一旁的軍官。

「這是腳踏車，可以騎著它到處走！像騎馬一樣！」軍官笑答。

「你騙我，這東西只有二個輪子，一坐上去就會倒，立都立不直，怎麼可能騎著它到處走？」父親不相信軍官的話。

「那我騎給你看吧！」家門口是一個偌大的曬穀場，軍官立刻跨上腳踏車，在曬穀場繞起圈子。

父親看得瞠目結舌，他不明白，是怎麼樣的機械原理，讓只有二個輪子的車保持平衡？這種驚訝的心情，等同於我們現今若在路上遇見變型金鋼一樣的驚異吧！

軍官本想讓父親學騎看看，但年少的父親，根本就不敢碰觸這個像機械怪獸的東西，直到後來去了台灣，才終於學會騎腳踏車。

「還有一次，我在削地瓜時，不小心把手指上的一大片肉削去了，當場血流如注，痛得不得了，當時住在家裡的醫務官，立刻用碘酒幫我消毒包紮！」父親歷數記憶中的往事：「那時候，不只國軍來到島上，也來了一些美軍。他們開山挖路，協助國軍構築防禦工事。」

在當時，美國確實有以「西方公司」的名義，協防大陳島。在上大陳島，美軍駕駛開山機到處挖山開路，羅家有一大片田，從山頂到海邊，是一梯一層的梯形田，那是曾祖父羅洪亮費了多年心力開墾出來的，美軍開山機在山頂拓路時，大堆大堆的爛泥亂石都往山下推落，一整個壓壞了這片從曾祖父時代就開墾出來的農田，後來家裡再無人力進行整田，只能任其荒廢。

「不像台灣現在，什麼事都可以抗議，什麼事都要求補償，那時候，田地被壓壞會很心疼，也很生氣，但淳樸的民眾，也只能默不作聲地概括承受。」父親嘆息。

美軍有時還會駕駛運補機在島上空投白米、彈藥、醫療用品等物資，其實當時海上運補並沒有問題，這些空投任務，可能只是為了訓練所需，只是空投的物資滿天飛拋，時而壓毀農作物、砸壞室外的生活器具以及民家的屋頂，像羅家的屋頂，就曾被美軍的空投箱子，砸破一個大洞，嚇壞一屋子的人。

不過，這些空投的物資，帶來給島上居民的，並非全是壞事，父親的兩個弟弟，有一次就檢到一整箱機關槍子彈，二個人把整箱彈藥抬到美軍基地，換了一堆糖果回來，開心極了。

有時候，小朋友非常調皮，撿到子彈並沒有送還，而是把子彈的彈頭拔出，將火藥倒在地上，累聚成小塔狀，點火看它轟然爆燒，像過年放煙火一樣。也有一些米糧在空投時括破了包裝，白米散落一地，看到的老百姓會一擁而上，爭相撿拾地上米粒，回家熬粥，一家人吃一頓噴香的米飯，在當時窮困的大陳島，可是件奢華的事。

父親娓娓道來和大陳島駐軍互動的往事，說到興起，雙手不斷在空中比劃飛舞，而他左手食指上，一個隆起的疤瘤清晰可見，那正是當年父親在削地瓜削傷的手指，醫務官幫他止血包紮後，仍留下終生的疤痕。

這個在父親左手食指上隆起疤痕，約莫一公分長寬，像顆時光膠囊一樣，依附著父親的手指，每當父親打開這顆膠囊，年少的回憶如江河湧出，恍如昨日般，歷歷在目，點滴心頭。

這幾位軍官在羅家一直住到1955年2月大陳島撤退。

「他們終於離開了這個家，只是，我們也離開了。」父親說。

「那棟二層樓房的家，後來怎麼樣了？」我問父親。

「不知道，我沒回去大陳島過，但聽曾回去的老鄉說，那房子已經被拆掉，什麼都沒留下了。」父親落寞地說。

樓房雖然拆了，記憶仍在；人雖然離了，島卻屹立不搖，而父親的心中之山，猶然佇立上大陳島的那片山崖上，並時時在父親的夢裡呼喚著，指引回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