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餐桌角落放著兩把木劍，是林生祥夫妻幫著女兒一起手作的，其中一把劍刃是一道長長的凹槽，那正是《鬼滅之刃》裡胡蝶忍的配劍。女兒阿 kiki 最愛胡蝶忍，因為她現在的身高和胡蝶忍一樣高。談笑間林生祥的妻子從窗邊拿來兩小罐玻璃瓶，裡頭裝著不明液體，瓶身標籤寫著日期，說是阿 kiki 自己在煉毒，要學胡蝶忍那樣塗在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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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毒藥水當然沒有真的毒，成份是林家住宅周邊的植物榨汁摻水。去年疫情之後，林生祥工作接得少，在宅邊種了一排鐵砲百合，自嘲休息時只做不動腦的事，老在拔草。後院有金桔、龍葵，不遠有剛翻過的一小塊田 —— 林生祥的母親去年摔傷腳，擱下農事，最近才剛又整土，準備重歸耕栽人生，恰如生祥樂隊 2020 年因疫情而停步，年底重新從《野蓮出庄》發片場、接著 TIFA 與衛武營兩場演唱會、再來還有遲到的《臨暗》十五週年場，一年蓄勢，轉眼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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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旁躺著全套《鬼滅之刃》漫畫，不是林生祥夫妻買給女兒的。阿 kiki 就讀的原住民學校日前率學生登嘉明湖，林生祥的友人聽說後，對阿 kiki 開支票，約定成功登頂就有禮物，任選。林生祥則樂見女兒在一次次攻克山峰的過程裡學會忍耐，「之前老師要她們自己做上山要用的刀鞘，她天天抱怨；有天忽然不抱怨，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抱怨的話就得不到祖靈的祝福了。」林生祥很得意，「我就在心裡默默想，嗯，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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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是衝過的。跑運動、上街頭，職涯目標每兩年出一張專輯，做專輯時規定自己一週寫一首歌，「我後來才知道我算是有紀律的。」2013 年，《我庄》發行，被公司視為年度大片、上下一心齊推，他北中南來回跑，最多一天上五個廣播訪問，有些主持人他連聽都沒聽過。離開錄音間，上計程車，一句話都不想講，只是看著車窗外的風景如河面的雲，一一流過疲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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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的身體就這樣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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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表演在台上，我嚇到，怎麼手不聽使喚。」也是那刻起他心境一轉，真正成了中年林生祥，「以前會誇下海口說，下一張專輯要比這一張專輯更好！但現在的心情，真的是做一張算一張，不知道有沒有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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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得過且過，「我們現在不會說下一張要更好，但是會知道，我們這一次挑戰了什麼之前沒有挑戰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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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他在 Facebook 上戲稱是生祥樂隊的「古典元年」。和作曲家張玹合作，是林生祥這一次要挑的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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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生祥樂隊便已默默醞釀與古典樂的合作計劃，除了張玹之外，還邀請了另一位作曲家。林生祥說起這事眉開眼笑，但口風緊鎖，終究沒有告訴我們另一人是誰、要做什麼，只說接下來，或許會有一張和古典樂相關的錄音室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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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和古典聲響淵源的開端，是兩年前做《陽光普照》配樂。導演鍾孟宏要求納入弦樂，林生祥自稱一竅不通，詢問一起合作的盧律銘如何尋找樂手、打點溝通。那是第一次他與 NSO 的演奏者們有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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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我連譜都不會看，都是靠記憶的，當然沒辦法弄管弦樂的譜。我就對盧律銘說，那這塊都交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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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生祥樂隊的另一具靈魂鍾永豐，反倒比林生祥更加浸淫這一切。2016 到 2018 年間，鍾永豐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經手世大運的音樂事務，認識了不少年輕作曲家。「永豐非常欣賞張玹的作品，正好 TIFA 邀請生祥樂隊，就趁勢找來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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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間，林生祥重複表達自己真的不懂古典。然而，林家客廳有一大櫃黑膠唱盤，不乏名盤。他笑說鍾永豐的收藏才叫多，自己只不過吃飯抽菸時，放一張《海上鋼琴師》便已心滿意足。黑膠櫃旁，放滿了書，啟發《圍庄》中被空氣污染包圍的村鎮與人事、也被林生祥寫成同名曲的攝影集《南風》也在櫃上。和張玹開會時，林生祥常對張玹說的一句話是「盡量發揮」，演出曲目也全由張玹定奪，唯一一次介入是對張玹選接的一套組曲，用上了《圍庄》裡的幾首歌；林生祥說，這幾首歌詞的意思這樣接，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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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這些歌相處比較久，比較清楚這些曲子想表達的意涵。只有這個部份我們需要把作曲家拉回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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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樂見其成，其實柔中有剛。確認合作以《我庄》三部曲來發展之後，張玹偏向以聲響作為曲序安排的判準，林生祥與鍾永豐則負責從原曲歌詞與故事性來控制拆解的幅度。為了與張玹描述《野蓮出庄》中「B 級音樂」的概念，林生祥不能只像發片那陣子受訪時一樣說「就是我爸爸媽媽會聽的音樂」、「蠟筆小新《B 級美食大作戰》裡頭的概念」，必須借用鍾永豐腦中的古典樂辭典來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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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完 B 級音樂，永豐就轉過頭對張玹說，就像布萊希特的《三便士歌劇》那樣，是與庶民文化相關的音樂⋯⋯張玹一聽，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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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歌就是兩個字，簡單。」林生祥說，「結構就是那樣，頂多是多跑幾次，樂團的樂手一定都知道自己要彈什麼，不複雜。但這樣是很困難的，因為簡單的東西人人都會，誰能夠從一樣的東西做出自己的味道，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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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是圓的，只看怎麼揮拍。這考驗，打向張玹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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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張玹親訪林家，來到這座客廳，應該會倍感親切。張玹的父親從商前練二胡，嗜聽古典樂。林生祥偶爾配《海上鋼琴師》抽菸，張家人天天配貝多芬吃飯。如此長大，張玹從未想過自己「為什麼要做古典樂」，從小立志當作曲家，「雖然現在不知道在寫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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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慣古典樂的他，少年時期嫌二胡難聽，困惑怎麼滑音這樣滑、聲音這麼粗。2014 年，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主修作曲的他與友人合創《海島計劃》，當時的訪問裡，他說：「身為台灣人，我想要演出真正跟我們心靈，文化有共鳴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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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看這句話，我只有對自己滿滿的批判。」張玹說，「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我要怎麼知道我們是誰？如果我沒有累積足夠的作品和群眾對話，我又怎麼知道共鳴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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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的秋天，他在密爾瓦基拜訪朋友，在湖邊坐一整天，看浪。雖然不知道湖為什麼會有浪，但張玹算著潮來潮去的速度，忽然覺得自己感受得到地球的呼吸。點開張玹作品集，第一首作品《武僧》以鋼琴單音點破，伴隨弦樂如動物吼聲低鳴，沒有色彩明確的旋律推移，仿似自然環境的聲響流動卻讓人專心。林生祥口中「帶點實驗的」音樂，對張玹而言卻是尋找自我的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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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的作品集裡面沒有放我全部的作品，因為有些歌我現在不會承認是我寫的⋯⋯」曾經，他從中國傳統音樂中找尋所謂「東方人」熟悉的樂句，套進古典樂處理聲響的方式中作曲，「聽眾聽起來一定非常熟悉，但對我來說，那時候就好像把滷肉飯和義大利麵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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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附庸風雅的譁眾取寵吧，」他說，「那是我剛開始尋找自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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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誰，這問題何其大哉，他一問就是七年。「是該去找自己的前世嗎？但就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我這一生死後就要上天堂了。」他開玩笑，自己卻沒怎麼笑出聲來。祖父過世之後收歸佛光山，母親要他抄經，張玹心想，要抄也要知道意思，鑽研起佛學，經文也一抄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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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因為如此，他的音樂常被形容有禪意。去年與雲門舞集合作《定光》，讓舞者在動作間發出非吟非唱也非旋律、林中鳥獸蟲鳴般的聲響，那是他已經想通第一關之後的創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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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做完《扁舟》之後，我有一種感動，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誰，但在那之前，我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我是一個讓音樂盡可能通過他人的導體。如果音樂是一扇門，我要穩固這扇門的門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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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祥樂隊的音樂是一扇門，張玹無意以流行音樂概念中的「編曲」來求取新意，而更偏向用作曲手法來輔佐生祥樂隊最初的表達。他引用劇場藝術領域中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特定場域表演）的概念來解釋：「藉由作曲手法，來與演出發生的場域、環境完成各種構成性的『互動』。我不讓管弦樂團的聲響去打擾生祥樂隊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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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祥樂隊的音樂在這樣的關係裡，成了密爾瓦基那座湖，張玹不碰浪花，只是回應。「生祥樂隊的作品最讓我佩服的，一是永豐的詞，二是生祥永遠可以找到一個聲腔來讓聽眾直接有所感受，就算他們不知道歌詞的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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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循環看似重複，但事物是不可能完全重複的，就算人待在同一個地方，地球也轉到不同地方了。每一個新的重複就是一個開始。」林生祥口中「很難的簡單」，恰似張玹口中的「循環即是開始」。深耕我庄、以音樂表述自我的歌者，和尚未找到自我、把音樂當作理解介質的作曲家，兩方在這裡有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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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 TIFA，前往國家音樂廳場勘時，生祥樂隊的貝斯手早川徹試彈廳內的鋼琴，一聲酥麻，對林生祥說：「This is national piano!」（這是國家的鋼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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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說對欸，國家的鋼琴，有專人保養的鋼琴。我們說古典樂是嚴肅音樂，都要照譜來的，要很精確，這也是不簡單啊。」林生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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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中年後的某場演出，生祥樂隊按習慣，讓樂手在樂曲行進中有極大的即興空間。樂句間，林生祥聽出身後的早川徹試著在 solo 時嘗試全新的演奏，但失敗了。下台後，早川徹向他道歉，林生祥擺擺手，「我對他說，不用道歉，我永遠都希望你們在舞台上不斷挑戰，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失敗了我們下次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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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份寬以待人，並不適用林生祥自己身上的壓力。對於表演，林生祥是出了名的焦慮。這次合作，張玹往三種方向進行作曲：整體偏向管弦樂團、整體偏向生祥樂隊，以及樂隊與樂團涇渭分明；這三條取逕分別套用在不同樂曲。最後一種方向要求大小聲的細微控制、和聲結構的精確變化。訪談間，林生祥顯然還是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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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開始叫我們鼓手練習打小力一點，而且不是只打小力，是打小力還要有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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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樂器是接音箱的，但是和管弦樂團一起，這次決定要配合他們的聲響，偏 accoustic，收音主要收現場反射，這也是個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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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Toru 這次是要帶 Double Bass 還是電貝斯⋯⋯人家管弦樂團的樂器都是無琴格的、pitch 要很準的⋯⋯他以前是彈電貝斯，這兩年才開始練 Double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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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生祥樂隊與歌手舒米恩同台，請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演，「練團的時候，我發現樂團的樂器離我很遠，他們聽不到我的聲音，整個節奏就會鬆掉。」所幸當年正式舞台，交響樂團前多放了幾台監聽，林生祥一到現場就叫 PA 把自己的聲音往交響樂團送。這回國家音樂廳空間不能擺設提詞機，他得更用力背歌詞，「以前叫記憶力，現在叫忘記力，我的忘記力現在真的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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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張玹寄來完成的 DEMO 檔，林生祥一聽，糟了。「樂手也馬上傳訊息來群組，〈仙人遊庄〉當初錄音時是 F 小調，但是我後來唱不上去，都改成 E 小調；張玹照著專輯作曲，我忘記提醒他，現在不知道要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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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玹收到可能要改調的消息，沒有多說，找來協助打譜的朋友開線上會議，一個音一個音對。「雖然只是改音，但是要顧慮的事情很多。比方說有些樂器就彈不到更低的音了；或者某個音原先在大提琴的空弦上，空弦發出的力度共鳴比較大，移調之後就沒有一樣的聲響效果。」張玹改好樂譜，沒讓林生祥知道花了五個小時，「因為再晚一點樂隊的老師就來不及練習了，我就先改好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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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改好的譜，林生祥在 Facebook 上發文：「樂譜 180 頁 90 分鐘，我犯了一個錯誤，想要更改 key，才知道工程浩大。」文停在這裡，讀來卻體會得到那恩不言謝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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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最早幾張專輯的時候，鍾理和老師的小兒子很喜歡我們的音樂，可是又跟我說『生祥，可惜你們歌詞裡面有一些粗話，這上不了國家音樂廳啊。』」想不到二十年後，生祥樂隊真要上國家音樂廳了。林生祥已不復當年憤怒、激情，待在邁入五十歲的身體裡，努力將自己校準如一架國家的琴，伴著他的是專注力下降、扳機手。「我在國家音樂廳舞台上，可以 talking 嗎？講多少話，才比較不失禮？」再幾週就要練團，此刻在美濃的家裡泡茶除草，挑一座新山頭的壯志裡，並不只有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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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身體傷了，他才開始檢討自己在舞台上到底多操：自彈自唱手指要控制，歌聲要控制，腦子裡想著歌詞，每首歌結尾時已經在想下一首是什麼，「真的是在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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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知他愛打桌球，最近他卻開始練防守。「攻擊的時候這裡痛那裡痛的，想說好啦算了算了，給你們攻擊，除非真的反手過來我再意思意思殺一顆。留一點攻擊能力可以牽制對方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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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前一日，我們在《男人與他的海》試映會上望見他上台發言，一貫的布衣布褲，拿起麥克風只簡單說，「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我們就看電影吧！」省話如斯。幸好採訪時他沒有這麼沉默，對我們說完《我庄》時狂跑宣傳的往事，繼續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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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不適合當藝人。」他為我們倒茶，「我有時候覺得我比較適合當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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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適合幕後，又為何積極演出？他說：「我喜歡和我的樂手做聲音。喜歡和他們工作。我們約時間碰面，大家都準時，去練團去錄音，把音樂做好，很單純的一件事。」他又提起往事，「大家很喜歡《菊花夜行軍》的音樂，但那反而是我自認不成熟的作品；我認為成熟的《野生》，反而是賣得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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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介意，還是提了，只是帶著了悟。他說自己從不去想聽眾是誰，只聽說滿多建築師都喜歡生祥樂隊，「大概是因為結構吧？結構簡單、搭建起來的感覺。雖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改天你們去訪建築師，再幫我問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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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住的房子，也是某位身為結構技師的歌迷幫忙建的。擺滿黑膠的客廳，天花板呈漏斗狀傾斜，是林生祥為了聽音樂，特地請技師調整。簡單的前後院落，開門即是園圃，真如他的曲子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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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他不時滑著 TIFA 這場演出的購票頁，笑著說剩不到十張了，真好，一定賣得掉了。接下來開始，要推衛武營那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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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我們問了張玹同一個問題，「我也不會想像聽眾是誰，」他回答，「對我來說，音樂不是商品；它可以是商品，但成為商品的方式是製作人或經紀人要去想的。作為音樂的創作者，我認為我的責任是把音樂的世界開拓好，期待聽眾能一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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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他們也是等待有人登上的一座山。幸好，不少人已經跨上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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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的意志，專訪林生祥 ╳ 張玹 —— 真有必要，我再意思意思殺一顆球
https://bit.ly/2P7s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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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統籌_ 游育寧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潘怡帆 Crystal Pan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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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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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IFA 生祥樂隊《我庄三部曲》演唱會
時間_ 2021.04.16（Fri.）
地點_ 國家音樂廳
https://bit.ly/3ck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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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祥樂隊《我庄三部曲》演唱會
時間_ 2021.06.19（Sat.）
地點_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
https://bit.ly/3tWNofC

今天空瑜遲到，沒做到前面伸展，後面拉到要快抽筋，明天應該會酸痛一整天。

緊接著帶大寶去國家音樂廳觀賞與你共舞，神人優鼓的表演，很有內涵及深度，可惜帶了一隻跟屁毛毛蟲，雖然沒吵著出去，也沒發出聲音，但是全身在椅子上扭動到不行，真的讓我無地自容 ……。

＃下次要慎選帶小孩的主題
＃因為扭動被唸了一個下午的屁孩
＃在車上跟爸爸分享心得
＃竟然是分享中午跟爸爸看的逗逗蟲影片
＃我的錢似乎掉到水裡

【從馬勒到希特勒】

馬勒是一位工作狂。眾所週知，在他接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的十年，不僅是馬勒的黃金十年，更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偉大十年。在這十年間，歌劇院因馬勒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各式歌劇節目的演出品質也到達絕無僅有的高度；但也就是在這十年間，劇院裡無時無刻皆充斥著劍拔弩張、人聲沸嚷，甚至人心惶惶的緊張氣氛。事實上，正是馬勒的這十年，讓維也納歌劇院深深獲益至今，而那種非人、高標的要求，更讓這塊金字招牌屹立不搖，最終成為全世界歌劇院的翹楚。

對馬勒來說，歌劇院是他上班的地方。馬勒每日的工作就是在歌劇院的辦公室裡處理各類歌劇節目的流程安排，有時還得在女高音歇斯底里的尖叫聲中斡旋、排解藝術家之間的各種嫉妒與糾紛，除此之外每天上午固定進行的團練與彩排更是重要且永遠無法完成的「待辦事項」，因為促動整個樂團演奏水準提昇的基本功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熬磨。中午十二點，馬勒總會準時回家午餐，小憩片刻後，便在下午三四點左右疾步前往歌劇院去指揮晚上準備上演的節目。以上，就是馬勒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表。

小馬勒20歲的嬌妻艾瑪在初識馬勒時曾脫口而出：「天啊，這人簡直是純氧的化身！」，別以為純氧是多麼高潔的形容，其實艾瑪所指的是馬勒的工作態度與不斷燃燒精力的精神形象就好像在他的生命裡只有工作與音樂而已。而這種幾近自虐式的緊繃張力，馬勒不僅拿來「律己」，他也同樣地「施予他人」。馬勒為歌劇院的經營立下嚴格的典範，例如：聽歌劇或音樂會時不能說話、不能吃東西，團員每次的排練必須準時，音樂會嚴禁觀眾遲到，否則只能鎖在門外等節目中止時才能進場等這些在現代社會大家習以為常的音樂會禮儀，事實上就是馬勒當年所立下的。試想：對那些把聽歌劇當成是社交活動、音樂只是陪襯，來者是要看人、同時也是要給人看的，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也不在歌劇的上流社會來說，馬勒的鐵腕得罪了多少票友？他又承受了多少壓力？

但他不管！在馬勒的眼裡，這些不當的行為都是褻瀆，也是對音樂不虔誠，這和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奮鬥向上、視音樂與藝術為神祇的哲學有違。因此他改革的手法不只是在節目內容上大刀闊斧、指揮到一半從樂池裡爬上來要求觀眾噤聲，他甚至樹立了在節目開演前便將音樂廳所有燈光調熄的慣例。在他的音樂裡，觀眾只能乖乖坐在椅子上；在一片漆黑下，你只能專注於舞台上的一切，除了聽與看，什麼都不能做。

當嘴巴閉上後，靈魂之口才會開啟。這樣的轉變，不僅讓團員的日子不好過，甚至連管理戲服道具的工友都倍感壓力。曾有位歌劇院的樂手在日記上留下這段記錄：「馬勒給歌劇院帶來一種根本性的災難！整棟歌劇院從地基到樑柱，都被這空前且持續性的強烈地震給震的天搖地動。凡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只得灰飛煙滅...。所以在這段日子裡，歌劇院裡絕大多數的歌手都收拾包袱走人了。」

沒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活不下來，而這才是維也納深藏不露的真面目。馬勒以一人之力力抗歐洲樂壇數百年之積習，竟還能強撐十年之久，實在讓人驚嘆折服。這段期間，報社惡意杜撰的低俗樂評打不倒他、團員漫天飛舞的黑函攻擊整不垮他。但就在1907年，馬勒還是在維也納金廳指揮了他告別維也納的最後一場演出，那是他的第二號交響曲《復活》。最後一個樂章演畢，全場觀眾掌聲之熱烈、拋上台的鮮花之多難以想像、叫好的歡呼聲伴隨著淚水淹沒了整個大廳。然而馬勒必須走，因為他是猶太人。當然，他對歌手、樂手的那種嚴厲求好以及與劇院經營高層間的意見相左都是促成他必須走人的原因之一，然而面對維也納一波波來勢洶洶的反猶勢力，馬勒明白這裡已非他長久之地。最後，馬勒出走紐約，在異鄉捱了四年，容忍自己降低演出水準，甚至到最後，他在紐約放棄了所有的歌劇演出，僅指揮單純的音樂會。

馬勒的故事說到這兒，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猶太人的故事。

馬勒死於1911年，那時候納粹還沒來。他，只是維也納在廿世紀反猶情緒高漲下的首波受害者罷了，廿年後，歌劇院被趕出去的人還多著呢。而且，也「幸好」馬勒只活了51歲，如果再讓他多活30年，他將會看到自己的外甥女艾瑪.羅瑟死在集中營裡，甚至連他自己可能也無法壽終正寢。

當年，馬勒的妹妹嫁給了維也納歌劇院的樂團首席羅瑟。在二戰爆發時，年屆七十五歲高齡的羅瑟流亡倫敦，他的女兒卻未能逃出來。之後不久，羅瑟得知自己的女兒命喪波蘭集中營後，哀痛欲絕的他承受不了打擊也隨之而去。然而老父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在臨死前，還在集中營裡組織女子樂團，娛樂德軍。原以為自己有活命希望的艾瑪.羅瑟卻在希特勒即將自戕之際，慘遭納粹黨最後一次的「大清洗」，逃不過這慘絕人寰的浩劫。

明明是講馬勒，為什麼會講到納粹？音樂跟政治又有什麼關係？

讓我們把時光往後推移到1936年吧！那年維也納歌劇院的指揮是馬勒的弟子布魯諾.華爾特，他在指揮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依索德》時，一顆包裹著字條的臭雞蛋往指揮台上丟了過去，字條裡寫著：「下次丟來的不只是雞蛋了！」；而1938年希特勒尚未接管奧地利之前，維也納歌劇院裡便早早對歌手與團員作了一次「背景清查」，甚至連本身不具有猶太血統、只是與猶太人有姻親關係的歌手都被辭退。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裡，共有75位歌手、樂手以及20位的行政人員先後被解雇逼退。因為國家歌劇院裡的藝術家算是公務員，種族要淨化當然要從公家單位優先作起。

事實上，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三零年代初期，馬勒的作品還時常被演出，受歡迎的程度甚至不下於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而且當時也有指揮家在完整的樂季裡指揮了馬勒的全套作品，可說是馬勒音樂確實被傳承的例證。只不過當理查.史特勞斯成為了希特勒的文化部長後，馬勒的交響曲便消失在音樂廳、同時也消失在樂壇了，一直到六零年代才因伯恩斯坦與華爾特的努力才讓馬勒的音樂逐漸復興。

1939年六月十日，希特勒現身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國王包廂。那天是理查.史特勞斯新作歌劇《和平之日》的首演。「和平之日」？這真是個天大的玩笑，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再過不到三個月的九月一日，德軍便入侵波蘭，揭開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這齣歌劇演的究竟是理查.史特勞斯不黯政治的愚昧，還是希特勒狼子野心的低劣偽裝？世事之反諷，莫此為甚。然而值得讓人玩味的是，在當年《和平之日》的指揮總譜上，不知哪位歌手、或樂手竟在封面上留下了一個字：「戰爭」，真是了不起的洞燭機先。人類的良心並不會因為藝術的偽裝而被蒙蔽，在舞台上演出的人員心裡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雙眼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未來。而那隨著歲月逐漸淡去的筆跡，就好似隆隆砲聲，在七十餘年後的今天仍讓人怵目驚心。

當時這些在歌劇院裡的當紅歌手、音樂家，在1938年維也納變色後紛紛流亡。腳步夠快的，在大西洋的彼岸找到了新機會，有些成了好萊塢裡電影音樂的奠基者、也有些人留在百老匯，為美國的娛樂事業投注新活力。而腳步慢一點的、或者政治嗅覺不夠靈敏的，註定要葬身在集中營裡。但更多的是那些人走得了、但「心」卻走不了的人，馬勒便是個例子，當年馬勒在紐約呼風喚雨，擁有他在維也納渴求不到的絕對權力，但在熬了四年後，他仍希望即將不久人世的自己能回到維也納落葉歸根。1907年，馬勒出走時，維也納街頭有人敲鑼打鼓送走了一位猶太魔王；但1911年，當他坐著火車一路從巴黎躺在病榻上回到維也納時，維也納城萬人空巷全都聚集到火車站，爭相目睹這位偉大指揮的最後一面、想要送他最後一程。這，就是維也納人的矛盾；也是人類的矛盾。

回首百年，馬勒的交響曲早已響遍世界，然而他瘦小的身影、焦慮的眼神與深沈的面容，將是維也納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