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s】地方庶民都比你懂電費帳單！臺灣的能源轉型實踐模範「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05/06/2021 storystudio故事)

人類正站在全球氣候劇烈變遷、自然資源漸枯竭、生物多樣性耗損、疾病頻仍等關鍵十字路口上。為此，2015 年時，聯合國發布了「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poment Goals, SDGs)，敦促全世界在 2023 年以前為地球與人類社會努力，邁向永續。百靈佳殷格翰與故事 StoryStduio 攜手響應聯合國 SDGs，用故事來讓 SDGs 在臺灣的發展有根可尋，讓發展被記錄、被看見並可被壯大，與臺灣社會一同實現永續發展。

作者：鹹雜食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訂定後，三大國際永續發展研究組織共同發表《2050 世界願景 (The World in 2050, TWI2050)》，根據《TWI2050》，國家要落實永續發展目標，需進行六大轉型，其中，加速能源系統去碳化，提供眾人潔淨與可負擔的能源是永續轉型關鍵之一，也就是臺灣政府宣示要進行的「能源轉型」。

即將來臨的夏季是臺灣的用電高峰之季，每到此時能源的議題總不時浮上新聞版面，但大多停留在「電費會不會漲價」、「會不會缺電」的表面層次。民眾儘管關心電費會不會漲，許多人卻連電費帳單也看不懂，在電子化的時代，以扣繳方式付款的人甚至很可能根本沒看過電費單；人們擔心是否缺電，許多人卻連臺灣目前的發電比重為何也說不清。

然而，有一群地方的「庶民」，他們從看懂無足輕重的電費單做起、到實際走訪臺灣所有電力設施，瞭解發電比重，甚至經營一座公民電場──他們是三重蘆狄社區的「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下稱「合作社」）。

從無感到凝聚共同理念，始於公民參與經驗

”我這個歐巴桑以前覺得按一下開關，電就會來，參與後才發覺有的電已經危害到我們和下一代的生活，像是空氣汙染，我的孫子都有過敏體質。“ 合作社理事李麗卿坦言。

蘆狄社區居民與能源的緣分，始於 2015 年新北市經發局所舉辦的「節電參與式預算」。不同於過往由政府機關擬定政策，參與式預算讓民眾自己提案預算，自己的花費自己訂。主持此計劃的蘆狄社大積極鼓勵社區居民，包括在地攤商、新住民、甚至高中生依照自身經驗提出能運用在自己生活的節電提案，還規劃許多貼近生活的能源課程，「看懂電費單」就是他們進入能源世界的第一張門票。

貼近生活的開放式參與，成功吸引了社區民眾的注意以及投入，更開啟了他們對能源及公共參與的想像，也讓居民從無感到主動持續地學習。此後，社大還舉辦多次的「能源旅行」，帶著居民全臺走透透參觀各式發電設施，「我們參觀了差不多一百多種喔！」李麗卿驕傲的說。

參訪各地的能源廠區、社區公民電廠以及能源選址地點，再再都讓居民的親眼所見，成為紮紮實有感的學習體驗。後來，社大更成立「蘆荻社區光電特工隊」太陽能工班，計劃培養「社區內的光電醫生」。

一名學員在培訓後，直接在合作社的太陽能案場運用所學，準確地指出太陽能工程鋼構方向的問題，及時挽救了案場往後二十年的發電效率。這些學習經驗讓社區民眾漸漸凝聚共識，認為環境和能源議題至關重要，需要他們行動起來，促進改變。

能源轉型是國際趨勢，也是各國的功課

他們所期望的改變，正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 7 項不謀而合：「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SDGs 是 2015 年的聯合國大會中提出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這些目標觸及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以及公共治理，呼籲跨領域的整合，也強調國家、組織、企業與公民等不同角色投入形成同盟夥伴，系統性的思考社會問題，並共同配合改進。

然而，回顧臺灣的能源轉型歷程，臺灣的能源改革並未與 SDGs 同步啟動，而是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期間才做為政策內涵被候選人提及。因為牽涉到政治，在許多民眾的腦海中卻可能只剩下核能爭議的印象。然而，能源牽涉到民眾生活的許多面向，過度簡化的理解對於長遠的發展並非好事。

臺灣目前主要的發電來源是燃煤，是臺灣所有發電中造成最嚴重空氣汙染的發電方式。此外，發電次高者是燃氣，第三則是核能[1]，三種主要能源的原料都仰賴進口，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統計，臺灣 2020 年的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97.55%。我們日常中看似稀鬆平常的電力隱藏著不安的陰霾，亟待轉型。

如何平衡能源、土地以及環境？

政府於 2017 年核定「能源發展綱領」修正案，提出 2025 年達到再生能源佔比 20%以及「核電歸零」的政策目標，期望以永續乾淨的能源，取代不安定的燃煤以及核能。

事實上，臺灣推動再生能源有許多有利因素。首先，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的理事長趙家緯表示，再生能源政策目標明確，吸引大量國內外資金投入綠能產業，也促成國內高耗能產業積極的投資，2019 年的綠能投資量甚至衝到全球第五；而臺灣的硬體高科技製造業非常發達，原本就是太陽能面板的前三大生產國，能夠迅速因應國內遽增的設備需求。最後，臺灣還有活力十足的社會參與力量，能夠推動政府有效修正其政策方向。

臺灣太陽光電的發展就有賴這些力量推動前行。地處亞熱帶、太陽能板生產力高、建置成本相對低廉、汰換回收的殘值高達 90%，這些都是臺灣適合開發太陽光電的條件。但光電卻有一項致命的缺點，那就是需要大量空間，很容易壓縮其他的土地使用權，甚至危害環境生態。

地價低廉的漁農地成為許多光電開發案標的，引發農地壓縮破碎化、環境破壞以及基層農民無法受惠的爭議；臺東知本溼地原本預計成為臺灣最大的光電案場，但經由部落民眾以及公民團體的抗爭以及法律維權，最終由法院裁定停止執行；苗栗石虎棲息的山坡保留地，光電開發案的抗爭也仍在進行中……。這類的「綠色衝突」層出不窮。

趙家緯說明，2015 年政府評估太陽光電開發潛力時，並未考慮到公民參與的的力量以及工業廠房的潛力，因此在太陽能的規劃中，屋頂型光電只佔了 15%。在政策壓力下，土地需求就造成許多有爭議的開發案件。

共學讓能源轉型也能很庶民

工業以及都市住宅要用電，卻要犧牲農地或是自然環境，種種的不合理激起蘆荻社大學員的思考以及討論。「土地沒辦法進口。好好的農地不種田，好好的魚塭不養魚，都算是亂象。」合作社的理事柯麟耀皺眉說道。他們觀察，雖然臺灣土地有限，但是都市屋頂是閒置空間，經由妥善利用能夠發揮更多效益。

這群庶民的特色就是知行合一，他們決定發展屋頂型的太陽光電公民電廠。結合了生產力、人的聚集以及票票等值的合作社特性，是他們組織型態的首選。因此，2019 年 3 月，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正式成立。

在試算太陽能的發電效率以及會員的報酬後，合作社將股價訂在一股五千元。但是大多數的社員都認為這筆錢是共學的學費，反而不期待賺大錢。

開發案場的流程他們也當作是共學的過程，與居民溝通、尋找及評估案場，以及申請政府批准等，他們全部都堅持自己來。除了爬遍新北市二十幾座屋頂，跑公文也花了半年的時間，途中更遭受臺電的質疑，直接請專業廠商代為洽談不是更容易嗎？

案場的屋主也是他們共學的夥伴。除了充分與屋主溝通理念，也希望盡可能滿足屋主多元的生活需求，增強人與太陽能的互動關係。目前三個案場都因此有多元的嘗試。在林口的案場，他們另外架設了自發自用的小型太陽能板，讓屋主能夠自行生產部分的家戶用電；宜蘭的案場沒有蓋滿而空出了一條走道，讓屋主在晴天時能夠推出自製的欄杆推車曬棉被，雨天時就讓太陽能板成為遮雨棚；鷺江國小的案場則規劃成為社區的能源學習場地。

合作社相信，盡可能增加能源的互動以及親近感，能讓人對於自己的能源用電更有意識，也讓他們更願意學習理解，進而有所行動。

為此，合作社在 2020 年中成立「歐巴桑講師團」，在兩個月內走遍了新北市的 11 個社區，充分發揮自己身為「庶民」的親近性，以及曾經與聽眾在同一個位置上的經驗。

「我們的能源課歐巴桑也聽得懂，因為我們就是歐巴桑。他們曾經也是我們。」柯麟耀驕傲的說。因為親近，讓聽眾更願意與他們互動提問，也更有學習效果。這些經驗讓合作社認為，連結庶民經驗的學習，才會真正有作用，而這是目前政府在能源教育推廣方面仍需加強的一塊。

臺灣能源教育學習的模範

長久以來，臺灣關於能源的主流討論，都圍繞著核能、核四廠這類高度政治兩極化的議題。簡化為意識形態的對立，無助於真正改善臺灣的能源環境。讓基層的一般民眾更了解相關討論，甚或能夠參與討論，才真正能夠促進有效溝通，達成共識。趙家緯認為庶民發電合作社是很好的範例，讓臺灣推動能源教育有更具體的想像。

蘆荻社區中心執行長莊妙慈則認為：「促進能源轉型的關鍵還是庶民。」再好的政策如果沒有民眾的認同，當政黨輪替或是換了不同想法的上位者，很可能進度又會停滯不前，幾年來好不容易打好的基礎就浪費了。

如今合作社成立已經滿兩年，共吸納了近 70 名社員，也開發了三個小型的案場，不過目前合作社的案場規模都相當小，總共僅有不到 55 千瓦的發電量，而合作社本身的人力以及資金也不充裕。與許多其他公民電廠不同，目前合作社的資金都是社員的股金，並未另外融資。

案場貼近社區的在地性，也確保他們與案場的關係不僅止於資金與收益，更是生活中的一部份。執行長莊妙慈認為，合作社的下一步，就是要決定公民電廠的基本精神，是否該堅持小規模、社區與親近的特性。教育與共學仍然是大部分社員的共識，但是否在教育之餘擴大規模投資，是他們仍在討論的題目。

從零開始的合作社，走到如今，不僅是依靠一腔熱血，還有賴社員持續的溝通以及實踐。只要持續發揮開放以及學習的心態，合作社想必也能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庶民步調，繼續朝他們理想的能源願景前進。

完整圖問內容請見：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_for_supplement/sdgs-affordable-and-clean-energy/

♡

習近平南下賀深圳 綜改方案「核心引擎」劍指香港 - 趙嘉駿 ‧ 李菲

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中央連派大禮，繼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14日將親自南下深圳出席慶祝活動並發表重要講話，有消息稱他將視察當地的科技公司。

香港施政報告撞期 林鄭月娥宣布押後

在本港，原定本周三公布施政報告，特首林鄭月娥於本周一上午宣布，將押後至11月底。林鄭在記者會上淡化押後公布施政報告與習近平南下深圳行程衝突，並透露自己受邀到深圳只是出席慶祝大會，並無安排與習近平會面或其他活動。她同時強調，今次押後公布施政報告，是因為其早前向中央政府爭取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的政策措施，而在過去周末才獲中央通知，本月下旬上京與部委協調及磋商。林鄭稱，爭取中央支持的主要是有關經濟及部分民生政策，包括金融及創新科技發展，從而令施政報告「更有內涵」。

綜改方案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

最新公布的深圳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涉及2020年至2025年的規劃，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推進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並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建設深圳先行示範區的在去年8月提出，官媒宣稱，一年以來，各項工作取得積極進展，而近日再出台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是新時代推動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又一重大舉措。

方案提出三階段的目標：今年深圳要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重要領域出台一批重大改革措施；2022年，深圳各方面制度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制度成果；2025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標誌性成果，基本完成試點改革任務，為全國制度建設作出重要示範。

推動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

中央去年提出建設深圳先行示範區時，正值香港身陷「反修例」社會運動，當時民間就有聲音指，中央欲增強深圳競爭力，削弱甚至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今次的《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雖然著重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協作，以規則銜接深化大灣區合作發展。但在擴大金融業、航運業等對外開放方面亦提出不少舉措，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在深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融資。開展本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支持深圳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先行先試，推動完善外匯管理體制。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在深圳依法發起設立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在深圳依法合規獲取支付業務許可證。推動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

香港「兩制之利」的其中一大優勢為「高度自治」，政策的自主權為重中之重。而綜改方案強調中央將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其中包括，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賦予深圳外國高端人才確認函權限、國際航行船舶保稅加油許可權、對企業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設立和撤銷權限、省級電視劇審查等管理權限、佔用林地省級審核權限等。同時，深圳在幹部和機構管理、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等方面亦將獲更大自主權，又支持深圳擴寬經濟特區立法空間。廣東省也要依法依規賦予深圳更多省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深圳獲改革「尚方寶劍」 論述劍指香港

《深圳特區報》今日發表社評指出，中央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這是重磅政策「大禮包」，也是以改革解難探路的「尚方寶劍」，對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具有重大意義。

在內地四大直轄市中，深圳多年來在創新科技方面領跑。《實施方案》提及，要加快完善技術成果轉化相關制度。中信證券發表報告表示，深圳將在創新驅動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和金融開放、彌補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務短板、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等五個方面「敢為天下先」。互聯網、大數據、智能製造等深圳優勢先進產業或將得到進一步助力發展。

有分析認為，位於大灣區的深圳將成為內地「十四五」規劃的重點，提出發展高科技、金融等行業，用意是在國際大環境緊繃的情勢下，確立一些所謂自主創新的產業。此外，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將對香港形成一定壓力。

深圳將成大灣區核心 金融開放料弱化香港

《實施方案》中，「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的相關論述，備受市場關注。有分析認為，此論述是劍指香港，似意圖將深圳打造為吸納香港的主要城市，香港在大灣區內的核心戰略將地位不復存在。《方案》提及，要求擴大金融業、航運業等對外開放。支持符合條件的在深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融資。開展本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等。事實上，金融業、航運業本均是香港的核心優勢所在，最新方案提及政策改革，表現出中央政府對香港金融體系的不信任。

資本市場方面，較受市場關注的是推進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試點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CDR）。事實上，2018年深交所就曾提出CDR安排，讓境外紅籌公司發行不少於1億份CDR，或上市時發行的CDR市值不低於50億元人民幣。小米(01810)當時曾表示有意發行，惟最終未能落實，轉而赴港上市融資。至今年6月，與小米有合作關係的紅籌公司九號機器人，獲准在上交所科創板上市，料成為科創板首間申請CDR上市的公司。

CDR發行多年來遲遲無法推進，與人民幣在內地未能實現完全自由兌換密切相關，令境外紅籌公司的回歸變得踟躕。不過，本次《實施意見》亦提到要支持深圳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先行先試，可以想象，若他日深圳的資本出入更自由，香港紅籌股如中移動 (0941)、中聯通 (0762)等均將大概率回A上市。此外，在內地業務較多的藍籌股、如滙控 (0005)等，亦可能選擇以CDR方式回歸，這無疑將令A股市場更加國際化。

濃墨重彩解決土地問題 料大灣區樓市將保持穩定

房地產風險始終是中國經濟的重要風險源之一，深圳房價「高處未算高」，與土地緊拙密不可分。《實施方案》的另一個重點，是支持深圳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支持在符合國土空間規劃要求的前提下，推進二三產業混合用地。支持盤活利用存量工業用地，探索解決規劃調整、土地供應、收益分配、歷史遺留用地問題。中信證券報告認為，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有助於大灣區尤其是深圳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有助於提升相關企業的成長空間。《方案》著力推動深圳區域的發展，並不等於會造成深圳房價的上漲，預計大灣區將維持活躍成交量，和基本穩定的房價表現。

該機構看好在大灣區有豐厚土地儲備的公司，看好有城市更新經驗，或有TOD項目開發運營經驗的公司，也看好深圳區域國企及國資有重大影響力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未來發展空間。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解讀稱，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賦予農地轉建設用地更大權限，使得後續深圳在獲取增量屬性的建設用地方面有更大的權限。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也認為，這給予先行示範區處理農民房、城中村以特別支持，幫助深圳解決土地供應不足問題。

原文：經濟通

#經濟 #社會

【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