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阿都拉的表親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這樣說過：「求知要不遠萬里，即使遠在中國。」

唐宋元三朝，大食商人曾一批又一批地來到中土。這些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不僅從西域陸路，還從海上絲路，揚帆到來。尤其是唐朝中葉以後，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今西藏）勢力佔據，而中亞又被土耳其民族所佔，陸路受阻。因此海上絲路更為興起，漸而取代陸上絲路。

「一手可蘭經，一手持劍」，並不是伊斯蘭教傳播的唯一印記。最起碼，在其往東傳（尤其在中國）的記事裡，伊斯蘭教是和平的進入、發展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大食商人是一手拿著《可蘭經》，一手拿著珍奇寶貨，和平友好地東來貿易。在長程貿易過程中，構架起了跨文化的橋樑。

僅在唐代，據估計，廣州、泉州和揚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就有數以萬計。唐朝文獻也常見有蕃官、蕃人、蕃客、蕃舶、蕃坊和蕃長等名稱。此「蕃」，大抵指的都是阿拉伯大食商人。至宋代，泉州還有伊斯蘭教徒的「蕃客墓」。由於阿拉伯僑民的長期留居，還出現了「土生蕃客」，亦即出生於中國的阿拉伯人。

當時，這些經營海洋國際貿易的大食商人非常富有。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些到來中國的大食商人，中國文獻又都記說他們很多是姓「蒲」的。例如南宋岳珂《桯史》記載當時僑居廣州一位最富豪的大食蕃商蒲姓者之家，「其揮金如糞土」。這位蒲姓富豪商人原是「占城之貴人」，來中國貿易後而留居不歸。

在《宋史》〈大食傳〉記載來華的使節中，記有蒲希密、蒲思那、蒲羅、蒲加心等。他們有些是官員，有些則是阿拉伯船主或商人，用自己的名義來華進貢。例如大食商人蒲亞里，他曾一次向宋朝政府進貢大象牙三百九十株，大犀牛角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他長期留居廣州，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五年不歸。

由於大食商人的海貿生意能為中國海舶稅收帶來巨利，宋朝政府還常因此而授予他們官職。他們包括以占城進奉判官的名義入貢的蒲霞辛可，以及船載乳香來廣州市舶的蒲羅辛等。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是那位宋元之際的大豪商蒲壽庚。

蒲壽庚的祖輩原為西域穆斯林。至其父蒲開宗，從廣州遷至泉州。宋代淳佑年間(1241-1252)，蒲壽庚因助平海寇有功，被委為泉州提舉市舶司，掌管一切海舶抽稅事務。他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控制當地的軍政大權，成為一方權貴。宋末，元軍攻克臨安，南宋朝廷殘餘勢力逃至泉州，蒲壽庚為保有其既得利益，竟轉投降元。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後，蒲壽庚和其子蒲師文備受重用，蒲氏家族承辦泉州市舶招商的重任，利用權勢大量累積財富，擁有海船80艘。

中國文獻裡的「蒲」姓，不僅在《宋史》〈大食傳〉有述及，《宋史》〈三佛齊國傳〉（亦即島嶼東南亞的室利佛逝）亦記說「其國居人多蒲姓」。該傳中見有蒲姓者，有蒲蔑、蒲婆藍、蒲謀西等。在《宋史》〈占城國傳〉（今越南中南部）又記有蒲思馬應、蒲路雞波羅、蒲訶散、蒲羅遏等名姓。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

在勃泥國（今婆羅洲汶萊），《宋史》則記載有其國副使蒲亞里來中國朝貢的事例。考古發現，在今汶萊的一塊宋代古墓碑，迄今被公認為是遺存在東南亞的最早中文碑刻。其碑刻上「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此「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或波斯人，但已中國化。他是來自泉州的一個中國官員，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國式的。

「蒲」姓的由來為何？著名學者桑原騭藏在《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曾如是考證說：「蒲」姓就是中國人對於阿拉伯人名Abu之音譯。中國人對於Abu之音，普通常用「阿蒲」或「阿卜」等字面譯之。有時又省略最初之母音，而以「卜」或「蒲」等一字代表Abu之音。

桑原騭藏認為，當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經營東方遠洋貿易，應會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建立不少據點。除印度，馬來半島的箇羅國（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婆，恐亦一度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國的海南島。

至於那些唐宋元以來，留居中國的蒲姓族人，很大一部分後來就成為了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系民。有些在泉州，有些在海南島。十多年前，海南島三亞市先後發現五處伊斯蘭教徒古墓群，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伊斯蘭教徒墓地。《宋史》〈占城傳〉也記說，在宋朝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儋州（今海南儋縣）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此後，占城穆斯林入居海南島者漸多。宋元之際，又有一批占城的伊斯蘭教徒移居海南島，散居海岸，謂之番村、番埔。其人多蒲姓。《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380〈崖州風俗〉記載了這段史事。

如今，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羊欄鎮回輝村還有不少回族。1943年，小葉田淳遵照日本「海南海軍特務部」的囑托，著手編纂《海南島史》，記述了海南島這些沿海回族，他們多是漁民，「一直到現在大抵姓蒲，此外哈、海、李、江、劉、陳諸姓雖然也有，然而他們的祖先，幾乎都姓蒲，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9世紀，大概是1870年吧，有四名海南島三亞回輝村的哈姓回族兄弟離開家鄉到南洋來尋找生計。其中一人名叫哈蘇璋，也就是哈山沙禮。哈山有一女，拿督凱蘭哈山。她就是我國（指馬來西亞）前任首相阿都拉（指Tun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的母親。

天涯海角鹿回頭。有人說「布衣首相」阿都拉應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五代十國　令人眼花繚亂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大分裂期，五代是唐朝滅亡後又在中原建立的五個朝代，而十國是同時期在全國內割據的十個政權。

五代十國雖然只持續了70多年的時間，但卻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不小的傷害，戰亂、飢餓接踵而來，亂世下百姓是最痛苦的。實際上在五代十國以前，還曾出現過一個分裂期就是兩晉十六國，這兩個混亂時代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其中的原因就說來話長了。

作為歷史上有名的亂世之一，五代十國以其混亂無序而聞名於後世。

五代之前，盛唐以其統一的遼闊疆域和強盛國力而聞名於世。即便到了今天，外國的華人聚集區也被稱為唐人街，足見唐朝大一統時期的榮耀輝煌。

然而自唐朝之後，中原大地上硝煙四起，各個政權起起落落，如同走馬燈般換個不停，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朝依次粉墨登場，被後世稱為五代。

而中原以外的地區，還有諸多林立的小國，其中前蜀、後蜀、南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荊南）、北漢等國，則被後世史學家們統稱為十國。

同為亂世，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們雖然也是彼此攻伐，混戰不休，但也能做到守土尊禮，保一方百姓安定。

而五代十國時期則是烽火連天，一派混亂無序的景象—政權更迭頻繁，大國勾心鬥角，小國朝不保夕。

一、藩鎮割據埋禍根

五代十國如此混亂局面的形成，由很多複雜的因素導致，然而追根溯源，則是唐代藩鎮割據埋下的禍根。

《舊唐書》記載，藩鎮亦稱方鎮，由節度使掌管軍政大權，是天寶年間唐玄宗為防止異族來犯所設立。玄宗時期共設立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稱為天寶十節度。

然而設立藩鎮固然能抵禦外敵，但從長遠來看卻是弊大於利。因為各個節度使掌管一方軍政大權，若是中央朝廷沒有管制的能力，則是養虎為患，遺禍無窮，導致節度使據地自專各自為政，肆意破壞法度的情形層出不窮。

自唐中期開始，節度使兼管地方民政、財政權，漸漸形成了可以與中央朝廷對抗的割據勢力，甚至威脅中央政府的統治。

譬如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便是最先按捺不住向朝廷叫板，公然發動叛亂。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玄宗也只得外逃入蜀躲避。

即使後來叛亂被平息，皇帝重回寶座，但藩鎮割據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唐朝後期，各個節度使陽奉陰違，雖然沒有公然發動叛亂，但都在自己轄區內做起了土皇帝。中央政府無力管轄，即便想要削藩，也是有心無力。

若是說藩鎮割據是五代十國局面形成的根本因素，那麼黃巢起義便是這一局面形成的最終導火索。

公元878年，繼王仙芝領導的起義失敗後，黃巢組織農民發動了唐末聲勢最浩大的一場農民起義。雖然這場農民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它成了壓倒腐朽唐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書有言：唐代自從唐肅宗以來，藩鎮遍布，久成分裂之勢，然而中央政府猶有表面上的名分。黃巢起事後則情形驟然改變。

在黃巢起義之後，唐王朝再也無力維持名義上的統治，各地藩鎮紛紛自立為王：宣武節度使朱溫廢唐哀帝，自立為帝，建立後梁;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存勗自立為帝，建立後唐 ⋯ ⋯　五代十國戰亂不休的局面開始形成。

著名歷史學教授張國剛曾說：五代的歷史，仍然明顯地受到唐代藩鎮割據的影響。五代十國時期的各個政權，與唐末的各個藩鎮之間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而五代十國禍亂不休的根源便是的唐末的藩鎮割據。

二、異族為禍中原亂

中國歷史上有句話叫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按照今人的看法，此語有些過於偏激，畢竟人的好壞善惡與種族無關，不能一棒子打到一堆人。

然而古往今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局勢若是有外族的插手，則必然會增加許多紛亂爭鬥。與之相同，五代十國時期之所以如此混亂，與眾多外來異族的參與干涉難脫干係。

正所謂內爭必有外患，強盛一時的唐王朝忽然之間分崩離析，必然引來許多異族的虎視眈眈：西有吐蕃，南有南詔百越，而北方的契丹族則是異族裡最為強大的一個。

唐中期時，契丹曾和安祿山交過幾次手，雖有過幾次勝仗，但苦於唐朝強盛的國力，契丹始終被禦於國門外。

而到了唐末，前面說過，各地節度使各自為政，唐王朝已經是名存實亡，契丹開始蠢蠢欲動，希望藉著各藩鎮混戰之際能謀得些漁翁之利。

在耶律阿保機成為契丹首領後，契丹戰士們更是摩拳擦掌，想要南下掠奪一番。然而阻隔在他們面前的還有一道天塹，那就是幽州。

幽州古稱燕雲十六州，又稱幽薊十六州，其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河北一帶。由於中間有太行山、陰山等山脈阻隔，加上唐朝時期的加固，幽州可以說是抵禦外敵的一道堅實堡壘。有幽州阻擋，契丹族想要南下掠奪，也只是癡人說夢。

然而日防夜防，家賊難防。賣國賊的存在讓這一切成了現實。後晉皇帝石敬瑭不顧廉恥自稱「兒皇帝」，親手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致使契丹鐵騎可以毫無阻礙的越過幽州，奔馳南下，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片腥風血雨。

除了契丹吐蕃等族，五代十國時期還有諸多少數民族登上中原大舞台。譬如羌族、匈奴、鮮卑、柔然、沙陀等。

在今天看來，這些曾經的異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然而在當時漢夷分明的情況下，這些進軍中原的少數民族像是倒進油鍋裡的一盆水，讓原本就動盪不安的中原之地變得更加沸騰。

三、禮樂崩壞尚武力

《三國演義》裡劉備認為天下禍亂的根源在於人心喪亂，欲取天下必要先取人心。劉皇叔雖然權謀武藝並不過人，然而這番想法卻是十分有理。

中國歷史幾千年，歷經商周至明清等諸多封建王朝，歷朝歷代所真正奉行的並非法律條文，而是禮儀道德。即便是有如《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等諸多法典條文，其立足的根本也是傳統的道德而非公正的律法。

自孔子創立儒家思想以來，經過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倫理道德便是歷朝歷代維護統治所奉行的正統思想。

然而帝王們大肆推崇三綱五常、君權神授這些思想道德倫理，並非真正相信這些，只是為了藉此用作維護統治控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說白了，在封建農業社會，只要廣大的下層農民們要聽話守規矩，好好種地幹活，自然國泰民安，動亂息止。而讓這些農民聽話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接受道德倫理的約束，即要尊長愛幼，侍父奉君。

細觀歷史上的諸多盛世譬如文景、開元、康乾等等，其繁榮興盛都離不開思想上的統一。

而道德崩壞，思想的多元則是亂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朝末年，禮樂崩壞，宗法不復，百家思想爭鳴，迎來了春秋戰國的大變革時代；漢末分三國，傳統儒學被挑戰，佛學興起，玄學道教的老莊思想佔主導，使得魏晉南北朝紛亂數百年。

與以上兩個亂世相同，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也與思想文化有關。然而所不同的是，春秋戰國與魏晉時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化的，各種學說雖然衝突不斷，但卻是欣欣向榮。而五代十國時期的文化卻是極度衰弱，與之相對的，是對武力軍事的崇拜。

歐陽修曾說：「五代是干戈不息、亂賊橫行的世道，禮崩樂壞，三綱五常滅絕，前朝的制度文化都消失殆盡了。」

五代時期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們不受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不明禮樂，輕視文人。他們在意的是武力，是軍事。

《舊五代史•史弘肇傳》裡記載，當時人們認為平定禍亂，安定百姓，只有用刀劍拼殺，文人的禮儀教化不管用。正是這種傳自少數民族的尚武風氣盛行，讓五代十國的中原秩序混亂，戰亂不休。

因為五代時期尚武風氣太重，宋朝建立後大改風氣，重文輕武，武官受文官節制。這導致了宋朝軍隊積弱，戰鬥力低下，最終被蒙古騎兵所滅。極度尚武或是崇文都是極端，治國安民都不可取。

四、紛爭繚亂蘊變革

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十分混亂，亂到史學家們也很少去專門研究。因而對五代歷史的介紹大多附在隋唐史之後，往往是蜻蜓點水般的一帶而過，缺少系統的介紹

其實五代雖亂，卻是亂中有變。各個政權混亂地彼此攻伐間包含著社會結構的大變革。所謂不破不立，在這一場曠世少有的大紛亂之後，迎來的是宋元明清幾個世紀的輝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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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觀鵝圖】

錢選（1235-1301?），生逢南宋覆滅元朝代之的亂世，與當代書畫大家趙孟頫（1254-1322）等人合稱「吳興八俊」。不同於宋朝宗室子弟趙孟頫選擇出仕元朝，甚而得到元帝重用，錢選以南宋遺民身分隱居林野，『不管六朝興廢事，一樽且向畫圖開』，寄情詩酒，常於醺然欲醉之際便筆墨靈動躍然紙上而成佳作。

又因學識淵博，文采卓然，常賦詩於畫，繼承蘇軾等人「文人畫」理論，提倡「士氣說」，緊密結合詩、書、畫三者；山水、花鳥、蔬果、駿馬等主題皆其所長，尤以設色花鳥工筆畫成就最高。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愛鵝一事自古流傳，不僅唐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以詩作吟詠，南宋馬遠、明代徐渭乃至於元代錢選等畫家亦將此賦形於墨彩。

除卻以鵝之姿體書法之妙，或者更實用性地拿鵝肉驅除道教丹藥毒性等因素（王羲之為道教信徒，東晉時期流行此道以求長生，煉丹吃藥想是必然），我倒寧可相信羲之愛鵝出自天性的浪漫情懷，否則瀟灑散逸如李太白者不會寫出『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而羲之本人在蘭亭集序中表述『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也可體察出他細膩情感及物我交融的理解。

錢選以青綠設色所畫《王羲之觀鵝圖》，近景林木青鬱，後方竹林疊翠，亭臺掩映其中臨於池畔。王羲之在亭中以欄而望，水中一對白鵝徐徐朝前遊來，風格明潤秀麗樸拙高逸，意境夢幻，不講究精細寫實，一方面呼應南朝謝赫「氣韻生動」神似重於形似之說，另一方面也可體察到畫家身為亡朝遺民遺世而獨立的心態。

要說，南宋於1279年崖山之戰覆滅之時，左相陸秀夫先將家人趕入海中，再抱著年僅七歲的少帝趙昺跳海自盡，周圍十萬軍民紛紛隨之慷慨躍海就義；大將張世傑大軍潰敗，而這時候文天祥早已被俘，被迫待在元軍船上觀戰。據說大戰結束數天後，附近海域還有屍體無數隨著浪潮載浮載沉。

再說到少弟趙昺兄長-時年八歲的恭帝趙㬎（音同顯）早已在大戰三年前降元，投降後被迫北遷，雖被忽必烈封為「瀛國公」，後又至吐蕃出家，但卻於元英宗時作詩『寄語林和靖，梅開幾度花。黃金臺上客，無復得還家。』一詩犯上招忌而被賜死。

大抵亡朝一事少不了殺伐征戰，然而若南宋王朝滅絕得如此之慘烈與徹底倒是少見，可以想見對南朝子民造成多大衝擊，因此也就不難理解錢選何以將心志寄情於詩畫筆墨之間了。

《王羲之觀鵝圖》卷（1295-1307）
元, 錢選.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紐約

圖片來源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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