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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張娟芬專欄：亡國感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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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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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文）————

「亡國感」，目前為止我們對它所知不多。它起於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會發現「亡國感」首次在搜索引擎裡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三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長韓國瑜進中聯辦。這個人在一片紅色疑慮之中贏得選舉，當選之夜即高調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什麼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後，已無疑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緊緊縫合，要把臺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韓國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訪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地；並且走進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指揮中心。他事前沒有向陸委會報備，事後拒絕透露與中聯辦的聯繫經過與會商內容。就在這一串新聞事件裡，「亡國感」出現了。

流行語大抵如此：一聽就懂，心領神會，拿來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這個喜歡玩弄同音異字、以訛傳訛的大遊戲年代，「亡國感」又異變為更加俏皮的「芒果乾」。這樣的「亡國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標準定義，而反映了一種集體情緒。



#潛規則：我們要看對岸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初當我決定開設「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這門課時，驅動的力量也來自一種當時還無以名之的焦慮。這原不是我的守備範圍，但我感覺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生活，已經面臨毀壞的危機。對政治略有參與的公民應當早已習慣，民主經常是警鈴大作的。可是，中國的攻勢從「九二共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又逼近了一步，半島電視臺臥底採訪所揭露的中國滲透手法與深入程度，更是觸目驚心。我不禁自問，這是不是臺灣民主的最後一個警訊？

第一堂課，我放導演鄭有傑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潛規則》。一組人準備拍電影，外景選在一個學校操場的司令臺。但是導演看起來又愁又怒，原來司令臺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國旗。美術說，「我避不掉。」導演說，「到時候片子賣不進去怎麼辦？」最後，最資淺的工作人員拿來鐵撬，大家合力將那塊國旗背板撬下，在國旗歌聲中，工作人員歡喜大喊：「要——倒——了——！」

當那個國家象徵轟然倒下，只見導演兩眼發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風。背板後的牆面久未經日照，顯得有點蒼白。那裡畫著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問：「『潛規則』到底是什麼？明白地用語言把它說出來。」毫不扭捏的，第一個答案就直指核心：「我們要看對岸臉色。」

對。就這麼簡單。

「潛規則是誰訂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糊了，有人說是自願的，有人說是歷史與市場造成的，有人說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實這注定是一個模糊的回答，因為根本就沒人知道誰制訂的。

我再問：「潛規則與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話，感覺遵守法律跟制訂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潛規則感覺是下對上的，要一直去猜測那個規則，想要討好在上位的人。」一個學生說，法律非遵守不可，潛規則卻有選擇的空間。另一個說：法律寫在那裡，可以去鑽它的漏洞，但是潛規則卻逃不開，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第三個人自動出面整合了雙方的論點：「法律之所以能鑽漏洞，是因為它很明確地寫在那裡，邊界很清楚，所以知道從哪裡鑽過去。潛規則逃不開，是因為它很模糊，也沒人把它講清楚，所以就算一個人選擇要服從潛規則，也可能逃不開。」我說：「對啊，就像小熊維尼，他本來是個卡通人物，結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變敏感了。」


如此討論一輪，潛規則漸漸現形：它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短片裡說得很明白，不避掉國旗的話，電影就進不了中國市場。電影這麼燒錢的產業，要不顧慮市場，實在挺難的。拍了背景有國旗的戲並不會被抓去關，但是會血本無歸，這使他們決定趨吉避凶，遵守潛規則。

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時候，「不能出現國旗」還是低調、委婉、檯面下的原則，業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潛規則已經不再低調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開道歉，都是刻意張揚的霸凌，目的是殺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潛規則就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種政治象徵全面獵殺，是中國對臺灣的政治審查。

如果你參與某個活動，被警察抓走，然後從高處墜落，或者從海裡浮起，但一律以「無他殺嫌疑」迅速結案；我們知道這是政治。這裡面有國家動用的公權力，有壓迫者、有受害者。潛規則看起來卻不是這樣，它看起像「個人選擇」、「市場機制」、「你自己願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來啊！」潛規則用的是經濟手段，國家公權力僅隱身其後，讓事情看起來不是「壓迫者欺負受害者」，而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掩護其政治本質。

《潛規則》為「中國因素」下了一個很好的注腳。所謂「中國因素」就是：臺灣的許多事情，是被中國「決定」的。其「決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響，也可能是用經濟。

但是，為什麼？臺灣的事情，不是應該用民主的方式決定嗎？

「亡國感」這個集體情緒，它的核心就是這一句提問。臺灣的事情，為什麼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決定？為什麼是由一個我們從未授權也無法影響的政權來決定？那民主算什麼？我們算什麼？

#什麼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權組織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的。」

另一位學生說：「這些良心食材，每一個現在看起來都好簡單，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選六個來堅守，又尤其一想到我們很有可能將在之後失去這些權利，就更要選得戰戰兢兢。」

真的戰戰兢兢，我看著他們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盤子，又拿下來。「每一個食材在被丟棄的同時，總是會有人提出在臺灣過往經驗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況，最後食材又會被順利救回。其實我很慶幸大家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較深，讓討論變得更加有意義，但也覺得很困擾，因為這樣每個食材都變得非常重要，就無法選出最重要的六個食材。」綜合討論時，有一組幽幽地說：「我們想要做一個三層的蛋糕！」


這是在桌遊與手遊中長大的世代，在高解析度影像中長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貼上彩色紙的陽春遊戲，卻讓他們認真到產生選擇障礙，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東西「之後可能會失去」。

可以想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言論自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等，是很受歡迎的食材。但有一組出人意表地選了「社會福利」。據說那是蛋糕盤上的最後一個空位，一位組員唸出「社會福利」卡片背面的定義：「政府應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統，以確保人民能擁有健康、接受教育、經濟穩定」，真誠地看著大家說：「我覺得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認為有社會福利，才會成為一個有愛的國家。」那想必是莊嚴的一刻，全組的人都感動了。一位組員寫道：「原本還在爭論效益或結構的組員都同時安靜下來，神情從冷靜理性轉為溫柔，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將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組員瀟灑地總結：「社會福利是討論後決定釋出的立場，即便在層級上是較後期的目標。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有一位同學想起了我在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李惠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記得那時看完中嘉併購案的片段後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無力感，即便我們獲得了資訊卻無能為力，在面對這三個中國因素的問題時我也感受到了一樣的無力。我開始回想紀錄片裡的中嘉併購案，當時有一群人發起了抗爭活動，雖然並沒有受到大媒體的關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們最能夠直接參與的，也就是集會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向內擠壓的委屈中蓄積著向外爆發的能量

這是我對於「亡國感」的體察。在他們臉上，我讀到對民主的珍惜：每一塊「蛋糕」都不想放棄，因為認識到每一塊都重要。我讀到對於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請他們說說各組的雞蛋糕成分有何異同，其中一組解釋，他們沒有選「社會福利」、「隱私權」、「受教權」，因為「我們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體制，和言論自由能帶給公民的民主素養，自然會發展出這些項目」。在有限的蛋糕盤裡，他們沒有選擇某一些，是因為那些可以從更為基本的元素推導而得；這些食材在他們眼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們已經想到了彼此之間的連動關係。他們對民主的認識，不只是知道氯是什麼、鈉是什麼，而且知道氯加上鈉會變成一種讓食物好吃的調味料，如果將氫、氧和鈉加在一起，則可以用來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讀到擔憂、挫折、無力、絕望……與不甘願。還不願意投降或放棄的那種不甘願。這些情緒看似矛盾：擔憂、挫折、無力、絕望都是坐以待斃，不甘願卻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兩段引文所示，這相反方向的兩種情緒，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國感」似乎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它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作用力產生反作用力，「亡國感」的內裡，有一個想要「逆襲」的驅力。

#亡國感真正悼亡的對象為何

值得追問的是，「亡國感」的悼亡對象為何？有人說，醒醒吧，你沒有國家，哪來亡國感？這是所謂臺獨。有人說，容納我們民主生活的，是中華民國臺灣，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它就是我的國家。這是所謂華獨。「亡國感」是哪一種？

在同學的作業裡，「國」的問題鮮少被提起。兩千年左右出生的這一世代，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國界已不似先前那樣銅牆鐵壁，他們對國族的情感與看法，恐怕很難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來劃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國長大，因為父母是臺商，中國和臺灣都是他的故鄉。有的人曾經在中國就學，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國，因為父母之一是中國人。有的人擁有臺灣以外的其他國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認真在評估，畢業後要不要去中國找工作。一位同學表達得很好：「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國』是一個太難解的概念。臺灣史獨立成冊了，但我們的國名裡沒有這兩個字。」他們拒絕中國因素，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敵意，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欠缺瞭解，而是因為臺灣有民主，中國沒有，他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臺灣的生活才是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國族主義最需警戒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經常召喚個體為國家犧牲。「亡國感」雖然有這個「國」字，卻很難被界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因為「亡國感」的話題總是環繞著「民主」這個概念，而非「國族」；有亡國感的人總說著民主機制的毀壞，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強化。他們並不想像一個圍牆高聳的國族共同體，要入會得經過嚴格的血統審查——他們自己原不是血統純正的人。民主的原則是盡可能讓大家都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採取三權分立，從人民的立場來避免國家侵犯基本人權。「亡國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嚴前生活經驗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種「亡國感」：「今日不做自由的鬥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難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退一步即無死所」；那些國慶閱兵、晚會、排字、大會操、軍歌比賽，講究「數大便是美」、「整齊畫一」、「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那些「萬眾一心」、「我愛中華」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動就是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要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為自己做為一個小螺絲釘而感動，要你團結，要你愛國，要你支持政府。那種亡國感絕對不容許你談多黨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權；甚至你只是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說這樣會亡國。是的，那種亡國感就是賣弄國族主義的威權統治手法。

今日的「亡國感」是那種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見，「亡國感很重」的年輕人總是好想突破同溫層，好想跟長輩溝通，為了自己在乎的議題狂寫臉書，去捷運站之類的熱鬧地方當小蜜蜂，收集連署，製作短片丟上網，用無窮無盡的公民參與去實踐民主。

「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亡國感」只是一個現成的詞語，方便溝通。他總不能說：「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這樣誰聽得懂？說「亡國感」，雖不精確，卻一聽就懂。遂成流行。

「亡國感」甚至不是一種悼亡。不是一種現在式或者過去式的哀嘆：「我們已經亡國了，好慘啊！」而是未來式，一種警世明言：「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主會完蛋的！所以我們現在——」。「亡國感」不是句點，而是起手勢，重點總在於，為了不要讓現在還享有的可愛的自由消失，我們現在趕快來做點什麼？


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攝影：蔣銀珊）

這是藝術大學裡的一堂通識課，學生的主修是電影、戲劇、動畫、美術、音樂、傳統音樂、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他們本來不是對政治特別有興趣的人。但是，對民主的珍惜與體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變得巨大而急切，因為他們感到，「以後可能會失去」。所謂「這個歷史時刻」，就是中國積極向外輸出專制影響力的這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因素滲入臺灣骨髓的時刻。

有人擔心，亡國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將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政治操作的議題。其實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極為簡單，就是民眾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大聲說出來，而候選人想辦法說服民眾：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投給我別擔心。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所有重要議題，都應該是選舉的影響因素啊。誰積極反對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和平協議，誰就會獲得「亡國感」一族的青睞。背離民心者在選舉中落敗，本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心。

「#有錢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是天理

課堂上也有另一種意見，是不打算捍衛民主的。有一位同學寫道：「我認為臺灣的兩黨惡鬥，不太會像是民主的在進步，而是在濫用，那要民主有什麼用？我個人會覺得專制體制會更讓我們的經濟往上升起，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那我在想的是保持著民主有什麼用呢？我個人會覺得有了麵包才能夠談這些之後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錢了不喜歡極權專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為為了保持民主，而讓我們全國人民都快餓死，那維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經濟，有錢了就有自由，因為有錢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選擇要當哪一國人。這推論裡有幾個關乎事實的環節，值得拆解檢視。其一是他認為只有專制才能拚經濟，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現況是大家都快要餓死；其三是他認為專制並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這也就是常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他很禮貌地寫說希望聽聽老師的看法，所以我在課堂上仔細提出事實的說明，不過，那堂課他並沒有出席，此後也沒有再見到他。

這位同學理所當然地覺得「有錢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為他在民主的制度裡長大，習慣了這種民主框架裡的資本邏輯。在專制國家，那才不是天理。專制國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國家的恩賜特許，而不是權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選擇了一個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魚也覺得用鰓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條小魚，為什麼要跳上岸來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寫定的未來

以上是我從「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上，捕捉到的「亡國感」的面貌：在中國因素影響下，因為感受到可能會失去民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既無力又亟欲奮力一搏的集體情緒；「亡國感」本身就蘊含了「逆襲」的能量。


這門課到六月時接近尾聲，那卻是香港抗議「逃犯條例」的開端。我清楚記得當時，各界一致認為「逃犯條例」一定會過，包括上街抗爭的人。大家平心靜氣地「知道」香港立法會的生態就是那樣，平心靜氣地「知道」不可能贏；香港人上街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們課程結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卻在街頭上一天一天地創造奇蹟，那麼多的人從各處冒出來，終於擋下了不可能擋下的，令歷史為他們轉彎。如鍾耀華所寫：「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人們六月的時候不能預測香港，現在又何能以失敗主義論定臺灣？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已經寫定了的未來。臺灣的前途仍然在於，珍惜民主的人們能夠發揮多少能量，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展開逆襲。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摘自《亡國感的逆襲──臺灣的機會在哪裡？》，新書係失敗者聯盟及春山出版編輯部共同策劃。由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作者，正面且直接的對於亡國感現象進行拆解，希望能從中找出抵禦、甚至是「逆襲」亡國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