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中國人，我為何要挺身反親中賣台（一）

8月3日，在桃園景福宮表態嗆韓一週以来，雖然我已返回日本，但有不少台灣媒體想找我做專题和追蹤報導，網上許多的台灣朋友给我强大的支持與点讚，也有不少朋友為我的安全擔心。我在這裡一併表示謝意並報平安。我早已安居在民主自由的日本社會，日本是一個比台灣更成熟的民主社會，請大家放心。

當然在眾多支持我擔心我的聲音中，也有不少的干擾，甚至是来自故郷上海的親人和台灣的朋友。他們反對我、阻止我不要發聲，我知道藍營的政治立場，平日我也不會主動提及這類話題，這次即使我不說他们都在媒体上看得到，上海的親戚則是因為身處國內，對文革的恐懼記憶猶新。

此時，在台灣民主遭受嚴重危機的時刻，一個持中國護照的人都站出來發聲，好多已經入外國籍的人卻不敢挺身而出，我看不起他們那些人！

在此，我必須說明一下，我不為名不為利，我在日本有自己專業和職業，收入穩定豐厚，根據我個人意願，公司也理解我因政治立場一年前就不再派我去中國出差。

我生父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現為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民國38年當時是上海高等法院的律師。生父因為是國民黨，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苦難和迫害，為了不牽連下一代，把我送給了共產黨幹部夫婦領養，我一直到大學都不知道自己身世，所以我從小在紅色家庭內長大也沒受過什麼苦，上大學到工作晉升仕途也順利，按理說不應反共。

我養母和生母是親姐妹，並非因為知道身世才反共，而是我高中開始就痛恨獨裁專制的政體對人們獨立思想和言論的嚴格控制。我從小一直是文科志向，喜歡閱讀思考寫作，想考文科，立志當一名為社會為底層民眾伸張正義的記者。

高二那年，養母不允許我報考文科，強行改成理工科。養母說我如果考文科，姨父的命運就是我未來的下場，那時我並不知道姨夫是我生父。我生父在中国遭受了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並且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投獄18年。出獄後生父被安排在上海郊區的運糧卡車當搬運工，生身父母常在家里互相埋怨當年没跟着老師同學一起去台灣。

小時聽“姨父”說過，1949年的上海黃浦江上，他拎著皮箱登上了一艘去台灣的郵輪，慌亂中掉了一隻皮鞋，那是他最心愛的英國皮鞋，回頭找鞋時被“姨妈”一把扯了回去，說“共產黨来了，總不見得不讓人吃飯不讓人活，为什麼要去人生地不熟的台灣？”

一失足成千古恨。两岸三通後，生父當年去了台灣的同學老師都已邁入高齡，據說他們還大力勸說他去台灣，老蔣在台非常重用江浙人，上海精英到台湾更是待遇不會差。最後生父由於種種原因没有去台，那是他一生的悲劇。改革開放後，中國發生大量金融糾紛案件，律師人才奇缺，生父才有机会重操舊業，開始做律師接案子。

我有三個姐姐，我是么兒，能忍痛将唯一的兒子送人的父母，他们當時的心情之痛和境遇之艱難，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

我的大姐和二姐都在在文革時代下鄉十年，被毛葬送了大好青春。很多台灣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上海的城市青年要下郷，其實那是毛澤東治国失策，大搞階級鬥争的政治運動導致國民經濟崩潰了的同時，還為了打壓台灣在聯合國爭席位，支援了大量的物資給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以便拉攏支持票，結果造成大量城市學生畢業後大批失業，所以本質是大批流放農村邊遠地區，美其名曰＂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勞苦大眾一起改天換地幹革命＂。

我高中畢業前，文革正好結束，所以免除了下鄉的厄運，而且全國恢復了大學招生考試。我是1980年，也就是全國恢復大學考試後的第三屆的應屆畢業考生，當時還有不少被文革延誤的優秀人才與我們一起考學，所以同班同學有長我十幾歲的人。

養母要我改考理工科，也因此對我之後的出國來日本就職比一般中國人順利許多。我是學工業自動控制計算機畢業的，這在中國當時是非常稀少前衛的專業，結果後來到日本也很搶手。

我大學畢業後在當時上海業界最大的國營企業工作了幾年，來日本時因為有文憑也有專業職歷，所以在日本很快找到專業工作，這一點感謝養母当年敏銳的政治眼光。

我這人嫉惡如仇容不得邪惡虛僞或阿諛奉承，要是考了文科，現在可能被關在中國的大牢里。所以台灣親中，我每個細胞都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