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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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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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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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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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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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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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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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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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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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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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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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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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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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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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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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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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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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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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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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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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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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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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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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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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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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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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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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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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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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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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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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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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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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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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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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湯姆大大說出了我內心的想法。

前幾天去逛了一下和平青鳥，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建案展示間並沒有不好，原本很想說：這是個100分的行銷，只是以「書店」二字來說，我不覺得它是個及格的書店；但我今天覺得，這句話其實可以反過來說，它或許是個不及格的書店，卻是個100分的行銷。

這兩句話，就看想先說哪一句話而已，哪句話擺後面就影響了整篇文章的處理結構。但其實我想談的比重是差不多的，這兩件事情沒有好或壞，它就是一體的兩面。

前陣子(上個月)因為經歷幾場活動的關係，特別有機會跟書店從業者接觸，也啟發我對「書店」這個空間有不一樣的想法。當書店變成一種商業授權的機制，可以成為建案宣傳行銷的一部份、同時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Why Not？書店展現了它身為一種空間的價值，這是超乎以往的模式啊各位，這是早期傳統的書店所做不到的事情，但現在它可以是一種價值的呈現了，即便它只能存活短短6個月，就算是讓一般民眾為了打卡、探奇的心態而來，有何不可？有些人以前可能甚至不太逛書店的，你建立了一個讓他們願意走進來的機會，它確實就是創造了一個可能性。

只是，當天我逛完整棟書店後，產生另一面的想法是：

1. 一般書店內的陳列，都會有基本數量、平台展售，和平青鳥現場的書，以單一品項來說皆僅有一本，某種程度上比較像是圖書館，反而不像是書店。很顯然這裡的書是為了展示而存在，並非為了銷售。（我想這部份大家都知道）

2. 這導致的狀況會是——由於讀者大部份只翻讀、不購買，此種快閃店的型式，是否會造成大量退書？這對出版社的影響較小（因為單一品項只進一本，所以就算毀損，影響也不大，當做行銷展售成本是非常便宜），反而是中間涉及經銷的單位是否會有影響？倘若是依照一般寄售型式，今天只有一家快閃店可能還好，以後不小心有更多快閃店出來，大量購書後又大量退書（而且一定有部份書毀損），經銷商可能都會擔心以後到底還要不要合作了；如果接受買斷／部份型式，應該是比較有利於後續合作下去的機會（吧）。

3. 再者是選書。上次去參加複雜生活節，有幸聽到新手書店鄭大哥談書店怎麼選書。他說到不管是獨立書店、還是連鎖書店，最基本的事情其實還是在於選書，也就是你有沒有辦法為平常會來這家書店的人，提供他們會需要、也會喜歡的類型。我以前雖然隱約知道這個道理，不過當天被點醒以後才又再次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有些書店主打商業書、有些書店就是人文社科、有些書店專攻文學甚至詩集類型......簡單來說，每間書店在這個年代也都是要經營自己的「社群」。那麼，快閃書店能經營／帶動怎麼樣的社群？這些社群即便在快閃書店A結束後，能帶動到快閃書店B嗎？而這些快閃書店與在地的社區、居民的關連性深嗎？這些都還不涉及閱讀風氣啊購買啊，單純勾起連結性就好，快閃店能串起這樣的社群嗎？

但上述這些以目前情況來說，或許都是多慮了，目前可能可以確定書店搭配建商的展售中心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只是得利者目前暫時未必有辦法擴及產業整體），而未來能產生什麼樣的變革，或許就再期待看看了。

#對很多事情我常常也沒什麼答案
#謹此為記

一間書店的可能性
　
今日李志銘兄在鳴人堂發了篇書店觀察〈書店，作為「炒作房地產」的新寵？〉，我很喜歡這篇文章，無論是其批判的力度或論述的主軸，僅對於牽涉具體人物的部分　與大辣程度的標題有所保留。閱讀之後，我在臉書上也給出三個問題，這是轉貼這篇文章之前，我自己的功課：　
　
一、從書業角度看，美學型書店/地產式書店是否有益於整體。快閃型書店（於經銷與金流模式會是更大挑戰）是否可能做到有益於整體。二、一家書店的外部價值如何被彰顯。若只能透過地產機制被彰顯、乃至變現，那無可避免會成為景觀統治的一環。更進一步談，我們是否可能奪回這定價（定義一間書店的價值）的權力。三、更老的問題是，參與上述地產機制的知識菁英，是否就失去能動性。這問題的對象不只是志銘兄所針砭的，還包括最菁英、參與這機制最久的台灣建築師們。　　　
　
從拙作《文學理論倒讀》乃至於日後關於書業的一系列文字，不難找到我與城鄉所出身的志銘兄共鳴所在。以我自己的文字來敘說，建築業者主導的營建模式改造臺灣住宅形式半世紀。資本最大限度榨取勞動生產剩餘，而我們即便苦熬一生，也買不了其中一處粗糙滲漏但有著金碧輝煌名號的居所。那每一個現代性的當下，我們先是遺忘了自己的空間，而後炒房資本與政治權力合作下的都市規畫，則毀滅了每一處地方。今日，在與書業有關的地景思考中，泡沫般堆疊的地租成本，直接扼殺了街角書店（或說一樓書店）的可能；而無論是社會整體再投資的停滯（資金集中於所謂的資產股上）或是人民的困窮與幾無閒暇，都使文化相關產業成為得勒緊褲帶、燃燒理想的現實。
　
我不會走進作為建案樣品屋的和平青鳥，就跟我不會買房、無法定居、這輩子跟有室內設計的生活空間絕緣一樣簡單。青鳥的建築師選書人們，應該也不會選到我的書。但以下的我，還是要給出幾點不同的思考，甚至說是為青鳥的存在辯護了。
　
一、書業本位的思考：
志銘兄所指的美學型書店/地產式書店是否有益於書業整體？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書被展陳、只要書被銷售，它都有益於書業，而它也會直接反映在總出貨數字上，成為友善書業合作社足以運營、不可缺的百分之一。再怎麼不濟，它都不會是那種把書當裝飾壁紙的無內容貧乏場所，而所有跟書有關的事，也正一場一場在裡頭發生，甚至爆滿。
　
之前我擔心的，較是書店的時效問題，如果已知六個月即撤店，那麼期初進貨的百萬圖書，很可能就會有相當大的比例期末被退回，而屆時我們這對獨立書店友善的圖書供給方式、使任何一家城鄉書店可以成立的友善供給方式，倒過來可能會變成合作社整體物流作業上的龐大赤字。我不知道友善書業或與和平青鳥直往的出版社，在供應上有沒有採取怎麼樣的特別措施（比如部分買斷或由短期書店負擔因此增加的管銷成本），但從目前的銷售狀況來看，無論有沒有採取其他風險分攤措施（我信任合作社伙伴會思考得比我周詳），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這間短暫的書店正以相當大的能量推動新書流動，簡言之，賣掉很多的書。
　　　
二、關於書店的外部價值：
對書業有利，仍不足以構成對這家短期書店的堅實辯護。
　
一路走來我們相信的，書店之於台灣的存在，有著無法估量的外部價值；相對於那些不斷將成本外部化的大資本大企業而言，這是我們想守護書店存在的最重要理由。我的第二個思考點是，志銘文中提到的建商們，其實是看見這書店的外部價值的。只是在企業經營的路徑上，它們所見所為仍會是為這地產的泡沫堆疊服務，最終仍會複製那豪宅的高牆與牢不可破的房地產階級社會。
　
一個類似圖書定價制之於出版端的思考，針對這資本的路徑，書店能否提出解方，讓自己成為自身的定價權力者，走出不同的發展道路。
　
過去幾年的范特喜微創文化是我一直關注的。他們是一群建築人，廣義來說也是建商，但他們的操作方式遠為不同。范特喜先以資金介入一處老社區，保存街區的完整，然後主動尋找或以較低租金吸引特色商店群的進駐，乃至於扶持一家很珍貴的鐵皮屋書店。傳統的營建資本當然也想介入，周邊的房價都不知道炒過幾輪了，但我總是這麼解讀此刻台中向上市仔（這是我高中蹺課在此鬼混時對它的稱呼）一隅的地景，是范特喜乃至於新手書店的存在，保護一個老社區不被營建資本購入、圈養、推平。
　　
而在我現在每天鬼混的台北赤峰街一帶，也有些有趣的發展，書店以及特色商店群的存在，活絡了一處已沒落的舊日汽修聚落，其中也有建商資本的作用在，只是這些不同的力量有的是持有、維繫這片日治晚期建築的連棟街屋，但也有的是想使其縉紳化、地產化，未來如何此刻猶未可知。如果你也看見此間浮光書店的價值，同時，其他房東們也看到了，只是我們的量尺不同，一邊是租金、一邊只想有個地方閱讀與書寫。另一個我今年驚訝的例子是苑裡掀冊店，書店空間繼承舊日工廠，書店裡的人物本身就是在地社會運動的凝聚核，而更多在地本來就存在的文化群體、環境群體因為這凝聚核而更加茁壯，她們打造了那我本來想像不到的海線小鎮景觀，包括返鄉青年在那街角開的豆花店。（本來還有個很棒的書店惦惦是我一定會舉例的，警察眷舍保存與社區長照跟書店同時發生，但它已經消失了。）
　
我們守護書店，因為裡面的每一家書店都可能長出完全不同的樣子，即便是一家建商開設的書店，也都有這可能性存在。今日的我們或許或會對吳董事長要將誠品打造成連鎖的獨立書店不以為然，但無人會否認，舊日誠建與吳清友先生對於台灣出版的貢獻。（我尺度很寬的，大福先生也是我認為的有貢獻之人，雖然在定價制的推動上他跟我在不同的立場上，而且我愈發覺得他開著書店是為了說話與撩妹。）
　
我不知道和平青鳥的建案是什麼名字，日後會變成怎樣的建築，基地被抹平前曾有怎樣的紋理，但只要是一家書店，就有一個烏托邦的可能，那怕是最微弱的可能。它的意義還在發展中，最後可能很符合「炒作房地產的新寵」這一指稱，可是只要有閱讀的發生，只要有任何一位讀者在此遇見比如《反造城市》、《權力地景》或《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這樣的書，它就不會是上述大辣標題所能完全定義的。　
　
三、關於知識菁英的角色：
志銘兄有一段針貶的對象是，「參與響應、共同為這場品牌背書的一眾代言人」。但無論是名人效應、媒體宣傳乃至於展陳設計（文中批判為已成審美疲勞的展陳），這其實一直是出版與書業的重要技術。我這麼想像，當代的書店或出版先是一種氛圍（也是一種泡泡），走進之後才是光，翻開之後才可能抵達家園。代言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參與者是否意識到背後的資本結構與地產機制，他如何反身自處。
　　　
志銘兄所指的蔦屋書店、文心藝所、和平青鳥，是與建商不同程度的合作案例，但這程度之別也同樣可以讓我們來衡量，其他文化場域裡的營建資本關連。我指的是，林榮三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們，或者忠泰美術館展陳的藝術，它們是否也適用同樣的標準來批判呢。這麼討論不是要拉更多文化標的或文化人下水，而是提醒，我們衡量一個人的，應是他的作品、他的行為、他的影響，而不是只有他與資本的距離。有年跟移民工運動走得較近，總想著這家房仲公司或那家電子大廠的環境與人權記錄，真的沒問題嗎？好險找資金的事都是張正負責，其他難事有其他伙伴負責，我只要負責亂想與傲嬌就行了。（多傲嬌呢，比如說成事第二日立刻發文退出和碩群組。）而說到底，在「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這條憲法空文被真正實現之前，如果有家建商願意在城鄉地帶投資一家書店，或有一位名人能連結到營建資本投資於書業整體，我都會是支持的。
　
早期職業之故，我關注的（或者說又愛又恨的～）的知識菁英是另外一群，他們是在這建商營建環境中最頂尖的一批建築人們。愛的是在如此大環境中他們猶有創造性的突破，或者在教學領域上建樹無數，恨的是絕大多數的他們，都無法拒絕這資本結構與地產制度，他們所教育出來的，仍然得一批批成為建商美學的圖章。二零一三年那本書裡有一段是寫給他們的：　　　
　
❝再說一次，建築已死，是資本決定了地景。當建築人對平價或銀髮住宅等議題已失去了聲音，當農地開發可以被包裝成國際競圖的學界盛事，當大師作品在街道裡再現出階級區隔的高牆，我們這都市裡豪宅的貧乏，我們這郊野間農舍的虛假，我們無動於衷的沉默，就會是臺灣建築的實相所在。這是我認為建築人該揭露的真實，這就是我們該以美學來否定的體制。❞
　
很長一段時間，建築師是台灣最具有文化資本的群體，許多的著作出版也值得追逐，文心藝所的選書人中，就有許多我熟悉的建築人物。看到他們，我一方面不免會想笑，你們還真是喜歡評圖這位子啊，連書也要像擺模型一樣菁英評選一番；但另一方面，我其實更願意正面期待他們，如同期待每一家書店的可能性。下來玩吧，不要只居於資本圍塑的光鮮廟堂，歡迎你們的參與，到每一個社區每一處在地，你們可以設計的、可以營造的、可以調度資金來實現的，是人與書的空間、是有機的建築、是地方的再創造、是與過去及未來的生命連結。可以的。
　
不要是建商的書店，也不要只是建築的書店，就來建築書店，就來建築一間書店，實踐所有的可能吧。
　
　　
#我不是在浮光工作而是在浮光裡工作
#這篇開權限吧，湯姆致書業的伙伴
#感謝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的每一位

五月份觀影閱讀紀錄

這個月破天荒不以某張電影劇照來作代表，而是決定用了一張照片替代，原因其實不是這個月不看電影了，而是關於電影，越想越困惑，所以想來談談這個困惑的過程。

常常聽人家說：人生就像是一場電影，電影就像人生。以前的我頗為贊同這樣的一句話，因為電影中的情境某種程度上呈現了生命中的真實，而人生的轉折某種程度上也就如同電影一般，讓人感到驚奇不已。於是乎人生與電影在人們的討論中似乎成了某種互文，又或者說是某種模糊的統一概念。不過回過頭來，重新審視自己這些日子以來在觀影當下所面臨的困惑，或許也是某種程度上切割電影與人生的過程。我想以此為戒，並試著將電影與人生互相的瀝出來，重新認識各自的特性，看清楚它們的異同，或許這樣才有機會真正的認識他們，然後從困局中走出來。

照片是前先日子在東京拍的，地點是在原宿附近，然後在按下快門的當下，我想起了兩件事情。第一是白先勇在《紐約客》中所說的自由，第二是快門是如何殺死時間而留住真實。白先勇說他身在紐約，在人來人往的都市中，突然感受到一股無人理會的自由，但我不禁質疑，人類的本質是否真的疏離，而嚮往這樣的自由，還是這種自由只是某種自以為是的灑脫。但如果站在電影的立場來說，或許這樣的說法會更容易成立一些。希區考克說：「是人都愛偷窺，這是我們的天性」。人們如果要達成窺視的條件，首先便是要先建構起自己與周遭的相對疏離，而藉著這樣的疏離，進而把被觀看的物體凸顯出來，自己則躲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恣意地觀賞。而攝影、電影的發明似乎合理化了這樣窺視的慾望，所以我們喜歡看電影，喜歡拍照，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滿足的我們的窺淫癖，藉由看一些我們熟悉的感到共鳴、或看一些我們得不到的屆此假裝擁有。而也因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不滿足，心靈上對於擁有的迫切需求，對於新奇事物的好奇，所以我們看電影，我們身陷其中。

但如果依循這樣的邏輯看來，或許說電影呈現了真實便會出現些許問題。因為我們與電影之間本質上是疏離的，而既然是疏離的，便代表著兩者之間存在著差異，那麼也就是說這些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想像中的真實」其實與真實之間仍有落差。而好的電影與壞的電影在這裡就很輕易的被區分了，因為他們在情感上有所斷裂，而既然不能完全的說服人電影中所呈現的事情為真，那又要如何讓人認同呢。

在過去，攝影所標示的決定性的瞬間能夠信服於人，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相信在快門與光圈的隨機組合中能夠擷取時間的片段，並將這些瞬間留下來。而也因為是「擷取」，所以我們相信這些影像的真實性。但隨著科技的遞嬗、媒體的發展，這樣簡單的信任關心開始被挑戰、關於影像是否真實的議論也一再被提出。因為縱使是擷取，但依然不包含一個整體，而只是片面的呈現。因此在許多紀錄片中看到這樣的討論、如何激進的去衝擊攝影這樣本質上的限制，變成了一個亙古不變的問題。然後我就發現到，過往我對於看電影的困惑，其實在某些情況之下是對於所接收之影像與情感的真實與否感到懷疑。舉例來說，對於《年少時代》的叨叨絮絮、漫長跨度無法忍受，但看到《我們為什麼溜滑板》時卻感到不已。之所以會這樣的理由，或許是我面對《年少時代》時便假定它是被設計出來的劇情片，為了呈現出某中他想像中的真實而被拍攝出來，至於面對《我們為什麼溜滑板》則是因為他「真實」的影像而被暗示，便較為放鬆的去接納它。

而另一個關於面對劇情片的不信任例子則是在觀看Ted Bundy的紀錄片與改編劇情片時所產生。在紀錄片中因為影片的相對真實性而被說服，面對超乎常理的劇情時因此震驚。然而這樣的震驚到了改編劇情片時卻蕩然無存，因為在熟知邦迪案的來龍去脈的情況下，看到了劇情片片面的呈現，不免更近一步對於該影片的意圖產生質疑。究竟影片的目的只是想要將真實事件進行影像再現轉化，還是想要藉由這些影像的並置而產生某種道德上的結論我並不清楚。而如單就《極端邪惡》一片來看，或需更趨於前者，然而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又何必拍這樣一部電影呢？我又不禁思考，然而這或許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叨叨絮絮這麼多，到最後還是沒有一個結論。總之關於電影，看得越多，便發現自己知道的太少。但不管如何

平安喜樂、感恩惜福

下個月再繼續一起看電影吧！

「電影」

箱根山 Mount Hakone (1962) ★★★☆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Memories of Matsuko (2006) ★★★★
名偵探皮卡丘 Pokémon Detective Pikachu (2019)★☆
極端邪惡 Extremely Wicked, Shockingly Evil, and Vile (2019) ★
你的臉 Your Face (2018) -
大地之歌 Pather Panchali (1955) ★★★★
大河之歌 Aparajito (1956) ★★★★
大樹之歌 Apur Sansar (1959) ★★★★
我們為什麼溜滑板 Minding the Gap (2018) ★★★★☆

「影集」
冰與火之歌 第八季 The Game of Throne (2019) ★
與殺人魔對話：泰德·邦迪訪談錄 Conversations with A Killer: The Ted Bundy Tapes (2019) ★★★☆
諾曼第大空降 Band of Brothers (2001) ★★★★★

「書」
人間失格 / 太宰治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 山田宗樹
非軍事區之北 - - 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 / Andrei Lankov

【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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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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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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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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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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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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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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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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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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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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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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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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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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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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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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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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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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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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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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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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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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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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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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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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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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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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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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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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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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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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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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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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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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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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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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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