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23日台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作家論壇之《袁哲生與邱妙津紀念論壇》

發表人：胡晴舫

題目：早夭與凋零

我活下來了。二十歲之後，每一天我醒過來，都記得那些比我提前離開的同代人。我不曾忘記這件簡單的事實：我活著，而他們皆已死去。

倖存者總是懷抱罪惡感。站在手扶梯從捷運月台上來，約會早到十分鐘發呆，過馬路等紅綠燈，生命中突然出現的時間空檔，一秒，五分鐘，半小時，風還在吹，雨沒有停，我以手掌遮住耀目的陽光，深夜一條長街，閃念為何我單獨一人站在這裡；那些花兒，他們都去了哪裡。每次發表一點文字，總畏懼面對眾人的眼光，內心惴惴不安，就像勞伯瑞福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凡夫俗子》，我小時候很喜歡因而看了三遍，我就是那名與哥哥共同經歷船難而活下來的弟弟，每當他意識到母親暗地打量他的眼神，他能感到那股冷冰冰的寒意，他懷疑，最疼愛哥哥的母親其實多麼痛恨居然是他活下來了，而不是光華四射、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哥哥，多麼希望當初大浪打過來時，跟著船隻翻覆沈入海底的人是他。結果，身強體健、善於游泳的萬人迷哥哥遭海水吞噬了，而他，這個害羞封閉、弱不禁風且泳技不佳的人卻莫名其妙逃脫了海水的魔掌，安全游回岸邊。

我與邱妙津同年，心理系的她開始提筆寫作時，外文系的我當時一心一意想要研讀戲劇電影，我們在同一校園，但活在平行線上。等我回過頭來，歸隊文學本行，邱妙津在巴黎自殺，我在台北碰到了袁哲生。當年不比網路時代，文學園地就那幾個地方，圈子文化濃重，我第一次能在所謂的文學副刊發表，就在哲生工作的自由副刊，哲生給了我一個短短一季的迷你專欄，我寫得感激，戰戰兢兢，微型小說不過幾百字，我反覆斟酌，總要磨上好幾天才肯放手，交稿給哲生。哲生不是一般文學編輯，當時他已是文學獎滿貫的大作家，他的《靜止在樹上的羊》成為年輕世代爭相閱讀模仿的作品。我寫得細，他讀得更細，就那麼幾百字，他也會認真給我評語。有一次，我為了寫出某種自以為靈氣的句型，便去掉了所有的人稱。他拿起電話，打給我，提醒我，省略的語氣看似高明，但容易文意不清，在某個特定段落的開頭，他建議我還是放回「他」這個字，不然，讀者可能一頭霧水。我武藝不高，卻自尊心極強，非常糟糕的個性。電話上，我沈默，他等了一會兒，口氣溫和地說，你不想改沒關係，就照你的意思。現在想想，以他當時的名氣、地位與權力，他完全不必容忍我一個無名小作者的任性自負。後來那批稿子集結出版，就是《機械時代》。

與哲生不同，我始終在文學圈子的邊緣打轉。我在台灣的社會化過程非常痛苦、難熬，以至於我寫了一本喃喃自語的《濫情者》。我一出校門，很快就明白自己離夢想的距離很遠。我想做的工作，想過的日子，不但與我無關，而且跟銀河系一樣遙遠。我想當的那個人，整個世界都告訴我，根本不可能。所以，與是枝裕和的《比海還深》那部電影有點不同，不用到四十幾歲，約二十五歲時我就被迫覺悟，我這個人的價值連一枝鉛筆都不如。

二十幾歲的我大部份寫作仍是投注在我的白天那份工，耗盡我全部的精力，我從寫作得不到任何滿足。我的筆是我的吃飯工具，我成了名符其實的文字工人，我滿懷的詩意都用來下標題，我對角色的想像力都放在我採訪的對象，我對文字的敬意換成一疊疊鈔票，所以我能在台北這座城市裡維持一份簡單的生活。我其實羨慕邱妙津以死亡完成了她的藝術高度，寫作對她來說已不再是終極的生命焦慮，不必再終日惶惶，不斷追尋生命的意義。我也嫉妒哲生的寫作優勢，我以為他已經寫得那樣好了，他不必再向全世界證明他能寫，在外界看來，他已是一名寫作成就非凡的優秀小說家。當然，沒人能真正明白另一個人的內心掙扎與他的生命處境。

我沒料到，哲生毅然決然選擇脫離那個人人稱羨、恨不得擠進去的文學貴族圈子，跑來加入我的町人世界。我替當時的老板去倫敦談了一本男性時尚雜誌，學弟余光照當總編輯，哲生居然答應過來當主編。我萬萬想不到。哲生的小說，充滿鄉土的情懷，而他的冷面笑匠格調，與國際風格無縫接軌。之後哲生接手總編輯，他是一名稱職出色的總編輯，雜誌非常好看，同事們全愛戴他。關於我的辦公室生涯，我所痛恨的一切，哲生這名文學貴族竟然就過起相同的日子，包括每天開著廉價小車去到工業區，停在公司後山停車場，而後山滿是大型高壓電塔，停好車之後，要沿著鋪設粗糙的水泥階梯，兩旁雜草，一步步走下來，那一刻我總是覺得特別渺小不重要，覺得自己就要被大太陽烤焦，覺得我一輩子還沒活過就已經白費了。覺得文學這件事，彷彿正在飄遠的一朵雲，從此完完全全與我無關。我忘不了那座後山。當我隔海聽說他們在那座後山找到哲生時，我的情緒一片空白。

我在《辦公室》書裡明確地寫了一篇《小說家》，紀念哲生。多年後，我寫了另一篇關於小說家的故事《惡妻》，收在《懸浮》一書，我已經明白，我寫的人是我自己。現實壓力與寫作夢想之間並沒有什麼拉扯徘徊那種哲學美感，只有望不見底的深溝一條，無盡的黑暗，光線都不敢涉足。站在深淵邊緣往下望，立刻出現生命的暈眩感，感到一股惘惘的威脅，一不小心，你就失足掉下去了。

１９６９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在這個特殊年份前後出生的一代，美國稱作X世代，意思是他們是謎，沒人能預測他們的未來，他們會長成什麼性格，他們的文化品味，他們的政治觀，他們的性愛態度與家庭觀念，等等，沒人知道。他們年紀輕輕便已老成，滿眼純真，卻又那麼憂傷，看似倔強，偏偏脆弱無比。而在台灣，這一代人歷經了冷戰、白色恐怖、解嚴，進入青年期，碰上台灣經濟奇蹟，緊跟著中國大陸開放，台灣經濟迅速萎縮，人才大量出走，政治口號掛帥，文學失去了社會影響力，我們的一生幾乎就是現代台灣歷史的縮影。我們這一代人的憂傷抑鬱，會不會其實就是時代隆隆滾動時加諸於我們身上的瘀傷？我這個始終不相信年級說的人，作為1969年的孩子，應該在此認了：我們其實從來不知道該怎麼活，世界才會對我們滿意，我們才懂得放過自己，而活著這件事變得不是那麼沈重。我可以不必對自己還活著感到愧疚，不用為了自己還有寫作的慾望而覺得需要向全世界道歉。

曾經以為文學會是我們的救贖，但，也許我們都太天真了。那些親愛的朋友因為青春芳華茂盛而早夭了，而我的青春還不曾開花便已提早凋零，於是一直以枯樹姿態存於世上。我不曉得如果今天他們站在我的身邊，他們會跟我說些什麼，也許我們不見得會彼此親愛，反因同儕壓力而相互妒恨。但，我仍記得我曾經目睹的那一雙雙黑色的眼睛，那樣靈動活潑，滿滿是想要擁抱生命的渴望。顧城的詩：「我帶心去了／我想，到空曠的海上／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我沒法真正知道他們若活著，內心在想些什麼，但，唯一，我能確定的是我們都熱愛這個世界，所以我們才會不自量力，縱使身上只安裝了一對蠟製的翅膀，依然奮力，振翅，飛向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