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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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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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孟郊：高天厚地一詩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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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開林

眷眷者，慈母之意。拳拳者，遊子之情。《遊子吟》總共三十字，竟無一字不是催淚彈。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十歲前，孟郊喪父，他與兩個弟弟孟酆、孟郢由母親裴氏辛苦養大。在這個單親家庭裡，父恩天高，已摸不著邊際；母愛地厚，才立得住單薄的身體。
　　孟郊，這位大唐詩人，以詩風矯激而著稱。一千二百年來，無數遊子的淚水都源自他的筆下!我猜想，他寫完那首《遊子吟》後，一定泣不成聲，頃刻間淚濕襟袖。
　　年輕的孟郊抱負不凡，他揮灑筆墨，徬彿運斤成風，全是顧盼自雄的豪言壯語：「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還未見識世路上的風波險惡，還未遭遇命運之神一記小指頭的輕敲，此刻，他胸中跳蕩的是一顆將以有為的少年心。

我願分眾泉，清濁各異渠。
我願分眾巢，梟鸞相遠居。
此志諒難保，此情竟何如？
　　
「情」也好，「志」也罷，日後皆與世事圓枘方鑿，難以吻合。善惡相羼，美醜莫辨，最是人間常景，誰能了了分明？誰又能獨秉公正？濁水遍地橫流，梟鳥盡佔高枝，清泉因此遠避，鸞鳳為之低徊。孟郊是赤子，也是痴子，他對外面的世界抱有極高的期望值，認定「物皆備於我也」，徬彿舉目可見，唾手可得，殊不知，海面雖遼闊，可取飲者無一勺。
　　
現實有時比盛氣凌人的繼母更冷漠，也更苛刻。年逾不惑，孟郊遵從母命，遠赴京師。大唐禮闈的門檻比踵其後塵的任何朝代都要高得多，滿打滿算，單科進士名額不足三十人。李白不肯嘗試，是明智的。杜甫偏不信邪，結果在京師困居十載，飽嘗悲辛，苦無所獲。
　　
孟郊的運氣如何？他一入長安，空手而返；再游西京，鎩羽而歸。似乎命中注定，他面前不會出現一條平坦的仕途。只能放歌詠詩，「劌目鉥心，鉤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一腔怨氣化作滿紙哀聲：「曉月難為光，愁人難為腸。誰言春物榮，獨見葉上霜。……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忽忽多年，懷才不遇，孟郊對於冷酷的現實有了切膚之痛，「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他索性結廬嵩岳，過起了白雲為田、絳雪為飯的隱居生活。衣褐懷寶者，既然得不到當途者的賞識，那就將一腔孤憤訴與群山去聽：「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

在大唐帝國，貧寒書生的出路有限。倘若孟郊的政治前途受阻，就多半會淪為涸轍之鮒，那頂「詩人」的桂冠固然光鮮好看，但它兌現不了現世的安穩。一方面，命運薄待孟郊；另一方面，則給他補償。儘管時乖運蹇，孟郊有志難伸，但他與韓愈結下的深厚友誼不失為高山流水的華彩樂章。
　　
孟郊比韓愈年長十七歲，按理說，這條代溝又寬又深，然而他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結為了比忘年之交更好的忘形之交。在唐人傳奇《龍城錄》中有一則《韓退之夢吞丹篆》，可謂奇談：「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可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人生如夢？人生如戲？人生如傳奇？命運歸定數，情誼續前緣？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
　　
韓愈二十五歲登進士第，此後數年，參加過三次吏部考試，均未能通過銓選，他的官運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孟郊羈旅長安，一介布衣，詩才固然不薄，但要在仕途上軟著陸，找尋到一個可靠的落腳點，殊非易易。韓愈在京師大名鼎鼎，毅然以古文運動的旗手自任。他為孟郊延譽，難度很小。他為孟郊解憂，難度很大。
　　
韓愈的神作《與孟東野書》述及了兩人的知己之情：「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若非至交，無此深言。精神吸引，靈魂映照，世俗的計慮盡拋，方有此一番告白。
　　
韓愈賦詩《醉留東野》，其真摯熱烈的情誼於字裡行間呼之慾出：「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杜甫一生寫過《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傳世的詩篇，韓愈對其風義景慕不已，但他也扼腕嘆息：李、杜二位前賢未能常相過從，遂成千古憾事。
　　
憂戚傷人，勝過鉛刀割肉。孟郊之憂是謀生，孟郊之戚是落第。莫非長安真就不是他安身立命的福地？沒有上策，只有中策，韓愈送孟郊去謁見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貧寒書生做幕僚可算一條入仕的捷徑，倘若能得到封疆大吏的力薦，袞袞諸公或許會對他另眼相看，頂不濟，生活總歸有個著落。臨別時，韓愈再三慰藉好友，賦詩鼓勵道：「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卞和獻玉，稀世之寶無人識得，被誣為欺君而慘遭刖足之禍，可說是天下有名的苦人兒，但他最終獲得了楚王的接納，所獻之玉也被視為天下重寶。韓愈用這個典故激勵孟郊，是提醒他：衣褐懷玉者終必有遇。
　　
命運肆虐，禍不單行。孟郊三次得子，一一夭殤。落第之悲尚可轉念，失子之慟如何釋懷？至此，孟郊被逼入了「積怨成疾瘳，積恨成狂痴」的絕境。
　　
總會有否極泰來的那一天，天公鐵石心腸，也有歇手消停的時候。貞元十二年(796)，孟郊四十六歲，終於榮登進士第，喜赴瓊林宴，置身在一群志驕意滿的青年人當中，其滿頭華發格外引人注目。這一天，他等待得實在太久了，徬彿等待了整整一百年。孟郊賦詩《登科後》，意氣洋洋，但知情人讀了無不為之泫然淚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宋人尤袤的《全唐詩話》評論此詩：「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遽也。」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據此而議，更進一層：「識者亦證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讖信有之矣!」莫非真的是「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佔盡，聰明不可用盡」？居然連長安城的鮮花也不可一日看盡。李白朗吟「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同樣晚運不佳，這似乎又額外添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一生中，孟郊難得有如此極情盡興的日子，夙願已酬，懸而未決的功名終於到手，真是莫大的慰藉，在老母親裴氏眼裡，這不僅勝過人間的錦衣玉食，而且勝過仙界的靈丹妙藥。
　　
四年後，孟郊出任溧陽尉。城東，古木蓊鬱，孟郊常去林中，棲息在積水旁，飲酒彈琴，徘徊賦詩，終日不倦。他厭煩曹務和案牘，請人代理，將自己那份微薄的薪水分給對方一半，終於窮到辭職。此後，由韓愈舉薦，孟郊追隨尚書留守鄭餘慶，輾轉數地，依舊沈淪下僚，毫無起色。正如韓愈所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孟郊歷盡坎壈之後，昔日的樂觀悉數歸零。「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男兒久失意，寶劍亦生塵!」他怨恨命運，悵觸西風，終極的解決之道，唯有幡然覺醒。
　　
「願存堅貞節，勿為霜雪欺!」從迷失的地方回到原點，孟郊依舊貧寒，依舊孤苦，但他參透了生之榮枯，心境遂如一泓秋水，波瀾不興。昔年，孟郊憤然絕叫過「我欲橫天無羽翰」，現在想來，皆因心中迷障太多。天穹猶如一張大幕，受苦的靈魂匍匐在蒼茫的原野上，吮吸清露，踐履嚴霜，就算所有的夢想凋落於眼底，只要能找到內心的寧靜，即可瞬間脫困。既然孟郊以鳳鳥自居，以俗世的功利為羅網，他久在羅網中苦苦掙扎，又豈能自由翱翔？
　　
所有滴落的同情之淚都無法逆流到唐朝去，否則，它們將匯成大河，載起一葉又一葉擱淺之舟。孟郊病逝於元和九年(814)，韓愈召詩人張籍會哭，出葬前，張籍說：「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眾人無異詞，於是朋友們私謚孟郊為「貞曜先生」。孟郊的忘年詩友賈島賦詩《哭孟郊》，頗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意思，其中那句「故人相吊後，斜日下寒天」，讀者品咂再四，苦澀無比。
　　
蘇東坡能夠在豪放派與婉約派之間從容來去，衣不沾塵，鞋不沾土，這門絕技罕有傳人。他瞧得起隱逸派，迷戀陶淵明的詩歌，無以復加，但他不喜歡苦吟派，對於孟郊的詩歌不無微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蟚蟹，竟日嚼空螯」。誠然，依照美食家的標準來欣賞孟郊的詩歌，不免大失所望，他的詩歌太苦澀，太生冷，能供人大快朵頤的「魚肉」、「蟹肉」少得可憐。孟郊的詩歌更像是毫不起眼的芥末，待它把你辣得倒吸一口涼氣，淚水奪眶而出，頓時忘記了盤中的魚和蟹，才會覺得它真強，認為它極好，微量品嚐才是王道。
　　
金朝詩人元好問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一首針對孟郊：「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有人說，這是對孟郊的貶低。也有人說，孟郊就是詩囚，評價恰如其分。其實，做詩聖、詩仙、詩魔也好，做詩囚、詩丐、詩癲也罷，匆匆都是一生。千古愁也得放下，萬古悲也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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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孟郊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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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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