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親權成雙】748施行法違憲？
748施行法的立法部分條文如果違憲？有沒有這麼荒謬？
還記得2017年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宣告「沒有讓同志結婚」是違憲嗎？
後來2019年 立法院立了《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讓同志可以結婚
但其實部分條文，可能也違憲了？
尤其是748施行法第20條，再次出現「「規範不足」有違憲可能的設計？

－－748解釋－－
司法院於106年5月24日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就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宣告其屬「規範不足之違憲」。

－－748解釋施行法－－
748施行法第20條的內容是「第二條關係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
當時的立法說明是：
一、鑑於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雙方當事人有共同經營生活事實，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依個案判斷其收養是否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並準用民法有關收養之規定。
二、第二條關係之一方收養他方親生子女後，依本條準用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結果，其與被收養子女間之關係，與婚生子女同，是民法及其他法律中有關父母與子女間權利義務之規定，自有適用，附此敘明。

－－
當時第20條的立法設計，是為了保障同志家庭的親生子女
而沒有積極保障同志家庭的「養子女」，我先不要那麼快說這個是「歧視性」的設計
但顯然是有「區別性」的設計
其實台灣的法規，幾乎都用「子女」或「婚生子女」
只有涉及國境問題的時候，才有用「親生子女」這四個字
(《入出國及移民法》、《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廢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看來，當初寫這個法案的人，真的是把同志當成「不同國」的人在思考？
覺得有點好笑
－－
所以，我認為，關於「同志收養配偶的養子女」
關鍵在於主張：
民法也好，748施行法也好，都『沒有限制』同志收養配偶養子女（沒有說不行收養）
問題在於『未能夠積極保障』同志收養配偶養子女，這並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在以往的法規中，通常都是用「子女」、「婚生子女」
實在沒有理由在748施行法立法的過程中，再特別區隔「親生子女」和「養子女」
10月1日要開庭了，只希望司法事務官能看在「#兒童最佳利益」的份上，運用「合憲性解釋」，讓我們能準用或類推適用748施行法第20條
－－
當時的寫這個法案的人，可能沒有想清楚：「立法是為了合憲，怎麼又立了一個可能違憲的法？」
怎麼會以家長的性傾向，區別性地給予養子女差別待遇（既區分了家長的性傾向、又區分孩子是親生還是養子女？）
何況748解釋理由書也強調，
同志因為長久是政治上的弱勢，難以民主程序扭轉法律上的劣勢地位，如果要因為性傾向給予差別待遇，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標準，要判斷其合憲性
給予這樣的差別待遇，是基於什麼重要公益的理由嗎？
－－
這流程走著走著，當時4、5個月的娃，現在也已經3足歲了
何時，這個國家，才願意給我們孩子，擁有兩個同志雙親的權利？

#同志收養家庭 #生養平權 #兒童最佳利益 #收養自由 #性傾向平權
#他是我爸爸 #實質雙親被迫單親 #收養配偶養子女 #共同收養

新聞：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趙期正訊問毒品案被告時，竟口出「你的辯護人裡面有人吸毒？你辯護人有病，在抽大麻？」「想換漂亮的、女的（辯護人）都可以」等離譜言詞，讓在場單姓律師深感受辱，請求評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認定趙確實失言，有違失，移送高雄地檢署查處。

嗯每個行業都有奇怪的人，
只是奇怪的人擔任司法官，產生的問題會比較大。

檢察官部分，
我是碰過要求律師站著答辯的，
一般情況是
律師自己站起來講，
檢察官：「大律師坐著講就好了」，
律師：「啊我站著講丹田比較有力哈哈哈」
我碰到的情況是
我坐著講，
檢察官：「大律師你應該站起來啊！」
我：「啊？」
如果他覺得
這樣才可以表達對他檢察官大人的尊敬的話，
我們就順著他好了。

開庭結束後，
有一次跟某主任檢察官學姊碰面，
還會問一下：「你們那個誰誰誰架子怎麼這麼大啊？」
學姊：「發生什麼事情？趕快告訴我！」
他們司法官平常日子過得無聊，
最喜歡聽這些有的沒的八卦了。

法官部分，
之前有碰到一個開庭開到一半，
開始講一些有的沒的的東西，
跟案子沒關係的東西，還講很久，
後來司法院好像有調查那個法官，
學姊問我有沒有碰過他，
我說他很奇怪啊，
然後就提供那個庭的日期給他們去查了哈哈哈。

不過大部分的司法官都算正常啦，
也別以為每個案子都會碰到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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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本集預告
0:50 什麼是打開台北
2:43 司法院的工作是什麼
3:50 司法院貴賓室
4:52 在司法院裡迷路怎麼辦
5:30 大法官討論同婚的地方
6:22 司法院的都市傳說
7:00 影響所有台灣人的釋憲法庭
8:17 能夠深入司法院真的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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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的家庭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立法理由說明：「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法院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法院將參考訪視人員提出的訪視報告及建議決定是否認可收養。因此社工、法官都是影響成敗的因素。

所謂的繼親收養，以女同志為例（男同志以生父類推），它的組成通常是一個生母，及一個伴侶，而這個伴侶要收養生母的小孩。

現代社會，通常有共識，撫養孩子的責任在雙親，而非單由生育的那方獨立負擔。女性主義平權運動以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反對所謂的「母職說（Motherhood）」，這個意思是有關照顧家庭、照顧小孩等等這些家務責任，過去被視為生母天職，也就是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部推給生小孩的那一方。但事實上，照顧小孩應該不只是生育方的責任，也是其同居人、伴侶的責任。這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中，因為婚生推定的關係，所以丈夫在小孩生下來那一刻，就肩負了撫養小孩的法律責任，沒辦法逃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只有血緣關係的生育方要負擔撫養責任，另外一個伴侶可以看自己決定要不要收養，一定要走至少三個月的收養流程，且收養流程要經過社工、法官，還不一定會過。

我認為在這之中比起異性婚姻，不管是社工或法官，都應該更需要特別照顧平等權及小孩最佳利益問題。通常我們會認為，對小孩利益來說，一個生母和伴侶都有責任要一起撫養小孩，絕對是比只有生母一個人肩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前者優於後者。

然而收養訪視的報告格式中，「家人對收養人的態度」以及「親子關係的描述」在收養評估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都是需要由訪視人員來觀察和書寫完成。過去在同婚未通過時，曾有社工因認為小孩太小無法面對同儕壓力，所以給出不適合收養的建議，但當時好在法官有考量和體察，所以最後有收養成功。

因此訪視人員在調查時，我認為社會局必須注意第一線人員的訓練，要特別注意同志家庭與異性婚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同，也就是不能因為原生家庭長輩並不一定認同同志，甚至可能有不友善或歧視問題，而成為阻礙孩童受雙親最大照顧的最佳利益。

亦即訪視人員在面對同志家庭時需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1. 不應讓生育方獨自承擔撫養小孩的責任。
2.不應讓原生家庭對同志的不友善，而影響繼親收養的認定，導致小孩高風險面臨法律只有一位血親有責任照顧他/她，這是本末倒置。
3.應重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更加同理同志家庭。

我認為，這不只是同志的問題，還是有關母職的性別平權問題，更是兒童權益問題。我身邊就有掌握，至少五對同志伴侶因為這個收養流程而卻步，最直接影響就是孩子的受照顧撫養權利及未來的繼承權利。

因此我在今天的民政部門質詢中要求社會局：
1. 定期舉辦全台北市訪視人員同志收養工作坊，並提供結案報告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2. 促進社工與同志團體交流，建立聯繫窗口，協助輔導同志收養相關議題
3. 建立社會局同婚收養申訴管道

面對社會的進步，行政機關就要有帶頭的作用，把體制完善，成為同志家庭的後盾，讓這些孩子能生活在一個可以完全獲得最大照顧及友善的社會。