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貌似暫停，沒有停的，卻是急速一國化之道。日前以「古法」凌晨拘捕中區區議會主席一事，或許是「23條分拆上市」的里程碑；疫情期間，繼續擴大警權，去逐間食肆巡察食客距離是否有1.5米，司馬昭之心，亦真港人皆知。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香港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而是我們談論過的「獨裁者2.0」。 獨裁者2.0在香港：管控專制的成形 這名字延伸自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自然也屬同一模型，經武漢肺炎一役，更被不少粉絲肯定為「大獲全勝」。牛津大學學者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但這是你希望出現的新香港嗎？ 沒有民主、也有自由 –> 沒有民主、更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2019年6月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現在的「新香港」，不但沒有張建宗口中的「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連「真正及實質的自由」，及最根本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已陸續失去。我們的指導思想，正是「一國」的Controlocracy，而這些做法，都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後從未出現的。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任何減壓閥，能長久嗎？ 第一個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在私人社交媒體向朋友分享，也會成為罪狀；然後辦學團體和政府會施壓，不續約、不續牌，成了Controlocracy的王牌。同一邏輯，適用於參與集會的公務員，適用於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適用於任何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也適用於任何業務要依靠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還是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任何文明政府都知道是病態行為，在新香港，卻迅速變成常態。 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更暢所欲言。但據一些親北京權威人士不時放風，雖然香港是自由港，也沒有中國的外匯管制，但只要以「國家安全」這「一國」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名，就可以凍結戶口。本來這類罪名的門檻很高，但近來的門檻卻越來越低。任何法律系統，都有備而不用的非常條文，要社會尊重法治，政府必須對非常手段克制。在採用普通法的地方，只要檢控機關厚著面皮不斷製造案例，甚麼都可以說是「依法」，結果即使無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slasher，只要政治不正確，也隨時面對經濟封鎖... #全文見blog #controlocracy #光復香港

[#隨緣家書］近來不少朋友推介推介Timothy Snyder的著作《暴政：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結合6月以來面目全非的「新香港」，可謂對昔日政治冷感一群的當頭棒喝。然而要前瞻可能出現的新局面，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也許更貼近現實，因為當代威權政體早已「進化」，不會再講求形式上的獨裁，也懂得做出種種包裝（例如「對話平台」），來進行同一種高壓管治。雖然多年前介紹過這本書，但當時社會並未有今天對知識的渴求，現在重讀，當別有體會。從這角度而言，解放軍、武警、緊急法一類大動作，都屬於「獨裁者1.0」時代，但行其實而隱其名的「獨裁者2.0」，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和現總統塞西，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卻更值得警惕。早前有關方面暗示還有很多「合法手段」未用於香港，正是這麼一回事。 法治 Vs 「依法治港」 根據Dobson研究，「獨裁者2.0」的第一特徵是標榜自己定義的「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等口號，以擺脫獨裁或「人治」形象，但實際上僅以法律為管治工具，思維類似中國古代法家，而鮮有宣傳現代法治精神。正如石永泰大律師年前解釋： 「尤其是在一些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被任意執行的體制，法院跟政府『合作』，以確保法律按政府喜歡的方法詮釋，用來打壓一些令當權者不悅的人或組織。這往往被包裝為『法治』(Rule of Law)，但說穿了其實就是「我以『法』來『治』你」(Rule by Law)。所謂『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法治』不僅是只懂盲目地『守法』–『法治』概念更包括：尊重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條文必對人權作出保障、執法者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時，必須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例子都說明『法治』概念遠遠超出單純『守法』。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 （而對其他元素避重就輕或隻字不提），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熱衷於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不是用法律約束自己的管治的方式。」 我們邁向的是「法治」還是「依法治國」，賢愚共知。在後者的國度，異見份子、被打壓對象，通常都會因為逃稅、嫖妓一類理由被整肅，對家人、朋友都會構成壓力。例如俄羅斯司法機構可以命令非政府組織上繳任何文件，新法實施一年內，俄羅斯政府已檢查相關組織超過一萬次。由於嚴刑峻法是壓制群眾運動的不二法門，警察的隨意執法，也得到「依法治國」的框架保障。就像在「新香港」，不行緊急法而隨意叫停集會、變相局部戒嚴，這叫作「止暴制亂」。但「獨裁者2.0」懂得利用輿論，每每會拿極個別例子祭旗，例如通過類似香港警監會的內部監察機制，去說明警察依然受監管，而蓋過不能改變的結構性問題，希望魚目混珠（幾乎肯定六個月後的警監會報告會以此為劇本）。但只要高壓形成，整個社會的寒蟬效應，就開始出現。 「依法治國」定義寬廣，經濟打壓自然是延伸。普京在俄羅斯上台後的最大動作，就是重新中央集權，警告國內經濟寡頭要服從政府，不就範的要麼流亡海外，要麼被政府以「逃稅」等罪名清洗，再由司法機構出面檢控，結果所有戰略資產不久盡歸中央。寡頭為了自保，除了要配合普京的重新分配資源國策，主動捐出部份財產，自然也要進行內部整肅，以飯碗確保旗下員工跟隨主旋律；技術上那不是打壓，員工被解僱也可以「依法」申訴，但客觀效果，人所共知。在香港，由國泰、匯豐開始的連串針對員工的打壓，罪名不過是在社交媒體表達意見，結果已是一片肅殺，個人社交帳號改名成風，不少人顧忌公司同事「舉報」變得慎言，這都是經濟打壓的成效。 互聯網・別動隊・小粉紅 Dobson講述「獨裁者2.0」明白全面打壓媒體會招來話柄，不會全面查禁傳媒，只會暗裏干預傳媒編採工作。「獨裁者2.0」更高明的，是同時大舉支持「群眾」「監督」媒體，所以容許有限度的「公民討論」空間，以便親政府群眾能「發聲」和「行動」，而不用政府直接出手。這又結合到網絡民粹主義的利用：只要政府懂得施行民粹政策，例如煽動階級矛盾、「鬥地主」和反精英情緒，基層、工人、農民不難被動員起來，這些力量以往受制於精英政治而難以發聲，互聯網卻令他們也得到新權力，只要政府懂得收編為己用，讓他們得到「權力感」，就會成為類似紅衛兵、小粉紅一類體制外部隊，網上會集體欺凌舉報，網下則以「別動隊」方式「清潔太平地」，作為《環球時報》公然鼓勵的與警察配合的「愛國群眾」，去行警察也不方便公開做的事情。與此同時，個別極激進反政府聲音則會獲得保留為樣板，讓「獨裁者2.0」證明自身的民主自由，也方便進行分化。 由於法治、自由普遍被視為普世價值，「獨裁者2.0」也會高呼同一口號，都說要支持民主、自由，反對派用甚麼口號、使用甚麼文宣、甚至唱甚麼歌，政權就會東施效顰的依樣葫蘆，堪稱品味惡俗之極致。但品味以外，這也是醜惡的計算，使用同一字眼、形式，而掏空其一切內涵，再滲入自己的A貨，例如強調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本國與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不能直接應用，所以只應推行自己定義的民主和自由，這種強調本國獨特性的邏輯，即耳熟能詳的「國情論」；特區政府昨天又回應遊行，只如何按照《基本法》推動普選，亦可作如是觀。 #全文見blog #hk #dictator #antiextraditionlaw #一國兩制

【真正的民主議會係點樣架？】 七一晚上香港人短暫佔領立法會會議廳，除了透過塗鴉和破壞發泄對制度的憤怒（例如踩爛梁君彥畫像），也宣讀了《香港人抗爭宣言》，建立共同願景。《香港人抗爭宣言》，還有未及在現場宣讀的《香港己亥宣言》和《金鐘宣言》，均有提及民主政制： 《香港人抗爭宣言》：「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 《香港己亥宣言》：「政府應立即重啟政改，必須落實彰顯民主精神之行政長官普選及全面普選立法會。」 《金鐘宣言》：「沒有民主選舉是一切問題之根源，必須馬上修改立法會議席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非落實全民普選，誓不罷休。」 另外，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在6月13日提出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2019》中，亦提到美國政府「支持建立真正民主之制度，以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及選舉香港行政長官，及在2020年以前舉行公開和直接的民主選舉，選出香港立法會所有議員。」 這篇文章想處理兩個問題： 1）上述四個目標有什麼要補充和深化的地方 2）推進四個目標時有哪些制度難關 1）上述四個目標有什麼要補充和深化的地方 雙普選是四個目標的共通點，亦是香港人嗌了十多年的口號，但政界和民間一直未有填充兩樣細節，一是立法會如何以直選選出70位議員，二是檢討立法會的權力是否足夠。 一）立法會如何以直選選出70位議員？ 假設明天一覺醒來，北京、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全部同意2020年立法會全面直選，香港人也許才會發現，我們對於怎樣選出70位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共識。 自從1991年前立法局首次引入地方直選以來，香港嘗試過雙議席雙票制、單議席單票制，以及自1998年立法會成立後源用至今的「名單比例代表制」。但香港的選舉制度設計並非以主權在民的原則為前提，而是在殖民主的行政主導下，負責監察的立法會如何達到所謂「均衡參與」甚至刻意減少反對派的威脅。 中共在香港引入「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原意在於增加保皇黨的席位，令反對派整體議席數目不可接近過半，威脅行政長官的管治。不過比例代表制亦為中共帶來新的煩惱，勝選門檻降低令政見較邊緣或進步的候選人有機會當選，從左翼的長毛到推動香港民族主義的梁游，最終要使橫手DQ議員。 台灣作者陳方隅在＜選舉制度ABC＞中引述政治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指，「在高度多元分化、族群組成複雜、充滿重大憲政爭議的國家，較適合採用共識決的制度，李帕特認為，應以比例性高的選制（尤其是比例代表制）賦予少數族群政治代表權，特別是讓小黨不致於被排除在政治體系外，並以協商的方式讓國家的重大公共政策能夠取得儘可能多數的民意基礎，讓政策長久且穩定」。 面對2047年五十年不變承諾到期，二次前途爭議浮面，看來普選後的立法會適宜延續並進一步發展比例代表制。不過，為免同一選區內候選和當選人數過多（新界西變左18席？！），分區數目應相應增加。 二）立法會的權力是否足夠？ 香港人爭取雙普選，是按《基本法》的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司法機構三權分立去設想，所以在落實雙普選後，香港會是一個接近總統制的政體。就算香港人接受總統制，也不等於全盤接受《基本法》中對立法會的權力設定，包括： 「第七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 一 )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 二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 三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第七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 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權力自1997年起受《基本法》嚴重限縮，對於政府提出的預算，沒有調升的權力，基本上只有贊成或反對兩個選擇；議員立法建議更必須由行政長官批准才能提出，權力形同虛設。 還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存在不對等的解散/彈劾關係。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只要立法會否決一條重要法案或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就有權解散立法會重選。相反，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只有彈劾的提案權，就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主持的調查委員會確定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也要送去北京「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簡言之，選擇普選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時，較符合香港政治背景的做法是進一步發展「分區名單比例代表制」，容許寬闊的政治光譜及避免兩大黨壟斷議席；同時也要修訂《基本法》內有關立法會權力，以及行政立法關係的條文，讓立法會名正言順地擁有立法權、修訂預算權和彈劾行政長官權。 過去170年來，香港從來沒有過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無論建築物多宏偉，傢俱多豪華，都如行屍走肉。2019年七一的劃時代行動，打開了香港人的眼界和想像，建立真正民主的議會成了可望亦可即的目標。踩爛梁君彥的畫像後，我們是時候在三份宣言之上劃定民主政制藍圖，唔好再等北京和扮淺藍的保皇黨領袖煮到埋黎被迫食。 PS：不想個POST太長，下次再寫「推進四個目標時有哪些制度難關」 連結： 《香港人抗爭宣言》：https://medium.com/…/%E9%A6%99%E6%B8%AF%E4%BA%BA%E6%8A%97%E… 《香港己亥宣言》：https://lihkg.com/thread/1274030/page/1 《金鐘宣言》：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