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大家說國語嗎？你講什麼語言誰決定？】

今天原本是台灣語言史上重要的日子，這是史上第一天立法院引進通譯，讓「所有國語」均能在國會殿堂上溝通無礙。然而，立委3Qi.tw 陳柏惟 特別以其母語台灣台語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但部長竟拒絕使用通譯，並且自行提出一番「國會應該講國語才好溝通」的論點，但這其實已與《#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以及國會設置通譯的精神背道而馳。

■國語已經不等於華語，自然語言一律平等
還在國語=華語嗎？ 這除了是語言歧視與延續殖民暴力外，更已經違法了！根據2019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四條則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也就是說呢，華語、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各原住民族語*，均平等被列為「國語」。未來當然個語種通行程度不一，但各語言均需被尊重、傳承、教育，就如同瑞士將僅佔0.5%的羅曼什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一樣。

■若無外力干涉，原本台灣約3/4人講台灣台語
在1992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3.3%，客家系台灣人12%，中國移民13%，台灣原住民1.7%（黃宣範，1993）。而在1940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6.0%，客家系台灣人14.1%，中（華民）國人0.8%，原住民4.3%，日本移民5.3%。若照各族群比率，原本台灣優勢的語言為台灣台語（亦即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若再以瑞士為例，瑞士64%人口母語是德語，20%法語，6.5％義大利語，雖各語種受平等保障，但德語也在瑞士媒體、文化等領域佔最大優勢，照自然市場法則，要不是外力干涉，這也是原本台灣台語會有的地位。

■日本與中國人強行讓台灣接受外來語言，但中國人手段更殘暴全面
1945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於1946年4月2日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直接把官方語言從日語改成華語，並推行「說國語活動」，但初期並未嚴格排除台灣各語言使用，但佔領台灣短短5、6年後，1950年代後從教育界開始嚴格禁止「方言」，強性規定使用華語，並查禁原住民文字印刷，爾後講台灣語言者，會在學校、職場受到罰款、懲戒、羞辱、迫害歧視。日本時期也推動日文，但允許雙語教育，也就是學校可以用官方資源教授漢文。直到日本佔領台灣42年後，開始強力推行日語教育，設立「國語講習所」取消漢文課，但對語言的控制，仍未如中國殖民政府徹底。

■台灣語言不死，但正在凋零
儘管日本、中國兩殖民政權前後推行「國語政策」，但台灣母語經過百年迫害，仍保留下來，當然人口越少的原住民語、客語受創越嚴重，台語雖然不死，但卻也逐漸消逝。根據洪惟仁教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執行的《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2010）的調查結果，都會區家庭中華語對本土語言已經有明顯優勢，例如明顯在台灣台語區的高雄，在家講台語的比率遠低於母語背景比率，更有些區已經是以華語為主。然而，反過來說，即便在70年華語殖民之後，雲、嘉、南、高鄉村區域，仍有許多行政區過半人口在家完全不講華語。

家庭是母語的最後防線，洪惟仁教授就曾寫道：「家庭是語言最後的堡壘，華語是外來語言，居然能夠向下擴張到家庭語言的地盤，不論華語使用率多少，都意味著族語在家庭領域中『失守』了」

有一種最常見論點是說，語言是工具，只要能溝通就好，根本不用保留少數語言。然而，這一來是將外來政權殘酷消滅優勢語言的錯誤正當化，二來破壞了多元文化保存的可能性。更大的謬誤，則是將多語言國家中的溝通，扁平化成「強迫大家只學一種語言，遺忘母語」，而不是建立「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也能溝通」的制度（包含大家學會第二、第三語言；即時通譯輔助等制度）。

在「國語平等」後，不代表台灣台語就能取得壓迫其他語言的地位，反而是以各語言為母語者，都能在台灣國內各場合等到尊重。在發展神經學的實證證據中，不少證據指出，雙語（或多語）成年人大腦皮層區域、皮層下灰質和連接之白質束結構比單語者更完整。更早學習多語，對刺激大腦發育，讓兒童養成對多元文化認識與尊重都更有利，這也是瑞士、加拿大等多族群國家朝向的方向。

*註：台語過去稱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同樣的，華語雖以北京話爲基礎，但腔調和字彙亦和實際北京人說話有很大差異。

#Q博展知識
【國際手語日】
每年的9月23日是國際手語日
在這個推廣手語的日子
讓Q博帶大家一起了解手語吧！

聾人朋友喪失聽力，因此缺乏國語的口語基礎，
而閱讀中文需要有口語為基礎，
導致聾人的平均閱讀能力不如一般聽人。
這時就需要手語來幫助聾人朋友進行社交溝通

各國手語都不一樣；臺灣手語、日本手語、美國手語對於同一個詞彙的表示方式也不一樣

但世界各地的手語都可分為「自然手語」與「文法手語」。
聾人平常溝通使用「自然手語」，它有獨特的音韻與句法結構，和當地的口語不一樣。
而「文法手語」通常由教育學者發明，讓啟聰學校的老師上課時使用。
兩者的差異例如：
如果聾人之間要傳遞「他喜歡老師」的訊息，
自然手語動詞放在最後，即「老師－他－喜歡」，
若是聾人要打給聽力正常的人看，就會用文法手語打「他－喜歡－老師」

在中正大學語言研究所蔡素娟教授與戴浩一教授等團隊的努力下
現在可以在「台灣手語線上辭典」快速的找到中文手語的手勢比法
讓大家更容易與聾人朋友溝通

林昶佐委員因為市場防疫的議題，陷入是不是稱職立法委員的爭論。
有關爭議當天的發言，林委員事後已有針對市場表達謙卑的歉意，但是，還是有種種攻擊餘緒未消。
我要分享「外交家雜誌」這篇報導：
台灣打造「數位民主國家」的成就，很受國際矚目，開放國會部分，也是林昶佐委員的問政所關注的焦點，國際研究因此知道聽取他的意見，我們因此在這篇報導看到他的意見被呈現出來。
立法委員問政，因為不是執行者，往往不如行政官員有能見度，但是國家建設的成功，確實有國會議員共同參與的貢獻在裡面！
林委員很多問政都有佳績，慢慢大家會了解，至少這件事，國際間的評價很高，是台灣創造「數位民主國家」中的一環，而林委員長期關心！
提供大家參考：//

台灣能否提供數位威權的另一選擇?
Can Taiwan Provide th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Diplomat https://ppt.cc/fjDcrx)

中國和台灣正成為匹敵的數位國家—
中國是數位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China and Taiwan are becoming digital states in parallel —
China as a digi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aiwan as a digital democracy.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分析專家正密切關注習近平主席的下一步。另一方面，台灣正在推進 2020 年 6 月推出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和徹底透明的政策。中國和台灣正在同時成為數位國家—中國是數字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兩者中，數位威權更容易實施，也已有許多學術專業定義和理解它。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數位民主模型，但台灣正在創造一個範例。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究竟是什麼？去年由Freddy 林昶佐立法委員提出，部分受到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啟發。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為台灣立法院制定了五個主要目標：透明、公開、參與、數位化和理解。 林昶佐委員表示他長期以來相當關注科技和政治，並補充說：“推動此方案的原因是對政府和國會的未來創造新願景。”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包括改革，例如電視轉播，主要增加手語。 禁止閉門跨黨談判，包括委員會層面。 另一個重大變革是公開可取得的數位數據，例如投票記錄、預算和利益衝突。 目前公開的線上資訊有限，大部分的資料必須實體索取。

類似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側重於台灣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變革來提高透明度、提供資料和增加公民參與。 因為台灣不被承認為國家，所以不能成為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的正式成員。 儘管如此，台灣依然在 2019 年宣布制訂自己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台灣政務委員唐鳳將 OGP 描述為“一項國際倡議，提倡核心價值如透明度、問責制、參與和包容，強調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和共同創造。 全都符合台灣努力的方向。” 唐鳳希望開放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是台灣加入OGP的路徑。

台灣公民科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2020 年 COVID-19 爆發初期使用的口罩地圖、針對追蹤接觸者足跡的QR Code 簽到系統、 闢謠機器人、公民自發的群眾外包政策，等。
“[公民科技]是台灣治理未來的關鍵，也是我們如何推動整個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 公民科技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林昶佐委員說。

唐鳳也樂觀的表示：我相信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流行疫病和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都可以透過民主深化和促進我所謂的‘人民-公眾-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來克服。”

林昶佐表示，台灣與中國的主要區別在於，台灣對科技的使用(例如切斷數位連結)以及疫病大流行時權力擴張的時間設限都有監督。

一個沒有監督或信任的政府的範例就是中國共產黨，它越來越依賴數位威權來監視和控制人口。 最極端的在其周邊地區：西藏、香港和新疆。 然而，即便是北京的街道上也佈滿了監視攝影機。

“台灣的數位民主與中國的數位威權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唐鳳說。 “北京使用社會信用體系和國家審查等數位工具的同時，台灣積極創建數位基礎設施，使一般公民能針對政策改革提出和表達意見。”
“數位民主的透明度是讓國家對大眾透明，”唐鳳繼續： “在數位威權下，‘透明’一詞表示讓民眾對國家透明。”

台灣民主的數位化可能尚未完成，但其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努力指示了一個數位威權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改革政府過程中的數位工具和政策可以應用於其他民主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們多年來的大宣傳故事『民主不適合亞洲』
在台灣的進步發展下不再令人感興趣，”Ttcat 表示。

There is no clear model of what a digital democracy is yet, but Taiwan i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ne.
Digital Minister of Taiwan Audrey Tang described the OGP as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hat advocates core values such as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ooperation and co-cre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hese are all in line with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n Taiwan.” Tang hopes the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will be a path for Taiwan to enter the OGP.

Tang is also optimistic: “I believe many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infodemic, can be overcome by deepening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what I call “People-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ccording to Li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that in Taiwan, there is oversight for the use of technology, such as de-linking data, and time-limits to expanded powers during the pandemic.

“In a digital democracy, transparency is about making the state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she continued. “Under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ord ‘transparency’ means making citizens transparent to the state.”

The digitiz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may not be complete, but the efforts of i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oint to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igital tools and policies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democracies.

“For China, maybe only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the propaganda narrative they ran for years— that democracy is not for Asia— is no longer appealing under Taiwan’s progress,” said Tt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